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须看爱的艺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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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同父亲的关系则跟与母亲的关系截然不同。母亲是我们所之由来的家，是大自然、土地和海洋。而父亲则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家园。在早期阶段，孩子同父亲很少有什么联系，其重要性根本无法跟母亲相比。父亲虽然不代表自然世界，却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另一极：代表思想的世界，代表人造物，代表法律与秩序，代表纪律，代表旅行与冒险。是父亲来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踏进世界的路径。
同父亲的功能紧密相关因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以及财产可由众子之一来继承等现象的发展，父亲就开始期待那个将来能够托付财产的人。很自然地，父亲总是挑选他认为最合适当继承人的儿子，也就是与他最相像，因而也是最讨他欢心的那个儿子。父爱是有条件的爱。父爱的原则是：“我爱你，因为你实现了我的期望，因为你履行你的义务，因为你同我相像。”正如同无条件的母爱一样，有条件的父亲有其肯定的一面，也有其否定的一面。否定的一面是父爱必须靠努力才配得到，在辜负父亲期望的情况下，就会失去父爱。父爱的本质在于：顺从是最大的美德，不顺从是最大的罪孽，不顺从者将会受到失去父爱的惩罚。父爱肯定的一面也同样重要。因为父爱是有条件的，所以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这种爱。与母爱不同，父爱可以受我的控制。
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跟孩子需要是一致的。婴儿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和照顾。六岁之后，孩子就需要父亲的爱，父亲的权威和指引。母亲的作用是给孩子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教育他，指导他应付他生在其中的这个社会所带给他的问题。在理想的情况下，母爱不会努力去阻止孩子长大，不会奖励孩子的无能。母亲应该对生活有信心，不应该过分焦虑，也不应该把她的这种焦虑情绪传染给孩子。她生活的一部分应该是希望孩子独立并最终离开自己。父爱应该受一定的原则与期望的支配；父爱应该是宽容的、耐心的，而不应该是胁迫的和专横的。父爱应该给正在成长的孩子一种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允许孩子成为自己的权威，从而无需父亲的权威。
一个成熟的人最终能达到这样一点：他既是自己的母亲，又是自己的父亲。他发展了母亲的良知，也发展了父亲的良知。母亲的良知对他说：“你的任何罪孽，任何罪恶都不会夺去我对你的爱和我对你的生活、你的幸福的祝福。”父亲的良知却说：“你做错了，你就必须承担错误行为的某些后果；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改变你的行事方式，这样我才爱你。”成熟的人使自己在外部脱离了父母亲的手掌，在内心却将这两个形象树立起来了。同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相反，人不是通过合并父亲和母亲，从而树立起这两个形象，而是把母亲的良知建立在他自己爱的能力上面，把父亲的良知建立在自己的理性和判断力上面。成熟的人既用母亲的良知，又用父亲的良知去爱，尽管两者看似矛盾。如果一个人只保留父亲的良知，那他会变得苛刻、不人道；如果他只保持母亲的良知，那他就容易丧失判断力，阻碍自己和他人的发展。
成熟的标志以及心理健康的基础在于从对以母亲为中心的依恋到对以父亲为中心的依恋的发展，并最终完成二者的综合。导致精神病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完成这种发展。充分地发挥这一思想脉络超出本书的范围，但一些简要评述或者有助于澄清我的观点。
造成精神病发展的一个原因在于：男孩有爱他的，却又过分纵容他或对他作威作福的母亲；同时有一个软弱并冷淡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小男孩会一直保持早期依恋母亲的阶段，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依赖母亲的人。这种人往往感到孤立无援，想努力得到保护，想被人照顾；缺乏父亲般的品质，如纪律、独立性和自己驾驭生活的能力。他就会企图在所有的人身上寻找“母亲”的形象，有时在妇女身上，有时在有权威的男人身上。反之，如果母亲性情冷漠、反应迟钝又十分专制，孩子就会把对母亲般保护的需要转移到父亲身上，伴随这一点，父亲就会变得很重要——结果跟上面的情况差不多。此人就会变成单一父亲导向的人；完全只被赋予了法律、秩序、权威的原则，而没有能力期待或者接受无条件的爱。如果他的父亲很有权威，同时又强烈地爱着自己的儿子，这一发展方向就更会得到加强。所有精神病发展的一个共性在于：母爱或者父爱，其中的一个原则没能得到成功的发展，或者是由于母亲的角色跟父亲的角色不仅在外在的人身方面而且在内在的角色作用方面发生了混淆——在更为严重的精神病发展中就是这种情形。进一步的考察表明：某些类型的精神病，如强迫性精神病，更多的是在患者的单一父亲依恋的基础上发展的；而另一些病症，如歇斯底里、酗酒，没有能力肯定自己，不能现实地应对生活和消沉等等，则是以母亲为中心的情况所致。
