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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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县市政权。比如，1994年底的省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了台北市长的席位。1997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得空前的胜利，得票率第一次超过国民党，拿到了23个县市长席位中的12个。1999年，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台独”言论。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陈水扁、吕秀莲竟当选正、副“总统”，结束了国民党当政的时代。陈水扁、吕秀莲一上台，便公开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里，从意识形态来说，作为“台独”的文化标千，“台独意识”逐步被“台湾主体性”所取代了。　　　　
　　　　本来，早在1962年，史明以日文撰成《台湾四百年史》，就已经把“台湾人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对立起来了。1964年，独派的王育德也在日本出版了《台湾：苦闷的历史》，在史明所炮制的“台湾民族论”架构下，把台湾史描绘成“台湾民族”受到外族压抑的历史。这种“台湾民族”论，是用“民族性”来定义台湾的特殊性。宋泽莱在《民进报》46、47、48期上发表《跃升中的“台湾民族论”》也依台湾在血统、语言、文字、生活习惯上的共性，将生活在岛上的群体定位为“台湾民族”。相对于此，谢长廷在1987年5月的《台湾新文化》8期上发表《新的台湾意识和新的台湾文化》一文，认为，“相对于中国大陆的‘台湾住民’意识”，已经“形成彼此命运一体，息息相关的共同体意识”。他把这种住民意识叫做“新的台湾意识或‘台湾岛命运共同体的意识’”。1988年4月24日，李乔在《自由时报》上发表《台湾文化的渊源》一文，提出来用“台湾人”来称呼台湾的住民，以避免强调族性而激化社会内部的族群对立。1989年7月26日、27日，李乔在《首都早报》上发表《台湾运动的文化困局与转机》一文，继续阐释了这种观点。不管台湾民族论、台湾人论对台湾性的定位及对“中国”定义有什么不同，却都是为了构筑“台独”的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不满于立论的局限性，进入90年代之后，“文化台独”开始反省台湾内部多族群如何统合的问题。立足于这种反省，张炎宪在《台湾史研究的新精神》一文里，提出了“多元族群”的观点，认为台湾内部的福佬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都是台湾历史的主体，他们的活动都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各族群在台湾的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都应该得到确认。而这种“台湾的主体性”，只有在去除了“汉人的中心意识”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史观，成了90年代台湾主体论的主要历史观。　　　　
　　　　1991年，陈芳明的《朝向台湾史观的建立》一文，在台湾史领域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并在台湾文学中同时建构了“台湾主体性”的概念。1992年，陈芳明在四七社议论集《改造与重建》一书的序言《注视世纪的地平线——四七社与台湾历史意识》一文中，又以“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命运共同体”的台湾为主体，他是要用多元主体论来消弥社会内部的对立，凝聚台湾“独立”建国的能量。　　　　
　　　　90年代，这种新分离主义的思潮，在文学领域里得到了恶性的膨胀，形成了一股反民族、反中国的文艺“台独”思潮。这股文艺领域里的“台独”思潮，从80年代延伸而来，到90年代变本加厉，又理所当然地激化了台湾新文化思潮领域里的统、独大论战。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1）

　　　　“文学台独”的发生和发展，一般说来，大致有两个阶段，即：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从台湾文学“主体论”进而鼓吹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台湾文学论”、文学“两国”论。　　　　　
　　　　先谈第一阶段。70年代到1987年解除戒严，从“乡土”向“本土”转移，进而抛出了台湾文学“主体论”。　　　　
　　　　在台湾，“乡土文学”这个词语，沿用已有多年。如果从连雅堂于1929年编著《台湾语典》时，谈“乡土文学”算起，已经70多年了。　　　　
