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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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就小说的艺术品位来说，这篇《志愿兵》，水平也很低，但是，它十分讨好日本殖民当局。前已说明，日本当局宣布决定在台实施志愿兵制度是在1941年6月20日，也就是过了三个月，到9月，周金波就写出了《志愿兵》。西川满拿到《志愿兵》，立即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也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发表。第二年6月，还给《志愿兵》和《出生》发了“文艺台湾奖”。日本殖民当局如此称许周金波的《志愿兵》，当然是因为他这篇小说表现出来的汉奸性的“皇民文学”品格。对此，周金波那时是供认不讳的。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上，刊登了一篇“谈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有一段周金波的发言就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个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由此看来，高进六和张明贵这两个人物显示的虽然是怎样炼成“皇民”的方法不同的分歧和争论，但是，周金波触及的仍然是一个身为台湾人如何蜕变成优秀的日本人的问题。
在这方面，陈火泉的《道》也得到了日本殖民当局的高度赏识。
陈火泉是彰化县鹿港人，生于1908年。台北工业学校毕业后，进入台湾制脑株式会社工作。1934年之后，在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做事。陈火泉的小说《道》发表在1943年6卷3号的《文艺台湾》夏季特别号上。随后，陈火泉又在《文艺台湾》的6卷5号上发表了《张先生》，也不断参加日本殖民者召开的座谈会。1943年底，列为西川满的“皇民文学塾”刊行的“皇民丛书”之一，由日本人大泽贞吉写序文，《道》出版了单行本，其作者，陈火泉也改署了日本姓氏“高山凡石”。《道》还入选为当年下半期日本文学大奖“芥川奖”的五篇侯选作品之一。陈火泉后来还有作品《峰太郎的战果》发表在《台湾文艺》的1卷6号上。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9）
在前述的“决战文学会议”上，陈火泉曾有《谈皇民文学》一文发表。陈火泉说：“现在，本岛的六百万岛民正处于皇民炼成的道路上；我认为，描写在这皇民炼成过程中的本岛人的心理乃至言行，进而促进皇民炼成的脚步，也是文学者的使命。”这是我们解读小说《道》的一把钥匙。
小说《道》写了这么几个人物——陈青楠，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直辖的“制脑试验所”的雇员；宫崎武夫，预备役陆军工兵少尉；广田直宪，樟脑技术股长；武田，陈青楠升官的竞争者；稚月女，陈青楠的同事，红粉知己。《道》的故事也很简单。陈青楠一直在致力于灶体的改良，以便提高樟脑的产量。他生活清苦，夫妻、老母和三个孩子一共六个人只能挤在一个四席半大的房间里。三、四年前，人们就传言他要升职了。然而，因为他是台湾人，就一直不能如愿以偿。有一次，在酒席上，为了一点小事，日本同事武田欺负了陈青楠。从这以后，他很在意日本人的种种作为。其实，这个陈青楠，自以为他已经是个优秀的日本人了。但是，在日本本土的“内地人”和台湾岛上的“本岛人”之间使用日语的语言区隔下，他还是感到非常迷茫。于是，像是一个“漂泊的‘思人’”，他常常“冥想”，时时活在一串内省的生活中。比如，武田在什么样的心情下打人？自己的出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他像被迫站在法庭上的被告陈述？为什么本岛人不是人？后来，陈青楠就希望藉着通过“皇民”的信仰来解救台湾人的命运了。也就是说，他想明白了。不是具有日本人的血统才是日本人，而是要经由“历史锤炼”表现的人民，才算是日本人。趁着撰写提炼樟脑的新方法的机会，陈青楠决定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信念，要写成一篇《步向皇民之道》的文章了。不料，他向广田股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之后，反倒叫股长说了一句“不要忘了血缘的问题”，自己的想法又被震碎了。到了1942年6月20日，陈青楠看到“志愿兵制度实施”的报道，兴奋、激动不已，连夜提笔，边流泪边写下了一首“台湾陆军特别志愿兵之歌”。遗憾的是，几天之后，那广田股长又是当头一棒，不但告诉他“升官”无望，而且还不客气地对他说“本岛人不是人啊！”陈青楠几乎崩溃了。眼看过去所建立的一切价值观刹那间就被摧毁了，陈青楠一时陷入了神经衰弱的状态中。