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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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早在1939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和1940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之前，1933年就有了《台湾文学》，1934年就有了《台湾文艺》，怎么能说“台湾文学”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促成台湾人的觉醒的呢？
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备至，还有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说：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对此，陈映真批判说：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挞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透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立场去虚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呢？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4）
张良泽还吹捧西川满确立了台湾文学的地位，培植了台湾作家，昌盛和丰富了台湾的文学。陈映真则针锋相对，用台湾新文学自20年代赖和等人以来的文学成就澄清了张良泽的谎言。陈映真说：
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鼓逐渐昂扬，台湾新文学逐渐受到日本在台湾战争体制的弹压，终至消灭。以西川满为首的日本殖民地文学乃快速地向着战争协力的文学飞跃，代之而兴。西川的崛起，至于在战争文学的啸喊中享尽荣华，其实是以在西川协力下蛮横地弹压台湾文学为重大代价的。
接着，陈映真还列举事实，揭露和批判了西川满，以及为西川满歌功颂德的张良泽：
一九四一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正式编入日本战争体制，西川满出任协会的“事务总长”。一九四二年，西川率团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年底发表战争协赞的黩武演说“一个决意”，四三年，抨击抗日的台湾文学主要传统精神现实主义为“狗屎现实主义”，同年九月，西川提议“撤废结社”，废刊《文艺台湾》，翌年并以《皇民学塾》代之，终于将据他自己说比粮食还珍爱的文学，献上战争的祭坛。至此，“浪漫的”、“唯美的”西川满，肆无忌惮地暴露了他原本极右翼、法西斯的战争性格，在台湾文学仆倒在日本战旗下受到严苛的检举与弹压之同时，西川满却享尽了皇民战争文学的荣华。张良泽先生竟何所据而谓西川满昌盛和“丰富”了台湾文学呢？
至于说西川满“提拔”、“培养”了作家，日本在台作家中有几个是西川满所培养的，不得而知。至于台湾作家，除了张良泽一再提及的某评论家，并未列出其他的名字。郑清茂教授向张良泽先生质询：除了某评论家之外，究竟西川还栽培了哪一个台湾作家时，张良泽先生说那些受到西川栽培的台湾作家，光复后都“绝笔”了。如果张良泽先生所说的那些作家，是一直跟西川从《台湾日日新报》到大东亚文学奉公会一路鬼混的作家，“绝笔”至少是知所羞恶之表现吧。至于张良泽行先生不惮于一再提到的某评论家，除非某评论家自己出来承认是西川的弟子。否则，事关名节，别人是不便妄评的。
在此，出于不忍人之心，陈映真讳隐了“某评论家”叶石涛和皇民作家周金波和陈火泉等。再根据日本学者正藤正己的资料，陈映真还列举了西川满的一些文章说：
这些辉煌的记录清晰地说明西川满根本不是在日本战争体制协赞之下从事战争协赞的言行，而是西川满从青年期以来作为二世日本殖民者右翼反动的历史所形成的、真正的西川满性格的表现。
……西川满的极右翼反动性格的发展过程，正好说明了他的所谓惟美主义，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其实是虚伪的外观，骨子里嚣狂的皇民军国主义才是西川的基本的、真实的性格。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陈映真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张良泽为西川满翻案、为“皇民文学”张目的“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陈映真写道：
