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台独"面面观-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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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大概是台湾的地主阶级与过去亲日资本家在整个国民党政治结构上争取到发言权，再加上国际势力要使台湾彻底亲美反共，才产生所谓的“台湾分离主义”。这个“台湾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纲领就是台湾/台湾人的问题。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来，必需要有一些理由，于是有人从国际法这个层面提出，也有人从民族的观点提出，更有的从台湾的历史来探讨，这些都是为了要取得台湾人为什么要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论证。可是，我们的理解是当时在全世界范围内分成彼此矛盾的两种政治经济结构，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而“台独”企图利用两大阵营之间的结构矛盾来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从而为这个反共阵营服务。可是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取代了“台独”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这种理论没有现实基础——因为台湾内部矛盾，根本上是社会矛盾，而不是什么民族矛盾——因此，它就没有办法取得广泛的认同。
陈映真还分析说：
从另一角度看，从五十到七十年代，海外的台湾籍人士所积极进行的“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全面影响台湾当时的知识界。我在绿岛时一直都有“台湾独立”运动的案件被侦破，但主要还是局限于政治运动。然而，美丽岛事件以后就不同了。
这“不同”，陈映真指出，就是文学界的卷入。文学界的新分离主义提出了种种“台独”主张。对此，陈映真明确地表示，他持批判态度。陈映真说：
最近提出一种相对中国文学的台湾文学论，这个概念不同于日据时代那种相对于日本文学的台湾文学。他们提出台湾人的概念时，是针对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这个理论是将国民党当局四十年来在台湾的支配看成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所以认为台湾文学是和中国文学相对立的。
这一年，11月的《台北评论》2期上，还发表了蔡源煌对他的访问记录稿《思想的贫困》。这是陈映真在1987年发表的一次重要的谈话，谈话中，关于新分离主义、“台独”势力，有这样一段：
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四十年以来台湾在“冷战——安全”体系下发展的反民族或者非民族之风的一部分。这非民族之风，大约有海内和海外的双重因素。
这因素，陈映真的分析是——从历史上看，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党陈仪的恶政下，日据时代台湾抗日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社会精英，遭到各种打击，而若干汉奸分子却享有了荣华。这忠奸的颠倒，打击了台湾抗日的民族主义。随后，1947年的“2。28”事件，又严重地打击了“祖国——中国”的情感。接下来，1950年冷战结构下的广泛政治肃清，再一次打击了台湾继“2。28”事件后掀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主义。从经济上看，1945年光复时，国民党政府全盘接收日本殖民者遗留下来的公私巨大产业，并没有分发下来给台湾资产阶级私营。长期受日本侵略者压抑不得发展的台湾资产阶级失去了在光复后成为快速成长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的机会，失望而致不满，这对台湾的民族和阶级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形成，也是沉重的打击。此外，陈映真还谈到，大陆“文革”中“四人帮”的问题，以及极“左”年代在政策上的一些弊端，使一些台湾人怕谈“统一”。
对此，陈映真则表示：“我却不这么想。”他认为，“海峡两岸的人民应该以鲜明的主体性推动各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民主化”，共同努力，“使民族内部的和平与团结创造最有利的条件”。陈映真说：
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个死不改悔的“统一派”。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好学深思的青年知识分子理解这样一个并不深奥的想法。
面对种种攻击，陈映真还揭露说，“有一位远在美国的分离主义理论家，在美国遥遥控制和指挥我们当地的，至少是勇敢的分离主义的青年们，向他们心目中‘并吞派”、“统一派”的罪魁陈映真进行攻击，其中，对于发表在《人间》第十八期《为了民族之团结与和平》（一九八七年六月号）我的‘二。二八’论，尤其深恶痛绝。”回到近一年来对于陈映真的“思想、文学作品的攻击和批评多了起来”的话题，陈映真回答说：
