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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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上食妇女家庭析居的积极者是谁呢？首先不是家长，其次不是母亲，而是儿子夫妇，兄弟夫妇，尤以妇女为主。如东汉陈留人李充家庭，李充已娶妻，母亲健在，兄弟六人，他是弟弟，想来还有嫂子。家里很穷，衣服不能每人备办，只能轮着穿。他的妻子私下跟他说：家里穷成这个样子，也维持不下去，我有私房钱，我们不如要求分开来过，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李充假意答应，说要请客分家，妻子高高兴兴地办了酒席。客人到齐了，李充跪在母亲面前说：媳妇不懂道理，叫我和母亲、哥哥分开过，这样的妻子我不能要了，说着就把妻子休回娘家。这个家当然没有分，李充成了有义行的人，可是主动要求分离的妻子却遭了罪。东汉汝南召阳人缪肜，兄弟四人，各娶妻子，他是老大，兄弟们年幼时就死去父母，他是家长。几个弟媳要求析产，妯娌之间也经常吵嘴。缪肜不知怎样才能维持这个家庭，一天把门关上，自打自责：“缪肜，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弟和弟妹们见长兄如此难过，不敢再要求分家了（《后汉书·独行传》）。到隋末，饶阳人刘君长的反对分家跟前述李充如同是一个模子出来的。他有一个累代共财的家庭，时值农民战争的混乱时期，缺少粮食，他的妻子想分家，要想说服丈夫，就把院里各个树上的雏鸟放到一个窠里，这样诸鸟争斗鸣叫，她说：现在天下大乱，禽鸟都不能相容，何况人呢，还是分家吧。刘君长听了妻子的话，分出来单独过活。一个月后，他觉得不对劲，指责妻子是“破家贼”，赶出家门，又同堂兄弟们一起生活去了（《旧唐书·刘君长传》）。元代辽阳人郭全是老大，兄弟五人，各有妻室，他的弟弟、弟妹全都要求分家，他不会做缪肜那样感动人的事，只好分家了（《元史·郭全传》）。上述事实说明，处于儿媳、弟媳地位的妇女是分家的重要推动力。
古时人早认识这一点。浦江义门郑氏宗族的家长郑濂，回答明太祖朱元璋所问的能够同居共爨的原因是，“惟不听妇人言耳”（《明史·郑濂传》），就是讲不理睬妇人的分家要求。儿媳、弟媳要求分居另过有其道理，她们在夫家是外来人，与这个家庭没有血缘联系，本来并不亲近，在妯娌之间也没有血缘关系，加之其他利害矛盾，很难产生亲密感情，所以不愿一起生活，要求各过各的，反倒会相处得好。
影响家庭规模和类型的因素，还在于历代政府的政策。各朝政策，是鼓励分居还是同居，时有变化，也互相矛盾，但对民众都起作用。商鞅变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传》），谁也不愿意出加倍的重赋，于是父子、兄弟分家，就出现了前述贾谊描绘的那种情形，家庭规模明显地变小了。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的户籍政策时，“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隋书·食货志》），堂兄弟必须分家，大家庭减少了。
商鞅、隋文帝的政策导致家庭化小。有的朝代又反对血缘近亲分家，唐律规定，如祖父母、父母在世，子孙自立户头，分财自过，要各受三年徒刑，如果是祖父母、父母提议分家的，祖父母、父母要各受两年徒刑（《唐律疏议·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明朝沿袭了唐朝的律条，也即坚持子孙不得要求分家的规定。至于像前述宋太祖两次下诏令反对子孙别籍异财，则更是屡见不鲜，如辽圣宗统和元年（893）诏谕，“民间有父母在，别籍异居者，听邻里觉察，坐之”（《辽史·圣宗纪》）。事例繁多，不必一一列举。这类法律、诏令禁止父子分家，也起一定作用，但民间私下进行，子孙要分家，父祖不告发，并不治罪，所以它并不能完全阻止父子分家现象的发生。历朝政府反对隐匿人口，增加赋役收入，要求民间父子异居，可是父子析产后容易出现老人无人承养的社会问题，也不符合孝义伦理，因此又要求父子祖孙共财，于是根据当时的需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在不同的政策下，就影响到民间父子祖孙的分离与结合，家庭类型与规模遂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们研究古代家庭结构，觉得澄清了一种看法，过去知道历朝政府旌表义门，知道贵胄官僚的百口之家，容易产生古代大家庭数量多的误解，其实古代以小家庭、中小型家庭为多，真正的大家庭并不很多。清除错觉，明白一夫一妻为主体的家庭有其悠久的历史。