半年的日子里，他一直郁郁寡欢。有一天，陈青楠忽然发现，自己的问题是出在，自己一直都用台语思考台湾人的想法，如果要做真正的日本人，除了“用国语（指日语）思想，用国语说话，用国语写作”之外，别无他法。想通了这一点，陈青楠又开始振作起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陷新加坡的消息传到台湾，陈青楠自告奋勇地志愿从军，期望自己成为“皇民”，能与日本人共同作战，以达成“皇民之道”的任务。这时候的陈青楠，确信自己必能成为第一个高喊天皇陛下万岁而死的人。那位红粉知己的稚月女，在陈青楠心目中已然是像“伟大的日本之母”了。决定了从军的陈青楠，对稚月女表明心志说，本岛人若不和内地人面对共同目标、共同的敌人，一起流血、流汗，就不能成为皇民。现在正处于历史的关头，要创造血的历史。陈青楠还嘱咐稚月女，当他战死之时，希望她写下这样的墓碑铭：“青楠居士在台湾出生在台湾成长成为日本国民而死”，或是：“青楠居士成为日本臣民。居士为天业翼赞而生，居士为天业翼赞而工作，居士为天业翼赞而死。”
这样一个《道》，真是将通往“皇民”之道演绎和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了。难怪，西川满说，读了《道》，他感动得“热泪盈眶”，是“惊人之作”，“希望让每一个人都读到”。也难怪，读了《道》，滨田隼雄夸奖为“最杰出的皇民文学”，“独特的皇民文学，是从未出现过的如此令人感动的作品”。顺便说一句，《道》发表后，陈火泉不仅在文学上出尽了风头，第二年，他在总督府专卖局的工作，也如愿以偿地升任为“技手”了。
一方面，是西川满、滨田隼雄以及叶石涛等在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创作方法上出重拳打压；一方面，是周金波、陈火泉等在小说创作上用作品为殖民体制、“皇民化运动”效劳，树立榜样，继续施压。这就是“战时体制”下，台湾爱国文学家们处在“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敌前文学”、“文学管制”的环境中所面对的险恶形势，艰难处境。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0）
第四 台湾文坛批判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
台湾文坛批判“文学台独”为“皇民文学”翻案的反动逆流，经历了两个回合的斗争。第一个回合，发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第二个回合，发生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
先说第一个回合。
1977年5月，叶石涛在他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里，引用张良泽在《钟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经验与祖国经验》一文结尾处的一句话说：“近代中国民族的厄运应该由中国民族自己负责，我们不能全归罪于外来民族。”叶石涛对此加以呼应说，“一味苛责日本作家也是不公正的”。
张良泽后来对于自己曾经怀抱中国“民族大义”而批判过“皇民文学”，也是深为“后悔”的。他说，这也是国民党当局“反共爱国”教育的结果。
其实，张良泽并没有真正地批判过“皇民文学”。1979年，正在日本筑波大学协助研究台湾文学的张良泽，在11月5日的日本《朝日夕刊》上发表了《苦闷的台湾文学——蕴含“三脚仔”心声的谱系•；浓郁地反映迂回曲折的历史》一文，用所谓的“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张良泽说：
如果相机的脚架改成两脚，就会倒掉；改成四只脚，则又会因地面的状况而站立不稳。不论如何，脚架还是三个脚的好。至于人，则不论怎么说，两条脚的才是堂然的人。在日本统治时代，两条脚腿的台湾人，以“四脚仔”骂日本人。
不幸的是，我们自小被人呼做“三脚仔”。但这决不是我们真的比别人多长了一条腿。只因为父母受日本教育，按日本姓氏“改姓名”；为了取得配给物资而使家人说日本话，变成所谓“国语家庭”。当不成“皇民”，驯至成了非人非畜的一种怪物，为“汉人”所笑。
这样的“三脚仔”，张良泽认定是一种“中间人种”。他的解释是：
日清战后，台湾割日，其后直至二次大战终结的五十年零四个月中，产生了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间的中间人种“三脚仔”。
台湾有史四百年间，作为汉民族之一支流的台湾人，不断地被逼到夹在异民族的统治和同民族间的对立的情况。为了偷生而百般隐忍，甘于做三脚的怪物，既无蜂起反抗的勇气，又不甘于当“狗”当“猪”，受役于人。三脚人便愈益苦恼了。
在张良泽看来，这“偷生”、“隐忍”，便是介乎“大和‘皇民’”与“中华‘汉民’”之间日据时期台湾岛上的“中国人种”的“三脚仔”文学的精神。