　　　　直到1965年11月，叶石涛在《文星》97期上发表了《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才率先在台湾提出了从理论上重新厘定“乡土文学”的概念的问题。只是，当时的台湾文坛，汹涌的正是现代主义的浪潮，叶石涛的声音过于微弱了。1977年5月1日，台湾文坛乡土文学论战正在激烈展开之间，叶石涛在《夏潮》14期上发表了《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再一次对“乡土文学”作了新的阐释。叶石涛把1967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郁永和的《裨海纪游》到吴浊流的小说之间的台湾重要作家作品都包罗进去，把近、现代的至少是1945年前的台湾地区的中国文学，全都看作是“乡土文学”了。要是从文学的地域文化特征或者地域文化风格来立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叶石涛从“乡土”衍生出了一个“台湾立场”的问题。日本割据台湾以后，这个“台湾立场”，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叶石涛说，台湾从陷日前的半封建社会进入日治时代的资本社会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之中，近代都市兴起，集结在这些近代都市中的，是一批和过去的、封建的台湾的传统没有关系，从而也就与农村的、封建的台湾之源头——中国，脱离了关系。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市民阶级文化，相应于日本帝国对台湾之资本主义改造过程；相应于这个过程中新近兴起的市民阶级而产生。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台湾人意识”产生了。进一步，叶石涛将这“台湾人意识”推演到所谓的“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说什么，台湾人虽然在民族学上是汉民族，但由于上述的原因，发展了和中国分离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只要翻阅一下史明的《台湾四百年史》就知道，这些论点完全是抄自史明的概念。　　　　
　　　　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遭到了陈映真的批判。陈映真在1977年6月《台湾文艺》革新2期上发表了《“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陈映真还指出，日据时代的台湾，仍然是农村经济而不是城市经济在整个经济中起着重大作用。而农村，正好是“中国意识”最顽强的根据地。即使是城市，中小资本家阶级所参与领导的抗日运动，也都“无不以中国人意识为民族解放的基础”，所以，“从中国的全局去看，这‘台湾意识’的基础，正是坚毅磅礴的‘中国意识’了”。由此，陈映真断言：“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也许是忧虑于叶石涛炮制的这种文学分离主义的恶性传播，陈映真接着又在1977年7月1日出版的《仙人掌杂志》5期上发表的《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一文里强调“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这一年的10月，他又在《中华杂志》171期上发表的《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里强调，“30年来在台湾成长起来的中国文学”的作家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陈映真还热忱地呼吁，“一切海内外中国人，因为我们在对于台湾的中国新文学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喜爱、共同的关切的基础上，坚强地团结起来”！再往后，在1978年8月的《仙人掌杂志》2卷6号上发表的《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里，1980年6月的《中华杂志》203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的一条广大出路》一文里，陈映真又反复地展开了这样的论述。然而，这种善良的愿望已经阻挡不住文学领域里新分离主义的逆流了。　　　　
　　　　紧跟叶石涛的是彭瑞金。1980年12月，他在《台湾文艺》70期上发表《80年代的台湾写实小说》一文，从70年代以来写实小说的发展趋向“工具化”、“现实化”提出了批评，展示了他的传统本土论者的文学本位立场。其实，彭瑞金这篇文章是替叶石涛来回应陈映真对于《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的批判的。彭瑞金在文章里攻击了陈映真的民族文学论，有意肯定了50、60年代作家的本土创作，实际上是在延续70年代的陈映真、叶石涛的论争。这场论争还引发了陈映真和叶石涛的一次直接交锋。　　　　
　　　　那是1981年1月，詹宏志在《书评书目》93期上发表了《两种文学心灵——评两篇联合报小说得奖作品》一文。文章里，詹宏志把台湾放在中国视野里考察和评价，认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旁支”，或者，如同小说家东年所说的，是相对于“中国的中心”的“边疆文学”。文学“旁支”和“边疆文学”之说，或许过于简单，容易引发误会，但是，詹宏志的中国立场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实际上又是陈映真的中国立场的延伸。这一年10月，第二届“巫永福评论奖”评审会召开，陈映真和叶石涛都是评审人，詹宏志、彭瑞金都是候选人。会上，叶石涛支持彭瑞金，陈映真力举詹宏志，争辩激烈，双方相持不下，评审会因此延期，最后不得不另选其他作品颁奖。由此，“中国结”与“台湾结”的对立和论争又趋于激化。　　　　
　　　　詹宏志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分离主义者的攻击。先是高天生在5月的《台湾文艺》72期上发表了《历史悲运的顽抗》一文，强调台湾文学的独特性。接着，《台湾文艺》杂志社邀请詹宏志与本土作家巫永福、钟肇政、赵天仪、李魁贤等人对谈，话题是“台湾文学的方向”。这个座谈会的记录，发表在这一年7月的《台湾文艺》73期上。同一期的《台湾文艺》还刊出了应邀参加但没有出席的李乔（壹阐提）的书面意见搞——《我看“台湾文艺”》，还有宋泽莱对于詹宏志的回应文章《文学十日谈》。9日，《文艺台湾》74期还刊出了彭瑞金的《刀子与模子》一文。　　　　
