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须看爱的艺术-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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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发地行动，使他们无法在直接而又亲近的肉体接触中相信他的性伙伴。如果一个有性障碍的人能从他的恐惧和憎恨中摆脱出来，他就会获得爱的能力，他的（或她的）性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不能从中摆脱出来，有再多的性技巧也是于事无补。
尽管精神分析治疗的数据已经证明正确掌握性技巧就能产生性欢乐和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一思想的前提——认为爱是男女双方性满足的伴生物——却是大大地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对弗洛伊德来说，爱基本上就是一种性现象。“人们通过经验发现性（生殖器的）爱能给人以最大的满足，因而性爱事实上成为他一切幸福的原型；那么人们就会被激励着去沿着性关系的方向寻求幸福，去把性爱作为他生活的中心点。”兄弟之爱的体验在弗洛伊德眼里也是性欲的结果，但这是一种性本能被转化成了带有“被抑制目标”的性欲。“这种带有‘被抑制目标’的爱从其渊源来看也是一种充满肉欲的爱，一直平静地呆在人的潜意识里”。至于融合感，合一感（“海洋般无限的感觉”）——这种融合感构成神秘主义体验的本质是同他人或同胞紧密结合的根源——则被弗洛伊德称为是一种病态现象，被解释为衰退到一个人早期“无限自恋”的状态。
这仅仅是在弗洛伊德认为爱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现象的观点又进了一步而已。对他来说，非理性的爱与作为成熟人格的表现的爱之间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在他一篇论述移情的爱的论文中，弗洛伊德指出，移情的爱从本质上说同爱的“正常”现象并没什么区别。坠入情网总是濒临不正常（变态），伴随着对现实的盲目和强制，同时也是从童年所爱对象的转移。作为理性现象的爱，作为成熟最高成就的爱，不是弗洛伊德认为值得研究的对象，因为他从未认为这种爱现实存在过。
第三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及其蜕变（2）
但是，如果我们过高地估计弗洛伊德思想对“爱是性吸引的产物”或者不如说“爱跟性满足就是一回事——爱只是性满足在有意识感觉中的反映而已”这种观念的影响，将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来说，因果关系应该颠倒一下才对。弗洛伊德的思想部分地受到１９世纪精神的影响；他的思想又部分地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里的主流精神氛围而得以流行。既影响了弗洛伊德的观念又影响了主流思潮的诸因素中的首要原因，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严格道德风俗的反动。第二个决定弗洛伊德观念的因素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关于人的概念，这种概念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基础的。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符合人的自然需要，就不得不证明人就其本质来看是竞争性的，是彼此仇视的。经济学家根据人所具有的对经济利益的贪欲，达尔文主义者根据适者生存的生物规律来“证明”上述观点；而弗洛伊德的根据则是：男人为征服所有女性的无限欲望所驱使，只是社会的压力才能迫使他们不再为所欲为。因此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所有的男子都必然是相互妒忌的，并且即使造成这种妒忌的所有社会和经济的原因都一概消失后，这种妒忌、这种竞争的情形也依然存在。
最终，弗洛伊德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１９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唯物主义模式的影响。人们相信，所有精神现象的基质都可以在生理现象中找到。因此，弗洛伊德就将爱、恨、野心和妒忌解释成各种各样的性本能的产物。他没有看到，基本的现实在于人类存在的整体。首先是对所有人都一样的一般境况，第二是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生活实践（超越这种类型的唯物主义的最关键的一步是由马克思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完成的。在马克思看来，既不是身体，也不是需要食物或者占有等本能能够作为理解人的关键，理解人的关键在于人的全部生活过程，人的“生活实践”）。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一切本能的欲望如果能得到全面的、不受阻碍的满足，就会造成精神健康和幸福。但明显的临床事实表明，那些全身心投入无限制的性满足的男男女女并没有因此得到幸福。相反，他们甚至常常得忍受精神冲突或精神病的折磨。所有本能愿望的完全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而且连起码的精神健全都无法保证。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广泛流行，这是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强调储蓄变为强调消费，从强调通过节俭获得经济成功变为把消费看作是扩大市场的基础，也把消费看作是那些焦虑不安的、自动化的人的主要满足方式。在性领域，跟在其他物质领域一样，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原则已经成为生活的主导。