第三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及其蜕变（1）
假如爱是成熟者的一种能力，是一种创造性性格，那么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个生活于既定文化中的人的爱的能力，取决于这一文化对一般个人的性格的影响程度。当我们谈到当代西方社会的爱的时候，我们是想问这个问题，即西方文明的社会结构及由此产生的精神状态是否有助于爱的发展。提出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要对此做出否定的回答。任何一个客观地观察西方生活的人都不会怀疑，爱——包括兄弟之爱、母爱、性爱等等——都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现象，爱的位置上已被各种形式的假爱所替代，这些假爱事实上就是爱情的蜕变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建立在政治自由的原则上，另一方面是以市场来调节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商品市场决定了商品交换的条件；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的买卖。有用的物品和人有用的精力与技巧都转换成了商品，这些商品在市场条件下根据无暴力无欺诈的原则进行交换。譬如说鞋，可能有用也可能有人需要；但是，假如市场上没有对鞋的需求，那么鞋就没有经济价值（交换价值）；同样，人的气力和技巧亦是如此。假如现存市场上没有对人的气力与技术的需求，那么这些人力就没有交换价值。资本的所有者可以购买劳动力，并命令劳动力为其工作，以求得有利可图的资本投资。拥有劳动力的工人必须在现存的市场条件下出卖其劳动力，除非他想挨饿才不这么做。这种经济结构在价值序列上也有所反映。资本命令劳动力；通过聚敛得到的大量无生命的东西要比劳动力更有价值，要比人的才能和有生命的东西更有价值。
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尽管这一社会结构至今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标志，但其中有一些因素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因素赋予现代资本主义以新的特定的品质，并对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结果，我们见证了资本不断集中和积累的过程。大型企业在规模上继续扩大，而小企业却越来越被排挤出局。大型企业的资本所有权越来越同资本的管理职能分离开来。几十万的股票持有者“拥有”这个企业；一个薪俸甚高的管理官僚阶层管理着企业，虽然企业并不属于他们这些官僚。这些官僚对企业获取最大利润的兴趣，还不如他们对扩大企业规模、扩大他们自己手中权力的兴趣大。伴随着资本的日趋集中和强大的管理官僚阶层的形成，劳工运动也在不断发展。通过联合，工人不必在劳动力市场上由单个人为自己讨价还价；工人被组织联合到一个工会中去，这些大工会也同样为强大的官僚阶层所管理，并代表工人去同工业巨头直接对峙。无论在资本领域，还是在劳动力领域，无论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主动权都从个人那里转移到了官僚阶层。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独立性，变得依附于庞大的经济帝国的官僚阶层。
资本集中所带来的另一个决定性特点就是劳动组织的特殊方式，这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高度集中、分工严密的企业导致了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在这一组织中个人丧失了其个性，而成为机器中一个可以磨损的齿轮。现代资本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归纳如下：
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大批能够协调合作的人；这些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这些人的口味也是标准化的，既能轻易地受外界的影响，又能被明确地预测。现代资本主义需要的人一方面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不服从于任何权威、原则或良心，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执行命令，按照别人的期望做事，无摩擦地去适应这部社会机器；无须暴力就能指导，无须命令就可指挥，无须目标就可激励——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要好好干活，表现活跃，发挥职能，不断前进。