我的不幸，是被看成某种“权威”。有些人绝对错误地高估了我的作用和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全面地大众消费社会化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绝对没有什么社会影响的。我成了唐•；吉诃德要奋力打击的破风车。
但是，除了在“统独问题”上的不同意无法调和之外，既然被误会成一种（可笑的）“权威”，这实难以理解。我欣赏和注意一切对我的批评，理由有二：（一）大凡世界之所谓“权威”，十之八九，莫不反动混蛋，他们敢于批评权威的精神，在我们的社会，太有必要。只是如果批判的人在知性和思想上更强、更用功的话就好了。（二）虽然被误以为是权威，听一听批评，自私地说，闻者足戒嘛，对我是检了便宜，应该庆幸，应该谢谢，是不是？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4）
1987年这一年，应该说，是陈映真批判新分离主义和文学“台独”势力相当活跃的一年。这一年他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
《“台湾”分离主义“知识分子的盲点”》，1987年3月《远望》杂志创刊号；
《关于文学的一岛论——读松永正义〈80年代的台湾文学〉之后》，1987年3月7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
《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写在〈2。28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1987年4月《人间》杂志18期；
《何以我不同意台湾分离主义？》，1987年5月《中华杂志》286期；
《国家分裂结构下的民族主义——“台湾结”的战后史之分析》，1987年12月《台湾新文化》15期；
《作为一个作家……》，1987年12月《联合文学》4卷2期；
……
另外，这一年，他还应邀到香港作了演讲，演讲大纲稿《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之演变》，也于1987年6月在《中华杂志》287期发表。
就是在这个演讲里，陈映真对台湾文学界统、独两条路线下对立的两种文艺思潮，作了准确的概括，即：
“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文学论”……
……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第三，呼吁“统一派”作家，写作品、比作品，以引导年轻人走上健康的创作道路。
本来，如同蔡源煌在访问时一再说到的，新分离主义和“台独”势力，在这一两年加紧了对陈映真的围攻，把自己戏称为“死不改悔的‘统一派’”的陈映真，在“统独问题”上坚持认为“无法调和”，他是应该猛烈反击的。只是，考虑到要用作品引导年轻人，陈映真早就有自己的想法了。
那还是在1983年，在接受彦火采访的时候，陈映真曾说：
我现在有个很要好的朋友黄春明，他批判思想蛮好，他现在搞电影，我不相信他会一帆风顺，可是，至少他是一个健将，我们都同意不要跟台湾分裂主义者吵架，而是写作品、比作品，这样的话，可以引导一些年轻人。
果然，接下来，他创作了中篇小说《铃花》、《山路》、《赵南栋》，又写作了大量的随笔、访谈、杂文及书评、序跋文字，终于在1988年3月由人间出版社出版15卷集的《陈映真作品集》。1999年，重又握笔创作小说，他还有中篇《归乡》问世。到2000年，还有新作中篇《夜雾》发表。这，都是台湾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宝贵财富。
第四，建立阵地，创办《人间》杂志。
1985年11月，陈映真在台北创办了《人间》杂志。这是一个“以图片和文字从事报导、发现、记录、见证和评论的杂志”。他为《人间》写的《发刊辞》说，他办《人间》，是要“让我们的关心苏醒：让我们的希望重新带领我们的脚步，让爱再度丰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在这荒枯的时代”，要办《人间》这样一种杂志？陈映真写道：
我们的回答是，我们抵死不肯相信：有能力创造当前台湾这样一个丰厚物质生活的中国人，他们的精神面貌一定要平庸、低俗。我们也抵死不肯相信：今天在台湾的中国人，心灵已经堆满了永不饱足的物质财富欲望，甚至使我们的关心、希望和爱，再也没有立足的余地。不，我们不信！
因此，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使相互生疏的人，重新建立对彼此生活与情感的理解；使尘封的心，能够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
这，应该就是陈映真在当时的还未“解严”的困难条件下，创办《人间》杂志，以“在台湾的中国人”的意识为中心，从事思想启蒙运动的一份宣言书。除了关注岛内的人间社会，《人间》每一期都有大量的图文，介绍大陆的风土人情、世态人生、中原文化，以图让在台湾的中国人永远心系于这种中原文化。
《人间》杂志的创办，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是，陈映真通过编辑顾问、作者，注重组织统派的战斗队伍了。
《人间》杂志停刊后，陈映真又主持出版了《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其中，1998年出版的《台湾乡土文学•；皇民文学的清理与批判》，1999年出版的《噤哑的论争》、《1947—1949台湾文学问题论议集》，以及2000年出版的《复现的星图》等，都是全面批判“文学台独”谬论的。
这里，要特别说到，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位台湾大学中文系的中年女学者陈昭瑛，挺身而出，站到了批判台湾文学“本土化”、“自主性”谬论的第一线。
