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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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文学台独”是“台独”在文学领域里的表现，是“台独”的一个方面军。鼓吹“文学台独”，就是使“台独”文化化、文学化。它是使“台独”泛化到社会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政治“台独”一时无法得逞而先行炮制“文化台独”的险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台湾“台独”势力一时还不敢公开“明独”，而要先行炮制“暗独”的一个险恶的步骤。因此，鼓吹“文学台独”就是利用文学为政治“台独”寻找根据，制造舆论，就是为政治“台独”张目，为政治“台独”作准备。　　　　
　　　　我们知道，“台独”即主张“台湾独立”的思潮与活动，是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台湾重归于中国版图之后开始的。“台独”活动是台湾社会的毒瘤，“文学台独”则是这个毒瘤上的恶性细胞。　　　　
　　　　“台独”思潮与活动的畸形孳生和恶性发展，有它复杂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也是美国、日本反华势力支持和串通共犯的产物。“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就在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孳生和发展的土壤上兹生和发展，跟随着整个“台独”思潮与活动的孳生和发展而孳生和发展。只不过、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时期，台湾当局采取打击“台独”活动的措施，“台独”势力在岛内难以生存，不得不孳生于海外，先在日本，后以美国为大本营，大肆进行活动。当时，台湾文学界，极少数具有分离主义倾向和“台独”思想的人，还不敢在岛内公开鼓吹“文学台独”。到了70年代后期，台湾岛内“反蒋民主”运动兴起，“台独”分子披着“争民主、争人权”的外衣大肆活动，“文学台独”势力终于登台表演。　　　　
　　　　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最早敲响了“文学台独”出台的锣鼓。这以后，如同陈映真所说“历史给予台湾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主义以将近二十年的发展时间。”其间，经过叶石涛及其追随者彭瑞金、张良泽、陈芳明等人，把“文学台独”的思潮与活动，推向了极致，以至于，公然叫嚷“台湾和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台湾文学是独立自主的文学”，“中国文学与日本、英、美、欧洲文学一样，是属于外国文学的”（叶石涛：《台湾文学入门》。春晖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第9页、第8页）；公然叫嚷，二战之后是“外来的中国”对台湾实行“再殖民统治”，最后使得台湾彻底与中国“分离”，台湾文学最后与中国文学彻底“分离”（见陈芳明著《台湾新文学史，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载《联合文学》1998年8月第178期。）；还公然叫嚷“‘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初版，第442页、第441页。）。　　　　
　　　　“文学台独”的炮制者和鼓吹者，痴人说梦般抛出的思想和言论，主要之点是：　　　　
　　　　第一、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多源头、多语言、多元化的文学。其中，中国新文学的影响远不如日本等外国文学影响大，甚至于，张我军受大陆五四文学革命影响而提出的台湾“白话文学的建设”，是一条“行不通的路”。这是要从源头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二、台湾新文学的历史发展，就是文学中的“乡土意识”向着“本土意识”、“台湾意识”、“台湾文学主体论”的发展。其间，30年代初的台湾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40年代的《新生报》《桥》副刊上有关“台湾文学属性”的讨论、70年代乡土文学的论争，还有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全都被篡改了历史，扭曲变形了面貌，歪曲了本质。这是要从流变过程上割断台湾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第三、与这种“源”、“流”的分裂割断相呼应，还和日本反动学者一起，美化“皇民文学”，为“皇民文学”招魂。　　　　
　　　　第四、为“独立”的“台湾文学”寻找“独立”于祖国统一的汉语言文化之外的语言文字书写工具，又肆意抹煞历史、歪曲事实，反科学、反文化地将台湾岛上普遍使用的汉语闽南次方言（“闽南次方言”是汉语闽方言的一支。“方言”、“次方言”都是语言科学中划分“方言”的术语。）和客家方言说成是独立的“台语”，鼓吹“台语”书面化，鼓吹另造“台语文字”，以便创作“台语文学”。　　　　
　　　　第五、为了使“文学台独”得到文学史论著作的学理支撑，又特别鼓吹用分离主义的文学史观和方法，构建和写作以“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的“台湾文学史”。　　　　
　　　　这样的言论是不能不加以批判的。这样的分离主义活动是不能不加以揭露的。　　　　
　　　　这样的思潮与活动，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后果。　　　　
　　　　比如，它遮蔽了历史，误导青年一代对台湾新文学的源流、本质及其具体史实的认知和认同；　　　　
