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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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筹备改组“台湾诗人协会”为“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1月，改组完成，并于1月1日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文艺台湾》。西川满把持这一阵地，自任了《文艺台湾》的主编兼发行人。“台湾文艺家协会”共有台、日作家会员62人。其中，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等学校教授、警务局长、情报课长等，殖民统治当局的官方色彩极浓。尤其是，这一年，日本国内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之后，“台湾文艺家协会”又因总督府情报部部长、文教局长、文书课长等高官担任顾问，“透过文艺活动，协助文化新体制的建设”的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41年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和响应“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出任会长，西川满任事务长。矢野峰人虽然是个象征派诗人，但是，和西川满一样，也带有浓厚的殖民者统治意识。他曾以《文艺报国的使命》为题演讲。这“文艺报国”的话题，后来，在1942年6月由情报局指导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章程里有明确的阐释是：“本会目的在于……，确实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又在同年成立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那里有了回应。这个“报国会”就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实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参见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看来，“台湾文艺家协会”的这次改组，也是有定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1941年3月，西川满另行组织“文艺台湾社”，《文艺台湾》改由“文艺台湾社”发行。《文艺台湾》以“台湾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名义刊行了6期。改组后，名义上是同仁杂志，其实是由西川满一个人控制的。
这一年5月，张文环与王井泉、陈逸松、黄得时、中山侑等人组成“启文社”。5月27日，创刊《台湾文学》，成员以台湾作家为主，除张文环外，还有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
也就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赖和遭到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局的共同调查，被捕50多天。
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特派久米正雄、菊地宽、中野实、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来台湾，在各主要城市巡回举行“战时文艺演讲会”。8月，台湾“皇民奉公会”设置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就任文艺班班长，“台湾文艺家协会”和“皇民奉公会”公开合流。10月，日本帝国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妄图把亚洲文学界都拖进“大东亚共存共荣”的罪恶活动中去。返台后，12月间，由“皇民奉公会”作后援，“台湾文艺家协会”组织他们在台北、台中、台南各地巡回举行“大东亚文艺讲演会”，极力鼓吹“皇民文学”。
1943年2月，“皇民奉公会”举行第一届“台湾文学赏”颁奖。西川满的《赤记》、滨田隼雄的《南方移民村》和张文环的《夜猿》得奖。2月17日，“日本文学报国会”事业部长户川英雄等来台。3月，成立“统制会社”，由《台湾日日新报》社长担任社长，把电影、戏剧也纳入战时体制。4月，在台湾总督府情报部及“皇民奉公会”各部指使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其《规程》声称：“支部为谋所属会员之亲睦，透过台湾文学奉公会，以实现本会……之目的，努力宣扬皇国文化。”与此同时，“台湾文艺家协会”宣布解散。另外，又成立了“皇民奉公会”管辖下的“台湾文学奉公会”。
11月13日，由“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和“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协办，在台北公会堂召开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讨论的题目是“ 确立本岛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到会的台、日作家约60多人。会前，台湾总督府的出版控制机构曾给全台报刊杂志下达提出“申请废刊”的命令。这次会议上，为贯彻这一“申请废刊”的决定，以西川满为代表的“皇民文学”势力，藉着决战态势的压力，向张文环的“启文社”的《台湾文学》开刀了。西川满三次发言，表达了“文艺杂志进入战斗配置”的决心，表示愿意把《文艺台湾》奉献给当局，同时还逼迫张文环的《台湾文学》废刊。会上，引发了双方面对面的斗争。