回顾日本逐步走向战争的历史时期中，殖民地台湾遭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和物质的伤害。在那个疯狂的时代里，数百万台湾人民固无论矣，即使是加害者日本的侵略当局，也成为他自己所犯的严重罪恶所侵蚀和堕落的被害者。在残酷、严苛的暴力下，多少人的良知和心灵为了隐忍偷生，受到重大的羞辱和伤害。这是人们一直不忍对于即使在日据时代至极明显的协赞日本军事侵略体制的一些台湾作家、文化人加以无情揭发和清算的原因。但是，也正好是在举世屈从于狂恣的淫威的时代，一些敢于坚守原则，不惜以自身的破灭为代价，挺身抗争，敢于为人性的尊严面对施暴者的锋镝的人们，才更值得后世之人格外钦仰和尊敬。张良泽先生那种“谁都不可能不投降”论，是对于正气、公义、原则和勇气最令我遗憾的侮辱。如果张良泽先生还要进一步以这“投降有理”论，去为被一个曾经高踞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人榜首的西川满翻案，则即使不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就是站在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的立场，也是值得震惊的疯狂罪恶态度吧！
……
学术研究受到研究者个性、立场、思想的影响，毋宁是自然的事。但像张良泽先生这种毫无学术、良心和民族立场的态度，真是绝无仅有。如果张先生研究的，是绿豆芝麻一类的题目，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张良泽先生是在日本的国际学界，谈论有关台湾文学史和思想，则忝为台湾文学界的一员，就不允对张良泽先生的千古未有之奇的错误，保持缄默，从而有必要提出纠弹，否则整个台湾文学界岂不贻笑于国际士林，对于殖民时代歪扭了历史下歪扭了的人，如何协助日本帝国主义加害者为虐，不加追究，是可以的，因为全体而论，莫不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如果有人处心积虑的为奸佞翻案则断断不准！为的是为人间后世留下起码的正气啊！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5）
70年代末和80年代最初几年的这个回合之后，有关“皇民文学”问题的统独之争，似乎暂时平息了下来。然而，前文提到的西川满“栽培”的那位“某评论家”还是于心不甘的。他，叶石涛，也终于还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的。于是，人们看到，张良泽之后，叶石涛公开跳出来，再为西川满翻案，也再为“皇民文学”翻案了。
这就到了第二个回合。
最早，是在叶石涛复出文学界之后写他的《文学回忆录》的时候。这回忆录里，他一共有三篇相关的文章，即：《府城之星，旧城之月——〈陈夫人及其他〉》、《〈文学台湾〉及其周围》、《日据时期文坛琐忆》。前已说明，叶石涛是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的座谈会上认识西川满的。在回忆那几年的生活时，叶石涛有意美化了西川满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文学”。比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分明是“大东亚战争”的文学动员大会，极具侵略性质，叶石涛却说它“似乎有浓厚的联系感情为主的联谊会性质”。西川满的《文艺台湾》，分明是日本侵略者的工具和喉舌，叶石涛却说“它似乎不是言论统制的机构，而是联络作家感情的联谊会”，它“缺乏符合国策的战争色彩”，而是一个染上西川满个性色彩丰富的“华丽杂志”，“并不排斥有不同文学主张的其他作品”，“尽管杂志的封面以‘文章报国的决心’几个大字，表示拥护国策，其实这是蒙混当局的障眼绝招”。至于《文艺台湾》上西川满抛出来的周金波的《志愿兵》、陈火泉的《道》等“皇民化”文学，叶石涛则坦陈：“我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叶石涛为其辩称：“在那战争时代，毫无疑问的一切价值标准都混乱了。在日本人的压迫下，中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毒素很深的某一些台湾作家，他的意识形态自然被扭曲了。三十多年的岁月流逝之后，再来挖掘疮疤似乎并不厚道，好歹这些小说也反映了某一个台湾历史阶段的血迹斑斑的，被压迫的生活事实，我和锺肇政兄的见解相同，希望当作历史性文献或纪录留下来，以便后代人能够彻底了解那时代的环境。”当然，叶石涛还美化了西川满，并为西川满和他自己在“狗屎现实主义”的争论中的丑恶历史涂脂抹粉。1983年，在《文学回忆录》出版时，他用当时发表在《文学界》上的《文学生活的困境》一文代序，还要念念不忘地写道，西川满的《文艺台湾》“色彩较浪漫，据说倾向于皇民化。说它是皇民化吗，刊物的风格却也不太像。它照登了许多跟皇民化拉不上关系的地方色彩浓厚的版画和小说。”