　　　　又比如，它在文学教育、文学研究体制上诱导一批“独立”于中文系、所之外的，与中文系所分裂为“两国”文学系、所的台湾文学系和台湾文学研究所。台湾当局最近全力推动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系，所的设立，由主张“文学台独”主张的教师全面支配台湾文学的教研领域；　　　　
　　　　再比如，它导致了台湾当局禁用大陆通用了十几年并得到国际公认为标准化汉语拼写的汉语拼音方案，进一步为“创造”“台语”文字、炮制“台语文学”作了准备；　　　　
　　　　还比如，它由美化“皇民文学”而美化了日本殖民者在台的殖民统治，美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更为严重的是，它用这种喧哗的杂语和鼓吹“台独”的文章，毒化民族感情和社会普遍心理，从心智上摧残统一的民族文化；　　　　
　　　　……　　　　
　　　　这都促使我们要大力开展对“文学台独”的批判。　　　　
　　　　开展这样的批判，是要——　　　　
　　　　展示“文学台独”孳生的土壤；　　　　
　　　　揭示“文学台独”的发展情况；　　　　
　　　　批判“文学台独”的主要言论和分裂活动。　　　　
　　　　在这种批判里，为行文的方便，我们将“文学台独”的上述五个方面的思想和言论中的一、二两个方面，重组为两个大的话题予以展开，即：　　　　
　　　　批判之一，就“文学台独”从理论上用“本土化”、“自主性”、“主体论”来对抗台湾新文学的“中国文学”属性而展开；　　　　
　　　　批判之二，就“文学台独”从史实上用歪曲历史的伎俩来为“台独”寻找历史根据而展开。　　　　
　　　　至于“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之四、之五，则依原列三、四、五三个方面，分别就“皇民文学”问题、“语言”问题、“文学史构建”问题加以展开。　　　　
　　　　这二十几年，在台湾文坛的统、独大论战中，台湾“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情况，值得我们重视；他们宝贵的斗争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爱国激情和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值得我们敬佩！　　　　
　　　　台湾“统派”思想家和文学战士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曾经遭到岛上少数“台独”分子的仇视和反扑，甚至恐吓和辱骂。我们现在大力开展批判“文学台独”的斗争，也会遭到这些“台独”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比如陈芳明，1999年8月就在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载《联合文学》1998年8月第178期。）里说，他的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与编写工作还面对着另一种挑战。他板着一副“外国人”的面孔，耍着一口与中国人为敌的腔调说：“挑战的主要来源之一，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在最近十余年来已出版了数册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专书”。使他倍感恐惧的是，这些著作，“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环，把台湾文学视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存在，甚至认为台湾作家永远都在期待并憧憬‘祖国’。”陈芳明诬蔑这种见解“只是北京霸权论述的余绪”，“中国学者的台湾文学史书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新殖民主义！”显然，他这是在猖狂地向全中国人民，也向中国文学史学科、向全中国的文学史论研究工作者提出挑战！在台湾、在香港、澳门，在其他海外国家和地区，当然还有在大陆的，爱国、维护国家统一也尊重台湾文学发展史实的所有的文学史论研究工作者，都将迎接陈芳明的这一挑战。　　　　
　　　　可以断言的是，陈芳明们，还有他的前辈叶石涛们，如不改弦更张，他们的“文学台独”言论必将成为“台独”势力的殉葬品而归于死灭！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国家的统一，文学的大一统发展，是谁也逆转不了的历史大势，这是不以任何“台独”意志为转移的。　　　　
　　　　面对祖国必将完成统一的大势，历史要给“文学台独”势力的一声棒喝是：文学领域里的“台独”谬论可以休矣！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1）

　　　　“文学台独”既然是政治上的分离主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那么政治领域里的分离主义，就必定是“文学台独”赖以生存、发展的条件了。　　　　
　　　　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对于1942年美国驻外人员策动，要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让台湾独立的种种阴谋来说，应该划上句号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外国反华势力和台湾本岛的新老分离主义分子，并不就此罢休。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美、日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贼心不死。　　　　