1944年1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终刊号上，关于这次会议大致上有这样的记载：首先是西川满的发言。他表示对台湾作家只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态度十分不满，接着，他以献出他所主导的《文艺台湾》杂志给日本决战体制为手段，要求其他文艺杂志也一齐跟着进入“战斗配置”，逼使不积极配合决战态势的文学杂志废刊。这实际上是针对以台湾作家和非法西斯日本作家所组成的《台湾文学》的。西川满的提议，当场引发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黄得时反驳道：“没有必要进行对文学杂志的管制，就像广告一样，愈多愈有人看，杂志也一样愈多愈好。”
滨田隼雄警告黄得时说：“不要把对物质的经济管制和对文化的指导统制混为一谈。”
杨逵赞成黄得时的意见，说道：“抽象的皇民文学理论与杂志的统合管制问题，完全是两回事。”
神川清恼羞成怒地批评杨逵的发言道：“现念与具体实践是不可分离的。”并提醒杨逵道：“假如在政策上两者分离的话，国家将会灭亡。”
黄得时再说：“我并不反对西川满将《文艺台湾》献出的话，这是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杂志并没有跟着配合的义务。”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3）
接着，西川满又提出了动议，要求日本军国殖民主义当局撤销文学结社，把作家全部纳入“台湾文学奉公会”，进行文学管制。西川满甚至还赞同在“台湾文学奉公会”下另设“思想参谋本部”，对台湾作家进行思想控制。
这次会议，在台湾总督府保安课长的讲话中结束。他说：“对决战态势无益的都不可要；文学作品也一样，只有对决战态势有益的才可发表。”这等于宣布了——“皇民文学”取代了台湾文学，日本军国殖民体制完全支配了台湾文学界。
会后，日本殖民主义者还继续打压台湾作家。比如，神川清写了《刎颈断肠之言》一文，批判杨逵的发言。他认为，杨逵的发言是本次会议中最不幸的事，这也许是由于杨逵不努力而生的无知；但是，以这样的态度从事文学的人，居然仍然可以在台湾安居筑巢，真是太遗憾了！又比如，河野庆彦写了一篇“决战文学会议”的感言《朝向思想战的集合》，对于台湾作家的“阳奉阴违”的态度，进行了攻击。他写道：“从会场的空气中感觉到，（台湾作家们）只是把头探出来，说些诸如皇民文学、战斗文学的漂亮话，但双脚依然原地不动。……使人嗅到台湾文学的‘体臭’，感觉到泥巴和口水到处乱喷……我非克服这些内含的矛盾不可。……台湾文学已到了非‘脱皮’不可的时刻了，不要写在表面上装出总亲和的样子，而是要真正成为一支受统御的思想部队。”（有关“决战文学会议”的记录资料，会后神川清、河野庆彦文章的资料，用的是曾健民的中译本。曾译，引用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结算》一文中。文载《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8年冬季号。）
显然，这一次推进“皇民文学”的会议，就是要使台湾文学“脱皮”成受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统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队——“皇民文学”部队。
《台湾文学》是在1943年12月13日接到废刊的命令的。吕赫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今天当局下达《台湾文学》废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无量……。”
《文艺台湾》和《台湾文学》废刊以后，1944年5月，在“台湾文学奉公会”名义下创刊《台湾文学》，同时还刊行了《决战台湾小说集》乾、坤两卷。
1944年6月15日，盟军攻陷赛班岛。16日，由中国基地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第一次轰炸北九州，开始了对日本的总反攻。7月21日，美军登陆关岛。日本本土和台湾处于盟军飞机猛烈轰炸之下，台湾进入“要塞化”时期。日本在台军国殖民当局对台湾文学的指令也由“决战文学”进入了“敌前文学”。为了配合这一形势，《台湾文艺》6月号刊出了“台湾文学界总蹶起”的专题。
这中间，为了强制推行“皇民文学”，1943年还爆发了一场有关“狗屎现实主义”的论战。
从上述战时体制下台湾“皇民文学”发展的过程来看，“皇民文学”势力正是在日本军国殖民体制下由御用日本文人操纵的一股法西斯势力。以西川满为代表，它是通过打压台湾文学而树立起来的。它是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在台湾施行的战争总动员体制的一环，是法西斯的“思想部队”。
在“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上，“台湾文学奉公会”会长山本真平曾说：“后方战士的责任，是在扩大生产以及昂扬决战意识；亦即与武力战结为有机一体的生产战、思想战……在思想战方面，诸位文学者正是承担着增强国民战力的任务。”关于这“任务”，山本真平说：“文学家既蒙皇国庇佑而生活，当然应当与国家的意志结成一体……。今天的文学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在反刍个人感情，而应该是呼应国家的至上命令的创作活动，当然，文学也一定要贯彻强韧有力、纯粹无杂的日本精神来创作皇民文学。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曾健民译文。出处同前。）这就清楚地说明了“皇民文学”的“思想部队”的性质和“思想战”的性格。