弗洛伊德的理论符合已过去但并未消失的２０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精神。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同最为杰出的当代精神分析学家萨礼文的理论概念作一下比较，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们发现在萨礼文的精神分析系统内，跟弗洛伊德的理论正好相反，对爱与性作了严格的区分。
在萨礼文的概念中，爱与亲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亲密是涉及到两个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能够允许对个人价值的所有方面都给予全面的确认。个人价值的确认要求一种我称之为协作的那种类型的关系。协作关系的意思是说，在两个人追求不断上升的同一过程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明确表达的需要做出明确规划好的调整适应行为。即，越来越接近相互满足，取得不断熟识的安全操作。”如果从萨礼文纠缠不清的描述语言中解脱出来，我们就可以在协作的状态中看到这种爱的本质。在那种情况下，两个人感到：“我们必须根据游戏规则行事，以维护我们的威信、优越和尊严感。”
正如弗洛伊德爱的概念是对１９世纪资本主义时期的父权制下的男性体验的描述一样，萨礼文的描述对应的是２０世纪市场化人格的异化体验。这是一种对所谓“二人自我主义”的描述，他们利益均沾、团结一致以对抗危机四伏的异化世界。事实上，萨礼文对亲密的定义在原则上能适用于任何合作团队；在合作团队里，“为了达到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得协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其他人所表达出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萨礼文所提到不过是表达出来的需要，而别人至少可以说爱本身就已经隐含着包括对两个人之间未表达出来的需要的反应）。
作为性满足的爱，作为“团体工作”与逃避孤独的港湾的爱，这两种爱都是西方社会中爱情蜕变的两种“正常”形式，是由社会造成的病理学的爱情。这种病理爱情有许多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其结局都是对精神的折磨。这些病理形式被精神病学家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称为神经紊乱症。通过下面几个例子可以简明地说明一些常见症状。
造成病态的爱的根源是“相爱的”一方或双方都顽固地依赖父亲或母亲的形象，并把他以前对父亲或母亲怀有的感情、期待和恐惧在成年后都转移到“爱人”身上。这些人从来没有超越儿童时代，成年后还在寻找童稚的感情要求。在这些情形下，虽然他们在智力和社会交际方面有符合他们的实际年龄的表现，这些人在感情上却始终停留在二岁、五岁或十二岁的阶段。在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感情上的这种不成熟状态会导致其社会能力发生障碍；在不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冲突只限于个人亲密关系的范围之内。
回顾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父亲中心人格或母亲中心人格，下面我们所举的经常在生活中出现的病态爱情关系的例子，指的就是男子在感情发育过程中始终停留在婴儿依恋母亲的阶段上。这些男子还没有断奶。他们这些人始终感到自己还是孩子；他们需要母亲的保护、爱、温暖、关怀和夸奖；他们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需要这种爱，他们是母亲的孩子，他们弱小无助。这些人在企图赢得一个女子的爱时，或者甚至在他们获得这种爱之后，他们往往和蔼可亲，风度翩翩。但他们同这个女子的关系（实际上同对所有的人的关系一样）都是表面的、肤浅的，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他们的目标是被人爱，而不是去爱别人。在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往往可以看到很强的虚荣心和或多或少隐藏起来的高过云天的想法。如果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女人，他们就会感到信心十足，处在世界之颠；这时他们对其他人也会表现得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这也是这些人富于迷惑性的原因。但在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个女人不再符合他迷梦般的期望时，就会出现冲突和矛盾。如果他的女人不是始终如一地欣赏他，如果她要求有自己的生活，想得到爱和保护，如果她——在极端的情况下——不打算原谅他有外遇（或者甚至仅仅是不赞赏他们这种外遇行为），这时他就会感到受到深深的伤害和失望。一般来说他还会用“妻子不爱他、自私或者专横”的说法把他的这种感情合理化。任何不符合母亲对娇儿的关爱的些微疏忽，都被看作是缺乏爱的证据。这些男子一般来说把他们的文雅举止和取悦别人的愿望同真正的爱混淆起来，并因此得出他们结论说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们自以为是伟大的恋人，并对对方的忘恩负义而大肆抱怨。