　　　　座谈会上，詹宏志补充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他并不否认台湾文学的成就及其特殊性，他要肯定和强调的是，如果在政治上台湾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在文学上，台湾文学势必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当然，詹宏志还是坚持说，站在中国来看台湾文学，台湾势必成为边疆文学。　　　　
　　　　会上会下，反对者对詹宏志的文章发难，还是表现在用所谓的“台湾结”来对抗“中国结”。　　　　
　　　　比如高天生。他就反对将台湾文学“当作中国文学的亚流”，强调要面对台湾文学的“独特的历史性格、文学特色等，将之视为一独立的文学史对象来加以处理，就如我们独立处理台湾史一样”。高天生还指责詹宏志将台湾文学“置放于整个中国文学中去定位”，“是一种迷失历史方向后的错乱”，是在“动辄用大汉族沙文主义来诽谤文学前辈”。　　　　
　　　　又比如宋泽莱他在攻击詹宏志的《文学十日谈》一文里，以台湾为中心，提出了台湾文学的三个传统，然后归纳出台湾文学自足的价值，其势汹汹地质问：“台湾文学有她的独特经验，……有那一个人胆敢宣称台湾文学是一种‘支脉的’、‘附属品的’文学呢？”他称台湾人为“弱小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他又把台湾文学放在第三世界文学的位置，与中国文学是对等的位置，从而排斥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的任何作用。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恶性发展的历史（2）

　　　　再比如李乔。针对詹宏志的主张，他强调了两岸的分离阻隔。他说：“虽然‘中国文学’被原乡人携带来台，但是整个文学原野被斩断了，文学泉源被阻塞了”。　　　　
　　　　再就是彭瑞金。他攻击詹宏志，是说詹宏志预设了“中国统一”的政治立场。彭瑞金说，文学的“价值与政权的变化压根扯不上关系，台湾文学自有从文学出发的价值评定，和中国统一与否不发生影响”。他是从文学和政治分离而论的手法，排除了中国文学对台湾文学发生的作用。　　　　
　　　　直到1984年1月，陈芳明在《台湾文学》82期上，发表了《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文，对詹宏志的主张还进行了攻击。他认为，詹宏志不是“从它本身固有的历史背景和本身立足的现实环境出发”，而是“站在台湾岛屿以外的土地上来观察台湾文学”。陈芳明说：“詹宏志的彷徨与无助，再次暴露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矛盾与缺漏。”陈芳明攻击这“以中国为中心的情结，只不是知识分子自我缠绕的一个情结，在一般台湾人心中并不存在。“在他们的观念里，并非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他们的中心其实是他们立足的土地。”　　　　
　　　　这一次的较量里，从陈芳明、彭瑞金等人的言论来看，已经显示了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一种浓厚的“去中国中心化”的色彩。　　　　
　　　　这时候，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化，思想界、文化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争十分激烈，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的浊浪也有了进一步的汹涌。那是以《文学界》创刊为起点的。　　　　
　　　　叶石涛在1982年1月中，和郑炯明、曾贵海、陈坤仑、施明元等人一起在高雄创办了《文学界》杂志。叶石涛说，他和《文学界》的愿望就是“整合本土的、传统的、外来的文学潮流，建立有自主性的台湾文学”。在《文学界》的创刊号上的《编后记》里，叶石涛标举了“自主化”的口号。他说：“这三十多年来的台湾文学的确产生了许多值得纪念的作品，然而我们仍然觉得台湾文学离开‘自主化’的道路颇有一段距离。我们希望台湾作家的作品能够有力地反映台湾这一块美丽的土地的真实形象，而不是执着于过去的亡灵以忘恩负义的心态来轻视孕育你、供给你乳汁与蜜的土地与人民。那些站在空沿的神话架构上来号令叱咤的文学，只是损害勤朴人民心灵的毒素，它是一种可怕的公害。”在《台湾小说的远景》（叶石涛：《文学回忆录》。1983年4月，台北远景出版社版。）一文里，叶石涛终于正式打出了“自主性（originality）”的旗号。　　　　
　　　　叶石涛和《文学界》的这一表态，他的“自主性”的主张，立即得到了海内外“台独”势力的夸奖。　　　　
　　　　比如，1982年4月的《文学界》2集上，彭瑞金发表了《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呼应了叶石涛的“自主化”、“自主性”的主张，鼓吹台湾文学要认同台湾，以台湾为中心的“自主化”为发展方向。文中，他对“台湾文学”下了一个定义说：“只要在作品里真诚地反映在台湾这个地域上人民生活的历史与现实，是根植于这块土地的作品，我们便可以称之为台湾文学。”初看起来，这个界定似是而非，然而，彭瑞金强调的是“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的意识，是针对陈映真等人的“中国文学论”而发的，他突出的是台湾与中国已经不是一体的现实，所以，文章里，他还攻击了“生于斯，长于斯，在意识上并不认同于这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