对于这种“以文学的力量，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以文学为武器，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的“皇民文学”，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日本殖民者在文学战线上的代表人物，还提出了他们的批评标准。曾健民在1998年回过头来清算“皇民文学”的时候，在他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里，摘取了西川满、滨田隼雄、神川清等人文章的一些言论，指出这些批评标准是：
文学批评的基准就在日本精神。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于天皇之道，如果把作为文人的自觉摆在作为日本人的自觉之上的话，我认为他除了是国贼或不忠者之外，什么都不是。
在皇国体的自觉中发现文学的始源，要求贯彻皇国体思想，把作品中国体结合在一起。
在终极时的精神燃烧——天皇陛下万岁，是一个文学者的描写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在决战下，我们思想决战阵营的战士们，务必要扑灭“非皇民文学”，要扬弃“非决战文学”。
我要为皇民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笔剑击倒敌人而后已。
在这样的说教中，“皇民文学”已经明确地被铸定为体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了。
当然，“激励本岛青年朝向士兵之道迈进”，“激昂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也是“皇民文学”对作品题材、主题的一种具体的规范。当时，极少数的台湾作家，丧失了民族的气节，自甘堕落，也的确创作出了这一类的“皇民文学”的作品，以效忠于日本殖民统治者，效忠于日本天皇。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4）
第二 爱国文学家批判殖民者的狗屎现实主义论
在日本殖民当局加紧推进“皇民文学”的时候，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尽量回避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法西斯文艺政策，继续以台湾的现实主义的传统的文学精神，描写台湾人民的生活，以表现台湾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台湾人民不甘于殖民统治的精神苦闷为主题，用文学创作的实践抗拒“皇民文学”派的压力，努力不使台湾文学沦为皇民化、御用化。这种文学精神，这种创作方法，自然成了推进“皇民文学”的一大障碍。
于是，一方面，用召开“决战文学会议”的办法来迫使台湾爱国作家就范；另一方面，日本殖民当局决定要对这种文学精神、创作方法进行围剿了。
一场关于“狗屎现实主义”（有关这场争论的文章，都是曾健民中译过来的。曾译中文译本，发表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1999年秋季号上。为这场争论，曾健民同时还发表有《评论〈狗屎现实主义〉争论》一文。本书书写，多有采用。曾健民文中，对“狗屎现实主义”译名，有如下的说明：“原文是‘粪リアリズム’；在日文中，‘粪’这字，如果当作形容词用，有轻蔑骂人之意，若当作名词用就与‘屎’、‘大便’同义，因此译成‘狗屎现实主义’比较接近原意。”）的争论就此激烈展开。
挑起这场争论的，是滨田隼雄在1943年4月号的“台湾皇民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时报》上发表的《非文学的感想》一文。滨田隼雄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大东亚圣战”时期转向，成了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主义的御用文人。在这篇文章里，他指责台湾文学有两大弊病：其一，是“有太多的文学至上主义的、从而是属于艺术至上主义的，而且充其量只不过是外国的亚流的浪漫主义”；其二，是“无法从暴露趣味的深渊跳脱出来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滨田隼雄在阐说所谓台湾文学的“自然主义的末流”时，指责大部分的“本岛人作家”只会描写“现实的否定面”，而滨田隼雄所说的“现实的否定面”，指的就是爱国的台湾文学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当时的日本军国殖民体制的“决战态势”的现实采取否定的、不关心的或是逃避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指责台湾作家对日本的决战体制只采取逃避、不关心或否定的创作态度，只顾描写日本决战现实的负面的台湾社会现实。
随后，西川满上场，在“台湾文学奉公会”成立的那天，5月1日出刊的《文艺台湾》上，发表了一篇《文艺时评》。
在这篇《文艺时评》里，西川满借着推崇日本小说家泉镜花来攻击、辱骂台湾文学的主流是“狗屎现实主义”。泉镜花的主要作品有《高野圣》、《歌行灯》、《妇系图》、《日本桥》等。泉镜花的作品世界与日本的前近代文化以及土俗社会有很深的关联，作品的特色是富有鲜艳的色彩和梦幻性。受年少丧母的影响，由恋母之情转移到文学上对女性情深的描写，一直都是他的作品的重要主题。西川满在这篇《文艺时评》里怎么吹捧泉镜花人们可以不管，但他用吹捧泉镜花来攻击和辱骂台湾文学却令人不能容忍。西川满攻击“向来构成台湾文学主流的‘狗屎现实主义’，全都是明治以降传入日本的欧美文学的手法”。“这‘狗屎现实主义’，如果有一点肤浅的人道主义，那也还好，然而，它低俗不堪的问题，再加上毫无批判性的生活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