只有在少数的情况下一个以母亲为中心的人才能无障碍地正常生活。如果他的母亲是以一种过分保护的方式“爱”他（这种爱可能是专横的，但并不是破坏性），如果他找到了跟这种类型的母亲相似的妻子，如果他拥有奇异的天赋和才能让他可以施展他的魅力并为人所赞赏（有些成功的政治家就是这种情形），那么，他就可以在没有达到更为成熟的水平的情况下成为一种在社会意义上“合作良好”的人。但是，在不那么有利的情形下——这才是更为常见的自然状态——如果没有社会生活的话，他的爱情生活也将大失所望；这种类型的人在独处的时候，冲突矛盾、重重焦虑和厌世都将朝他袭来。
从病理学上说，有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对母亲的眷恋更深，也更加不理性。到这种程度，用象征的意义说，不是回到母亲保护的双臂，也不是回到母亲滋养人的胸膛，而是回到母亲全面接受——也是全面毁坏——的子宫。如果说心智健康的本质是从子宫走出、进入世界，那么严重心理疾病的本质就是被子宫所吸引，向子宫回归——这实际上也就是抛弃生命。这种偏执的眷恋经常发生在那种以吞噬—破坏的方式跟自己的孩子发生联系的母亲对孩子的关系上。有时候以爱的名义，有时候以义务的名义，这些母亲想把孩子、少年以及成人留在自己身体当中。除了通过她们，这些孩子是不应该能够自己呼吸的；也不能去爱，除了在肤浅的性爱的水平——而这是在侮辱所有其他的女性；他不应该有能力去独立自主，而应该永远是一个跛子或罪犯。
母亲的这方面，即破坏、包罗的这方面，是母亲形象消极性的一面。母亲能给生命，也能收回生命。她是接受者，也是破坏者；她能创造爱的奇迹——但是，她也比任何其他人更能伤害爱情。在宗教形象（如印度教中的女神卡莉）中以及梦幻的象征中，母亲的这两个方面的形象都能找得到。
精神病态爱情的另外一种类型可以在偏执的恋父中见到。
与此相关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有一个冷淡无情的母亲和一个将自己所有的感情和注意力都投入到自己儿子身上的父亲。他是一个“好父亲＂，但他同样也是专制的。当他对儿子的行为满意时，父亲就表扬儿子，送他礼物，满含深情；当儿子不能使他满意的时候，他就收回他的爱，并对儿子进行斥责。对儿子来说，父亲的爱就是他的所有，因而他也就以一种奴性的方式依恋父亲。他生命中的主要目标就是取悦父亲——当成功地取悦父亲时，他就感到开心、安全、满意。但是，当他做错了事，考试没及格或者没能成功地取悦父亲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受挫，父亲不再爱他了，自己被驱逐了。在以后的生活中，这样一个人就会努力寻找一个他能以类似的方式去依恋的父亲的形象。他的整个生命就变成了一系列的沉浮升降，这些沉浮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成功地取得父亲的赞赏。这样一类人在他们的社会事业中通常都是非常成功的。他们尽责、可靠、上进——假如他们所选择的父亲形象知道如何对付他们这样类型的人。但是在他们跟女人的关系上，他们冷淡而疏远。对他们来说，女人没有核心的意义；他们通常对女人有一种不明显的蔑视，但是对小女孩父亲般的关照掩饰了这种蔑视。他们阳性品质往往能在开始打动女人，但是他们却逐渐变得令人失望。因为他们的妻子发现，在任何时候，比起那个父亲形象，丈夫对她的感情永远是处在第二位的。情况只能这样，除非这位妻子碰巧也依恋自己的父亲，这样的话，她就会对跟一个将自己当作一个任性的小女孩的丈夫在一起感到幸福。
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神经性障碍疾病。这种类型的病症根源于另外一种类型的父母状况。父母双方彼此并不相爱，但是他们彼此克制，并不争吵，也不公开流露任何不满。同时，距离也让他们在跟孩子的关系中表现得很不自然。小女孩经历的就是一个所谓“正常”的氛围，这个氛围不允许她跟父亲或母亲有亲密的接触，因此这个女孩很困惑，也很害怕。她对父母亲到底想些什么、感觉些什么一点把握都没有；在这种气氛中，始终贯穿着未知与疑惑的因素。结果就是，女孩退回到了她自己的世界，回到白日梦的状态，仍旧疏远；在她以后的爱情生活中，她也保持同样的态度。
第三章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爱及其蜕变（3）
还有，这种退缩导致了一种强烈焦虑的发展，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牢靠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导致将受虐作为惟一的体验强烈兴奋的方式。通常这样的女子更喜欢她的丈夫当众发脾气、咆哮，而不是喜欢她的丈夫保持一种更为正常和理智的行为；因为，她的丈夫这样做至少可以去掉她们身上紧张和恐惧的负担。在有的情况下，她们甚至无意识地挑起丈夫这样的行为，为的是结束那种情感上中立的令人痛苦的悬念。
以下我们将描述病态爱的几种其他较为常见的形式。但是，我们不再分析在他们孩子时代奠定这些行为基础的一些特定因素：
有一种假爱的形式并非少见。这种爱经常被体验者（在电影或小说中，这种爱出现得更为频繁）认为是“伟大的爱”，就是偶像崇拜式的爱。如果一个人没有一种根植于自己创造性力量发挥的自我认同，以及对自我的意识，他通常会趋向于将他所爱的人“偶像化”。他同他自己的力量异化了，将自己的力量投射到所爱的人身上。他将他所爱的人视为所有的善，所有的爱，所有的光，所有的福的化身。在这个过程中，他丧失了对自己所有力量的认识，消失在自己所爱的人里面，而不是发现了自己。既然从长期看没有一个偶像可以不辜负他的（或她的）崇拜者的期望，所以失望注定要发生。作为补偿，接着去寻找另外一个偶像，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无休无止的循环。这种偶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