"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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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湾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当前的任务，为达到这任务的完成大家须要通力合作，到民间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心情，而给它们一点帮忙，这正是做哥哥的人可以得到弟弟了解、敬爱的工作，进而可以成为通力合作的基础。
在杨逵看来，当务之急，仍然是通过文化交流，通过到民间去深入生活，通力合作填平这条隔阂的沟。杨逵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这讨论，这运动，当然不是为的“分离”“对立”，更不能也不会是“你争我夺”。
不管内地本地的文艺工作者今天需要联一块儿，竭力找寻一条路，发现定当的创作方法。这也就是今天需要一次嚷嚷，需要先来“一套锣鼓”的理由，但却不是，也不能是“标新立异”，也又不是，更不能是把一个东西变成二个东西，怎么会有“一套你争我夺”的道理呢？
读杨逵、濑南人的文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杨逵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考察、思考台湾新文学的过去、当时和未来的。他强调的是中国的视野、中华民族的意识；他重视的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台湾文学的特殊性，既要看到它严重的存在着，又要团结起来去设法填平这条隔阂的沟，目标只有一个——“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在杨逵的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本土论”，更说不上“战后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完整呈现”！”
第二、杨逵的所有论述的深刻意义，在于进一步巩固台湾人民认同台湾的意识和认同中国的意识融为一体的牢固观念，绝非像游胜冠所说的“台湾人民调整‘中国’在台湾的地位的过程”即使要说“调整”，杨逵的用意，也是“调整”到“台湾是中国的一省”的观念上来。
第三、游胜冠多次说，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许多台湾作家不敢讲真话，言外之意，杨逵的许多言论也是“屈世之言”。“文学台独”派一贯以“屈世之言”的说法，来为他们自己在过去说过、写过大量的有违今日“台独”文论原则的话，来掩饰自己的懦弱、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面貌，现在又以“屈世之言”论，来诬蔑杨逵了。写到这里，我们倒是要提醒游胜冠，杨逵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无可畏惧的爱国知识分子，“四•；六”事件中，他和歌雷，以及台大的学生张光直、孙达人等同被投入铁牢。杨逵是一位敢说敢当的人，只是杨逵的说法不合其意，游胜冠就不惜以侮辱他人人格的手法，妄图达到自己为“台独”张目的目的，这就更显得游胜冠人品和文品的并不高尚了。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
丧失民族气节美化皇民文学为殖民者招魂
——“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掀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举国上下，全民抗战，这使得台湾同胞坚持了40多年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走进了新的历史阶段。广大台湾同胞热望祖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企盼着早日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回到祖国怀抱。他们似乎已经到看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走向了覆亡前的疯狂，企图实现“大东亚圣战”美梦的日本侵略者，分别在朝鲜和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疯狂地推行“皇民化运动”，以期建立“战时体制”。台湾，进入了日本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新文学刚刚赢得的发展新高潮，旋即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极为艰难的发展阶段。
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回归中国，八年间，台湾新文学走向何处去？历史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情景是，日本殖民统治者妄图在法西斯高压下使台湾新文学蜕变为服务于日本侵略战争的“皇民文学”；而挺直了民族脊梁的台湾爱国文学家，则守望在台湾新文学的精神家园，为反抗“皇民文学”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妥协、投降，摧毁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解放的精神，还是反抗、斗争，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引导台湾新文学走向新的胜利？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幸的是，这一段历史，在台湾文坛，现在也被篡改了。人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20年的时间里，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这真是文坛“台独”势力在痴人说梦。无情的历史，在纪念那些为反抗“皇民文学”而坚决斗争的先驱者的时候，也早就把“皇民文学”的炮制者、鼓吹者和推行者钉死在耻辱柱上了。
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坛“台独”势力美化“皇民文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战时体制与皇民化运动给新文学带来浩劫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将校率领1400余人的部队，举兵蹶起，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倒是得以免。哗变的部队占领了皇宫周边的永田町一带，要求改造国家，由军人执政。冈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东京戒严。29日，戒严部队开始讨伐，叛军投降。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上台。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2•；26”事件作出判决，17人被判死刑。7月12日，除矶部、中村外，其余15人被执行死刑。“2•；26”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但整个日本帝国的法西斯化进程加快了。比如，7月10日，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同时，又加紧了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这一年的11月15日，在柏林，日德两国就签定了共防协定。日本国内，几经动荡之后，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为了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比如，1936年6月3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法》公布。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的始政纪念日的庆祝会上殴辱爱国人士林献堂，制造了“祖国事件”。6月23日，日本政府为大力奖励来台移民，成立了秋津移民村。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20日，就实施了《米粮自治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0月，清水人蔡淑悔以中国国民党身份在台组织众友会，提倡民族主义，也立即遭到镇压。到1937年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更形疯狂，总督府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报停止了中文版，《台湾新民报》中文版则缩减一半，并限定6月1日全部废止。