小家庭，容易使其成员明了其家庭责任，明了家庭地位与其切身利害关系，比在大家庭中关心家庭的发展，从而加强责任感，为家业的兴旺去作相应的努力，所以小家庭比大家庭激发人去创造。这不仅对家庭本身有利，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
促进社会小家庭化，妇女有很大功绩。过往我们较多地看到女子被压迫的一面，是正确的，同时还应看到她们创造性的一面，她们作为历史主人的一面，研究家庭史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看到小家庭为主的事实，只是了解历史上家庭状况的一个侧面。大家庭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是古代家庭封建性质的体现。这类家庭最讲究封建礼法，束缚子孙与女子最严，向政府输送官员，是政府的支柱。因此，人们讲到古代家庭，就以封建大家庭为例，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家庭既然最反映古代家庭的性质，研究古代家庭史就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否则不会有科学的说明。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一节 古人的分家
谈到分家，就要明了财产继承和分家的方法。这里的几个古人分家的事例，就涉及人们容易提出的分家中的问题。
陆贾，刘邦的谋士，出使南越，完满成功，得封为太中大夫。吕后当政时退职，到雍州好畤县定居，想到身后事，就给儿子们分家产。他出使南越时，南越王赵佗送他价值二千金的礼物，这时他拿出一千金，给他的五个儿子每人二百金，令他们自谋职业独立生活。他自己留有所乘坐的车骑，从事歌唱音乐的侍者十人，价值百金的宝剑。
他向儿子们宣布：如今与你们约定，我轮换到你们家里去，每人十天，然后换一家，我还要出游，到朋友家去，因此一年也不过到你们每个人家去两次。我去谁家，谁供给饭食，还要养活侍从和喂养牲口。我的饮食一定要上好的，蔬菜、鱼肉要新鲜的，得让我满意。反正我去你们那里的日子也不多，也不让你们为我太劳累了。将来，我死在你们谁家，宝剑、车马、侍从就归谁所有（《汉书·陆贾传》）。陆贾把财产分给男儿，留下一部分自用，并对这一部分的未来所有权也作了预先的安排，如同写了遗嘱。分配财产的同时，要求儿子们尽义务：要孝敬他。自分家后，他的儿子们各自成立小家庭，轮留供奉父亲饮食。陆贾安排后事早，后来进长安给丞相陈平出谋划策，反对吕氏，汉文帝即位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寿终时不知是在哪个儿子家里。
西晋初年，乐陵郡公、司徒石苞有六个儿子，长子早亡，老儿子石崇。临终前他给诸子分家产，一一分派停当，惟独没有石崇的份，石崇母亲提醒他，还有老六哩，石苞说：我不是忘了他，别以为这孩子年岁小，我看得出来，他以后能挣家业，所以就不给他了。“知子莫如父”，石崇长成后，官至荆州刺史、鹰扬将军，果然大富，有“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宅称是”，“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他与王恺斗富，成为历史上出名的豪奢事件（《晋书·石苞、石崇传》）。石苞的分家与陆贾的有所不同，给儿子的财产因人而异，且不听妻子的意见。石苞遗言，要求薄葬：用平常穿的衣服装殓，不要反复穿裹，墓内不设床帐明器，墓外不起坟，不种树。
姚崇画像姚崇，与宋璟同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他的分遗产方法学自陆贾和石苞。他看到前辈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不能理家，所有财产都不认真经理，以致毁弃，有的子孙为争家财，尺寸不让，乃至打官司，家破名败。他为避免这种情形在自家出现，觉得陆贾、石苞在世时分配财产，以杜绝后世之争的办法好，于是把田园分给三个儿子，并写了遗嘱，说明分配资财的原因，并料理自身的丧葬事务。他也主张薄葬，叫子孙只给他用常服装殓，不要紫色玉带。他不信佛，只允许子孙请僧人念经，规模要小，并用随身衣服作布施，不得用余钱做这类无益的事。另外，他还给了侄儿一部分财产。《旧唐书》讲到他的析产，说“先分其田园，令诸子侄各守其分”（《姚崇传》）。
明代后期，山东诸城人贡生高晓，有七个儿子，在世时给他们分家产，每人30亩田，但到他死时，小儿子没有如实得到，儿子中的高廷芳把他分到的那一份转让给小弟弟（方苞《望溪先生文集·高仲芝墓表》）。同时期，江南无锡人华效复病危之际，作了家事的安排，他有150亩地，三个孩子，每人分三分之一（《华氏传芳集·通奉大夫雍明府君宗谱传》）。
陆贾、石苞、姚崇等人的分家产，都是他们在世时进行的，这是分家的一种方式，即由家长主持。产业由其创造，分配时随其主张，诸子很少能反对的，这样分家时比较顺利，少发生纠纷。这种分法给家长也留一份养老财产，包括殡葬费也留足了，死后一般不会发生意外，等于自己发送自己，倒不会使子孙滞留不葬。这个分法传诸后世，时至今日，诸子分过，老人轮换去吃派饭的做法，即保留了它的一部分内容。