往后，到1990年，叶石涛出版了《台湾文学的悲情》，书中涉及“皇民文学”的篇章有《抗战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庄司总一的〈陈夫人〉》、《〈南方移民村〉》、《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皇民文学》等。在《战争时期的台湾文学》一文里，叶石涛竟公然宣称：“在这个时期里，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叶石涛还从周金波的《志愿兵》说起，攻击批判“皇民文学”的文学家。叶石涛说：“战后完全停止创作的作家周金波，他所写的《志愿兵》等作品，也许算是“皇民文学”吧？但几十位台湾日文作家中，这究竟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极少数作家。今日，常看到昧於知悉台湾新文学史的少数作家，诬蔑抗战时期的台湾作家为‘皇民作家’，这是令人痛心的事情。如今，所有日文作家的小说大多已有中文译本。我希望年轻一代的台湾作家用心地去阅读这些血迹斑斑的作品，根据作品来予以公正的评估；究竟这些作品是不是皇民文学。如果不是，该还给这些先辈作家以荣誉，别再给他们戴上茨冠吧。他们是台湾民众中的秀异份子，他们反日、反殖民的民族精神永垂不朽，是我们宝贵的资产。”在《四○年代的台湾日本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在继续为《志愿兵》翻案的同时，也为陈火泉的《道》做了翻案文章。叶石涛说：“一九四三年七月，《台湾文艺》上出现了陈火泉的《道》这篇小说，同样描写了台湾人皇民化过程，但是作者所描写的并非抗拒的过程，而是容纳和接收流程中的苦闷、讽刺和幽默，使得这小说减弱了尖锐的批判性。”在《皇民文学》一文里，叶石涛又一次为陈火泉的《道》做翻案文章说：“陈火泉的《道》，有人咬定的皇民文学。但这篇小说，并不是那么容易咬定的。如果你站在作者的立场看，也许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台湾人的抗拒皇民化的心理挣扎的记录。作者用的是诙谐而反讽的笔调，没那么容易下肯定的结论。这篇作品也透露了属于弱小民族的台湾人那心灵的双重结构，一面倾向于统治民族的优势文化，一面又想要保持民族自尊心的那可怜的挣扎。这是篇血迹斑斑的历史性纪录，在苛责以前，应该用细腻而同情的眼光去观察。纵令它有损伤民族自尊的地方，但它也的确反映了决战下一部分台湾民众的心灵结构。”叶石涛在《“抗议文学”乎？“皇民文学”乎？》一文里对“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文学断然作出的结论是：“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
再往后，1995年，叶石涛在高雄《台湾新闻报》的《西子湾》副刊上发表《台湾文学百问》的随笔时，又在《西川满与〈文艺台湾〉》里，吹捧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值得吾人钦佩”，还不惜歪曲历史，吹捧西川满对台湾文学作了“巨大”的“贡献”。叶石涛的吹捧文字是：“西川满不仅是一个终生创作不辍的诗人小说家，而且也是在台湾日本人知识分子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应该是台湾日本人作家的龙头。他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之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培养许多日本人作家，也嘉惠台湾人日文作家。虽然他的统治者意识浓厚，遵守日本国策，不得不赞同‘大东亚共荣圈’，但他的身份本来就是尊贵的、接近日本贵族阶级的人，这种右派的意识形态难以改变。不过他对台湾文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也没有留下迫害台湾人作家的记录，虽然是日治时代台湾人作家的口诛笔伐的对象，如今检讨过去，倒惊讶于他留在台湾文学的巨大足迹。”
对于叶石涛为“皇民文学”翻案、为西川满张目的言论，台湾爱国文学家们本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到了1998年，反击“文学台独”势力这种猖獗活动的时机成熟，爱国文学家们重拳出击了。
1998年2月10日的台湾《联合报》副刊上，5月10日的台湾《民众日报》副刊上，6月7日的《台湾日报》副刊上，张良泽连续以“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为名，辑译刊出了17篇所谓的“台湾皇民文学作品”。同时，还发表了三篇表达他对“台湾皇民文学”观点的文章。《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关于台湾〈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是其代表。针对2月10日《联合报》副刊上的《正视台湾文学史的难题——关于〈皇民文学作品拾遗〉》一文，陈映真在4月2日—4日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予以批驳。不料，1977年对台湾乡土文学打过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