1998年，陈昭瑛将她的论文结集为《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交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时，在3月12日植树节那天写了一篇《自序》。陈昭瑛自认为是70年代台湾几所大学里出来的“新儒家青年”中的一个。陈昭瑛说，“由于对儒学的感情有增无减，因此在目睹解严以来种种反中国文化的现象都不免产生共同的危机感。”有时朋友们在一起谈到儒学的前途，陈昭瑛曾悲叹：“我们会不会成为中国文化在台湾的遗民？”陈昭瑛深情地写道：
这本书便是出自一个在二十岁时志于儒学即不曾改志也终身不会变节的台湾人的心灵。如果有三言两语可以凸显此书重点的话，那便是：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
从遥远的明郑时代一路走来，体味着现代的台湾，不免兴“日暮途远，人间何世？”的感喟。眼前所能选择的只有两条路：死去或者拼命。我们的朋友蒋年丰兄勇敢的选择了死亡，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就只好拼命了。这本书便是继一九九六年《台湾诗选注》之后又一拼命之作，其中自然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从中听得到心跳，摸得到脉搏。
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5）
陈昭瑛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收录的论文是：
第一部分古典文学与原住民文学——
《台湾诗史三阶段的特色》，《台湾诗选注》，正中书局1996年版；
《明郑时期台湾文学的民族性》，《中外文学》，1993年9月第22卷第4期；
《文学的原住民与原住民的文学——从“异己”到“主体”》，《中央日报》1996年6月，台大文学院主办国际会议“百年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第二部分新文学、儒学与本土化运动
《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节本刊于《中外文学》1995年2月号，全文载于《海峡评论》1995年3月号，原发1994年8月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主办之“高雄文化发展史”研讨会；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敬答廖朝阳、张国庆两位先生》，《中外文学》1995年4月第23卷第11期；
《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敬答陈芳明先生》，《中外文学》1996年9月24卷第4期；
《光复初期“台湾文化”的概念》，应王晓波之邀而写，发表于1997年2月28日夏潮基金会、台湾史研究会主办之“‘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学术会议”；
《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1995年4月23日发表于中研院文哲所规划、刘述生教授主持之“当代儒学计划”的第三次研讨会，后辑入《当代儒学论集：挑战与回应》，1995年中研院文哲所出版。
这里面，《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最为重要。
这篇文章，是陈昭瑛有感于1987年“解严”以来“本土化”的呼声甚嚣尘上愤笔疾书而成的。而且，这“呼声”中，陈昭瑛还点名批判了李登辉，指出李登辉登上“总统”宝座而达到了“本土化”的高潮，“执政的国民党确实是浩浩荡荡地加入了本土化的队伍”。陈昭瑛为此考察了台湾一百年间的历史，将“本土化”断代为“反日”、“反西化”、“反中国”三个阶段。陈昭瑛将“反中国”阶段划分在1983年之后，认为“台独意识”是“中国意识的异化”，是“台湾希望从中国这个母体永远走出来，彻底地异化出来而成为一个主体，反过来与中国这个母体对抗”。由此，她认为，“统一的主张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陈昭瑛在考察中还对陈芳明的“主体性”谬论给予了尖锐的批驳。陈昭瑛批判的特色，是她鲜明的中国文化的立场。
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发表后，立刻引发“独”派的围攻。《中外文学》在1995年3月号上发表了廖朝阳的《中国人的悲情：回应陈昭瑛并论文化建构与民族认同》，张国庆的《追寻意识的定位：透视〈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迷思》，4月号上发表了邱贵芬的《是后殖民，不是后现代》（邱文把陈昭瑛的论文说成是“殖民中心论述”），5月号上发表了陈芳明的《殖民历史台湾文学研究：读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的运动〉》。陈昭瑛分别在4月号和9月号的杂志上刊出《追寻“台湾人”的定义》及《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予以反击。
《追寻“台湾人”的定义》是反击廖朝阳和张国庆的。廖朝阳是陈昭瑛的老师。他用解构主义，把“中国主体性”的“中国”移除，而移入“台湾”，建构“台湾主体性”。廖朝阳对陈昭瑛描述的吴浊流、叶荣钟等人的近似本能的“祖国意识”颇有芒刺在背之感，对此，陈昭瑛表示，她并不奢望“台独”论者能与台湾前辈们的精神世界有什么“血肉的连系”，“只不过希望广大的台湾子弟能对台湾人的这段精神史有一点了解，而这种台湾史知识应该是作为台湾人的起码条件”。对于廖朝阳，陈昭瑛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