　　　　美国有关“台独”的主张，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东战略小组的提议。美国国防部军事情报总部台湾问题专家柯乔治所著《被出卖的台湾》一书说到，“台独”，是在1942年初诞生在他的脑袋中的。他说，他的这一“创见”，是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的。他写道：“到底我们能不能确实保证台湾不会于将来再度成为美国西太平洋利益的威胁？”“历史上早就指出台湾在西太平洋边缘的军事战略重要性了，台湾资源和工业发展远胜于中国大陆诸行省，如此重要，不容我们轻易将台湾交给中国人控制。”因此，为了保障美国在台湾的利益，柯乔治主张让台湾“自治独立”，或由美国托管再举行公民投票“自决”。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国务院没有接受柯乔治的提议。美国国防部的远东战略小组也在1942年春建议麦克阿瑟，从日本手中夺取台湾后，由美国军队暂时接管台湾，战后再进行“台湾民族自决”或成立“台湾共和国”，并着手培训一批“接管”台湾的行政人员。　　　　
　　　　不过，1945年1月14日，日本投降前夕，美国代理国务卿罗威特向总统杜鲁门呈送的备忘录，还是说到：“如果中国共产党企图违背台湾人民之意愿，以武力犯台，或者台湾人民本身起事反对中国统治，联合国将可以台湾局势已对和平造成威胁，或以台湾实质地位问题为根据，有正当理由采取干预行动。印尼情势可作参考，联合国的干预可透过澳洲或菲律宾政府出面要求为之，然后徐图安排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人民之意愿。”罗威特还说：“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如果台湾要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或许美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它或许仍有可能鼓励中国人成立一个非共的地方政府，自己促成台湾免于沦陷入共党控制。同时，美国亦应准备，一旦上述措施均告失败，必要时即以武力干预。美方之军事干预……宜以国际上可受支持之原则，即台湾人民自决之原则，进行干预。这就牵涉到鼓励台湾自主运动。如果岛上中国政府明显地已无力阻止台湾陷共，则台湾自主运动即可全面发动。”罗威特说的“台湾自主运动”，就是“台独”运动。只是，罗威特备忘录提出不久，第二次大战结束，“台独”之议，又一次作罢。　　　　
　　　　1947年3月初，当台湾爆发“2。28事件”后，美国驻台北总领事馆向华盛顿建议，以目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的一部分为由，用联合国名义进行直接干预，同时向中国保证，待有一个“负责的中国政府”后再归还中国。这是“台湾地位未定论”和“联合国托管方案”的先声，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　　　　
　　　　随后，1948年11月24日，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就要覆亡之际，美国有关官员开始主张调整美国对台政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上将李梅又提出了《台湾的战略重要性》的备忘录。备忘录说：“参谋长联席会议已就台湾及其邻近岛屿一旦落入可能受克里姆林宫指挥之共党政府手中，对美国之安全有何战略影响一节，提出评估。参谋长联度席会议认为，情势若发展至此，对美国安全之战略影响，将极其不利。”备忘录还认为：“从战略观点看，届时还更加强了台湾对美国的潜在价值，可供为战时基地，能用以发动部队、战略空军作战，以及控制邻近航路。台湾还有一项战略重要性，即是她是供应日本粮食及其他物资之主要来源。”基于这种评估，美国军方重提了美国政府应该推动“台独”的议题。　　　　
　　　　再往后，1949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在一封绝密信中说：“我们国务院所有的人都强烈感到我们应该用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取得对（台湾）岛的控制。”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在一份报告中表明了美国推动“台独”的立场。报告在比较了不同的对台方案之后，认定，“美国的利益只有在台湾不受苏友好政府控制之下，始可达成”。报告认为：“美国应有准备，如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即应利用台湾自主运动。”8月，美国根据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作出决定：“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美国还应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扶植台湾自主分子，俾使其发动台湾独立时，可含美国之利益。”　　　　
　　　　当年中国驻美大使顾维均，也在日记里记录并分析了美国的对台政策，指出，“美国也可将台湾作为防御共产主义的碉堡，由联合国监督，举行公民投票，以测验台湾人是否愿意独立！”　　　　
　　　　虽然，美国政府推动台独的政策没有敢于公开实施，但是，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台北的《中日和约》，还有1954年的《中美协防条约》，又都炮制了一个“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事实证明，美国反华势力一直阻挠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直至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的本质也并未改变，仍然扶植“台独”，阻挠中国完全统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后，“台独”势力以美国为基地，在海外发展组织，大肆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一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庇护。　　　　
　　　　就日本而言，从历史看，日本帝国势力正是“台独”的始作俑者。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