陈映真在1981年2月22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思想的荒芜——读〈苦闷的台湾文学〉敬质于张良泽先生》一文，批判了张良泽的“三脚仔”文学论。陈映真首先指出，“若以‘三脚仔’精神来概括整个从日据时代以迄今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就不再是张先生个人研究上的态度和哲学的问题”了，这是必须深入讨论清楚的。陈映真分析说，人类社会史上，“殖民者民族，凭其不知羞耻的暴力，在政治、社会、军事、文化一切生活的诸面上，支配殖民地民族。在心理上，支配者眼中殖民土著，是卑贱、愚蠢、没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陈映真写道：
正与历史上一切殖民统治的结构一样，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统治的、少数的异族征服者，而底部则是广泛的被支配的殖民地土著民族。介于二者之间，便是为异民族统治者所豢养、所使用的一小撮土著民。这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在征服者未来以前所蓄积的利益，或者为了借征服者的威势在殖民结构中获取利益，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为征服者鹰犬。在生活上和心智上，这些人尽其全力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学习使用支配民族的语言，吃支配者民族的食物，穿支配者民族的衣着，并且对自己母族的血液、语言、生活习惯和文化，充满了自卑、甚至怨毒的情绪。如果我们回顾日本支配下“满洲”、“南京政府”和台湾的文献，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被征服者和知识分子疯狂歌颂支配者，对自己民族怀抱着深切的种族自卑，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加以酷似于支配者口气的恶骂。
这样的少数一些人和知识分子，自然受到民族的卑视。在大陆，他们是“狗腿子”、“汉奸”；在台湾，他们正是介于“两腿”的台湾人和“四脚仔”（日本统治者）之间的，“非人非兽的怪物”，即所说的“三脚仔”。
“三脚仔”最明白的、约定俗成的意义，就是“汉奸”。以“三脚仔”精神，概括台湾文学精神的一般，即使是一个真正的三脚仔，怕也不便、不敢出口的，何况张先生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1）
陈映真以为，“作为施暴者鹰犬的‘三脚仔’族”，如果不再看他们那些无耻的、凶残的“恶疾”，他们也是“日本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作为施暴者的鹰犬的‘三脚仔’族，也成为被支配者、被施暴者民族的巨大的伤口”，因而，对于“大部分尚苟活甚至于活跃于台湾生活的过去的‘三脚仔’族”，他无意“施以严厉的指责”，但是，鉴于张良泽的“三脚仔”论歪曲了台湾文学的精神，他还是要指出这么几点：
（一）所谓“三脚仔”，不是“没有蜂起反抗的”支配殖民的“勇气”，而是不但根本没有反抗的意念，他们认同于殖民者，挖尽心血依照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诅咒、怨叹自己身上流的是“下等”的自己民族的血液，而不是统治民族的“高贵”的血液。以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耻。在日据时代台湾抵抗文学中常常受到嘲笑的人物，是那些说必蹩脚的日语，穿必和服，食必“味噌汤”的人，这正是所说的“三脚仔”。他们决不是不甘为“狗”（日本人），正相反，他们是抛却一切廉耻想要当“狗”的人。
（二）张先生似乎想要在“台湾史的四百年”中，寻找这样一种人：反对异民族的统治，也厌恶“同民族对立”的，既不认同于殖民者民族，又耻于承认自己和落后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的第三种“人种”。从而，张先生引喻失当地把这第三个“人种”名之为“台湾人”，即“三脚仔”！
十九世纪发展出来的帝国主义，以无限制的贪欲和残暴攫取殖民地，其目的在掠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丰富原料，榨取殖民地的劳动，并以广大殖民地为无防卫的、驯服的倾销市场。欲达到此目的，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改造……以文明教化泽被蛮夷之名，进行殖民地的建设。特别在教育一项中，无不扬揄殖民母国文明之发达，促成殖民地人民心灵的殖民母国化（例如日治时代台湾和‘满洲’的“改姓名”、“皇民化”）为重要的教育目的，从心灵上消弭殖民地人民的反抗。
在这样的教化之下，受到殖民者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便分成两种。其一，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