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现代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自然的异化。他已经被弄成了一件商品，将自己的生命力体验为在既定的市场条件下必须给自己带来最大利润的投资。人际关系在本质上跟机器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其安全感奠基在跟群体亲密无间的基础上，在思想、感情和行动上同这一群人毫无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尽力同别人亲近，但实际上都是孤独的，充满了危机感、恐惧感和负罪感。这种感觉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得不到克服而造成的。我们的文明提供了各种安慰剂，帮助人们有意识地忽略这种孤独。首先是人们每天都重复着千篇一律的机械性工作，这种程式化的工作帮助他们不再意识到他们最为根本的人类需要，人对超越和统一的渴望。但是，因为单单靠这种工作的程式化还不能达到效果，所以人就通过程式化的娱乐，通过被动地消费娱乐业所提供的声色来克服这种无意识的绝望；还有一种就是通过不断地购买新商品，再把这些商品拿出去跟人家交换这种无聊的行为去克服绝望。事实上，现代人很像赫胥黎在他的《美妙的新世界》（Ｂｒａｖｅ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一书中描绘的那幅图画：锦衣玉食，穷奢极欲，但就是没有自我，与其他同胞也只有肤浅的接触。其口号正如赫胥黎所简要描述的那样，是“个人要是有所感觉，社会就会骚乱”，或者是“你今天能享受的快活绝不要推迟到明天去享受（今朝有酒今朝醉）”，又或者如最高准则所说的“现今人人都很幸福”。今天，人的幸福就在于“玩得开心”。玩得开心就在于消费的满足，在于“得到”商品、影像、食品、饮料、香烟、人、演说、书籍、电影——所有那些被消费和吞噬的东西。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合我们胃口的大苹果、大酒瓶、大乳房；而我们则是吃奶的婴儿，永远期待着，却又失望着。我们的性格是跟交换与接受、交易与消费等市场行为相适应的。所有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东西——都成为交换和消费的对象。
至于爱情，当然也完全符合现代人的社会性格。机器人是不会爱的，它们只能交换一整套人格品质，想做一笔公平的买卖。在这一异化了的结构中，爱尤其是婚姻最有意义的表现是“团队”的思想。在许多谈及幸福婚姻的文章中，一对能够无摩擦地互相配合的团队被奉为理想形式。这一宣传同社会要求雇员应协调发挥职能的标准并无不同。这个雇员必须“合理地独立”，能够合作，宽容大度，同时又要具有进取心，敢作敢为。因此，婚姻顾问告诉我们说，丈夫应该理解他的“妻子”，并乐于帮助妻子。他应该善意地赞赏她妻子的新装束，也要称赞她做的饭菜。反过来，每当丈夫疲劳不堪、怨气十足地回到家的时候，妻子则应该细心地倾听丈夫抱怨工作上的麻烦事；要是丈夫忘记了她的生日，妻子不应生气，而应该通情达理，理解丈夫。两个终其一生都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像涂了油一样润滑，但他们之间绝不会达到“心与心的关系”。他们总是彬彬有礼，互相迎合，皆大欢喜。
这样的爱和婚姻的概念，实际上是强调寻找一个保护自己免遭不可忍受的孤独感的侵袭的避风港。最后，一个人在“爱”中找到了一个抵御孤独的港湾。找到了一种两人联合对外的同盟，这种二人自我主义被误认为是爱和亲密。
强调搭伴精神，强调相互宽容等等类似的东西，也是最近才发展出来的一种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段时间里，出现了一种关于爱的新观念。就是说，夫妻间的性满足是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特别是幸福婚姻的基础。人们认为造成许多不幸婚姻的根源在于夫妇双方在性生活上没能正确地“配合”；铸成这种错误的原因在于对正确性行为的无知，在于一方或双方都没能很好地掌握性技巧。为了“矫正”这种失误，帮助那些不能彼此相爱的不幸的夫妇，许多书里都给出了关于正确性行为的建议与指导；并且或暗或明地保证，只要性关系和谐了，幸福与爱情就会随之而来。隐含的思想就是：爱是性快乐之子，如果男女双方学会在性生活上满足对方，他俩就会彼此相爱。这一观点正好符合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幻想，即使用正确的技术不仅能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而且同样能够解决人的问题。人们没有看到，事实正好与此相反。
爱并不是充足的性满足的结果，而性欢乐——甚至掌握所谓的性技巧——正是爱的结果。如果除了日常观察之外非得要用别的什么来证实这一观点，那么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正可以找到丰富的材料。对最经常出现的性问题的研究——妇女的性冷淡、男子的各种或轻或重的精神性阳痿——表明，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不在于缺乏性技巧，而在于各种各样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使他们不可能去爱。对异性的恐惧、对异性的憎恨是造成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些困难使他们不能完全放开自己，不能自发地行动，使他们无法在直接而又亲近的肉体接触中相信他的性伙伴。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