另一种历史上常见的分家方法，是兄弟们在父亲故世后自行分家，不过要请至亲长辈来主持，或做证人。东汉时会稽阳羡人许武，有两个弟弟许宴、许普。他向弟弟提出分开过，得到了同意，他就把家产分成三份，而每份的价值不一样，他首先要了有好田、大宅、强壮奴婢的那一份，把劣田、小宅、体弱奴婢的两份推给了弟弟，许宴、许普也都无异议地接受了。许武以所得的财力从事经营，没几年资产扩充为原来的三倍。他的邻居对许武的分家法看不惯，鄙视他的贪婪，赞扬他的弟弟们的容让精神。舆论就这样形成了，许宴、许普因而被郡太守选举为孝廉，出了名。这时许武请来家亲，哭着说：我不像做兄长的样子，主持分家干出那种丑事。其实我是因为两位弟弟都成年了，还没有荣禄，我想用那种分家法，给他们创造获得好名声的机会，今天果然得到了，我的名誉因而毁掉了也不要紧。现在我宣布，我把原来分的家财以及因此而扩充的产业，全部给我两位弟弟，表明我的原来想法。他说到做到，于是远方的近处的人都称赞他的义行，太守第五伦把他举为孝廉，他后来官做到长乐少府（《后汉书·许荆传》）。许武这样做，是故意制造分家产的不公平，作为取得名誉的手段。
在分家中义让的人史不绝书。明代吴江人曹大武兄弟九人，他出继伯父，伯父有田900多亩，理所当然由他继承，但是他八个弟弟在本生父亲家里所能接受的田地少，为照顾同胞，他要求祖父允许把他应接受的遗产共同分配，于是他只承继了300亩田（乾隆《震泽县志·别录》引茅坤文）。
以上两种分家法，对于财产的根本原则是同一的，就是诸子平均分配，不管少长，得到的都一般多，换句话说，父亲的儿子，都有同等的权利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仅上述事例说明了这一点，法律也作了同样的规定。如元律就有《诸子均分财产》的条文，见于《元典章》卷十九《户部·家财》。这里所说的儿子是指正妻生育的，对于妾生的儿子，同样允许参加分配，元代就有“同亲过继男与庶生子均分家财”的规定。没有妾的名分的奴婢生的儿子也可以分得一部分财产，当然没有嫡生子多。如元代大名路人孙平有嫡子孙成，婢生子孙伴哥，孙平死后，孙成与孙伴哥为分遗产而打官司，政府判决，孙成得家产十分之八，孙伴哥得余下的十分之二（《元典章·户部·家产·补庶分家产例》）。只要是父亲血缘的人，都有财产继承权，至于继承多少，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在继承政治遗产上则有较大区别，在汉人当政的朝代，嫡庶长幼的名分观念很强，在嗣爵上，嫡子特别是嫡长子有优先权。
女儿有无财产继承权呢？上述事例都没有涉及，显然是没有份的，即没有资格继承娘家财产。女儿出嫁叫“于归”，就是婆家的人了，同娘家已经脱离家庭成员的关系，从而失去财产继承权。娘家给女儿财产，是在出嫁的时候给嫁妆，给的多少根据家庭经济情况，以不损害家庭经济为原则。有的娘家给的很多，甚至给田产，但这是陪嫁，为使女儿在婆家有地位，而不是分遗产。有的对女儿偏心，多给一点嫁妆，如元代福建莆田黄某，“爱其女，尽以腴田嫁之”。黄某没有儿子，以黄已为嗣子，他想把财产多给女儿一些，只有趁出嫁时陪嫁，否则以后就没有理由再给了（宋濂《宋学士文集·朝京稿·莆田黄府君墓志铭》）。也有给女儿分家产的，那是个别的例外。如脍炙人口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婚姻故事中，文君随相如出走，其父卓王孙生气，连嫁妆都不给，在相如文君夫妇开酒馆亲自佣作之时，卓王孙认为有辱家门太甚，才给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初嫁时衣被财物，打发他们到了成都。这是迫不得已给一些钱，还不是分家产性质。后来司马相如受汉武帝重用，以中郎将身份出使西夷，蜀人以有相如为光荣的时候，卓王孙对相如刮目相看，悔恨女儿这门亲事来得晚了，于是重新给文君家产，与给儿子的一般多（《史记·司马相如传》）。这一次给钱，具有分家性质，但其所以给家产，并非女儿有这种权利，而是为了巴结女婿女儿，所以它没有什么普遍性，在女子与娘家遗产关系上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杨宇翔绘分家后父子关系图寡妇对丈夫遗产的继承问题比较复杂，要区别情况处理，明人吕坤在《实政录》卷三《恶风十戒》中说明得较详细。它所叙述的处理原则是：在一个有财产的人家，丈夫死了，孀妇有儿子，全部继承丈夫产业，这种继承，实际上是儿子继承，产权在儿子名下，寡母并无所有权，只是在儿子未成年时由其掌握；若本身无子，而有丈夫在世时收养的儿子，寡妇和养子接受遗产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给丈夫血缘男性近亲平分；若无养子，而有女儿，也是继承三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