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并召开临时部局首长会议，议决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同时下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进入战时体制。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日，就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接着，9月18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1月1日公布《移出米管理案要纲》，11月2日公布《防空法台湾施行令》。这以后，几年之内，日本帝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比如，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声称这一制度是为“皇民化”彻底之同一必要行动。31日，日本内阁议决台湾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在台湾施行《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及其他有关法令，横征暴敛。2日，公布《台湾农业义勇队抬募纲要》。5月5日，实施国家总动员令。28日，日本政府大肆移民来台。6月20日，台湾银行开始收购民间黄金。7月1日，统制石油类消费。9月17日，公布台湾重要物产调整委员会官制。1939年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东京途中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治台重点之“皇民化、工业化、南进三政策，及时开始”。他所说的“南进”，指的是日军南侵以台湾为基地。7月8日，公布《国民征用令》。10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12月1日，牛岛中将任台湾军司令官。12月19日，台中州开始所谓“米谷贡献报国运动”，强行征用粮食支援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1940年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1月25日，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促进要纲》。1941年2月1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称《兴南新闻》。3月26日，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小学、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4月19日，日本当局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发行宣传杂志《新建设》，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12月1日，公布《国民劳动协力令施行规则》。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原住民被秘密编成“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各地参战。30日，公布《台湾青年少年团设置纲要》。1942年4月，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强迫台籍青年参军到南洋战场。1943年1月5日，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6月21日，募得第二批陆军志愿兵共1030人。11月30日，日本政府强召台湾、朝鲜籍留日学生赴前线，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所谓壮行大会。12月1日，强行抽调学生兵入伍。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成所规则》，加强“皇民化运动”。3月6日，公布《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本月，台湾全岛六家日报，即台北《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台中《台湾新闻》，花莲《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8月20日，台湾全岛进入战场状态，开始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
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上不讲日语就不卖给火车票”。（②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事史》。）强迫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在改换姓氏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强制推行了“寺庙神升天”的活动，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②那臭名昭著的“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于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在1998年4月2日—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披露，总共有20万7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5万5千余人，伤残2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2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147人！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2）
就在“皇民化运动”疯狂推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也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前已说明，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禁用中文，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浩劫来临的一个标志。其直接后果，是杨逵主编的中日文并刊的《台湾新文学》接到台湾总督府命令，禁止刊登中文作品，6月，刊行到14期后，宣布停刊。
除了这一年创刊的《风月报》杂志还有中、日并刊到光复才停刊，其他的中文杂志，及至所有的文学杂志，一时间都不见踪影了。
1939年，长期在台的一些日本作家，以西川满为首，集合了滨田隼雄、北原政吉、池田敏雄、中山侑等人筹备成立“台湾诗人协会”。成员中，还包括有台湾作家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西川满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了。日本学者近藤正已的《西川满札记》就指出：“若要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而他的作品，即使以台湾历史为题材写的片段，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到他的真实右翼思想。比如，在《赤记》里，西川满就写道：“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在《云林记》里，西川满又写道：“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引自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文载《台湾风物》，1980年9月、12月之第33卷3、4期。）1939年筹组“台湾诗人协会”时的西川满，已经自踞于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榜首，决心要充任日本“皇民文学”——文学侵略军的司令官了。
9月9日。“台湾诗人协会”正式成立。12月，协会的机关刊物《美丽岛》出刊，西川满、北原政吉任主编。《美丽岛》一共收有63人的作品。卷头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苇平执笔撰写。《美丽岛》只发行了一期。
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