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须看爱的艺术-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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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把弗洛伊德的理论推向前进呢？弗罗姆求援于马克思主义。他说，弗洛伊德是一门真正的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所发现的无意识的过程以及性格特征的动力学本质都是对人学的独特贡献，从而改变了未来关于人的图景。但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马克思将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遗产同经济的、社会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从而为一门有关人和社会的新兴科学奠定了基础。于是，弗罗姆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补充和修正弗洛伊德主义。使二者相互补充和相互修正，从而都获得新得生命，达到了一种新综合的高度。
弗罗姆向马克思主义求援并不是偶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激烈进行的时候。正在中学读书的弗罗姆目睹了当时德国举国上如何处于歇斯底里的狂热之中，目睹了他的一些叔伯、表兄、老同学如何在战争中悲惨地死去，目睹了当时德国新闻界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邻国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如何把这次战争说成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在他的脑海里涌现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千百万人怎么可能继续在战壕里，或被人杀害，或去杀害其他国家的无辜的人民，从而引起父母，妻子、朋友们的极大痛苦呢？他们究竟为何而战呢？当每一个人都说不希望战争的时候，战争又是何以可能发生的呢？双方都宣称，他们不需要征服别国的领土，只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财产和领土的完整，战争又怎么可能继续进行下去呢？战争究竟是一场无情的意外事故的一种结果，抑或是某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种结果呢？他说，正当他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解除了他心中的疑团。当时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在理论上说明了这场战争得以发生和继续维持下去的原因，而且冒着各种危险以实际行动反对这场战争。例如，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投票反对战争预算，并批评德国政府的官方立场。弗罗姆说，从这时候起，他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好感，在潜心钻研弗洛伊德的著作的同时，也不时地翻阅马克思的书。所以，当他对弗洛伊德理论产生怀疑时，马上就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弗罗姆和当时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了时代风气的影响。作为一个心智敏感之人，弗罗姆强烈感受着动荡中的既有秩序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正当这个充满热情的年轻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时，１９２９年他受到了霍克海默尔的邀请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担任讲座。从而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家们创立了一种跨学科的社会政治观点。他们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个别观点，同时吸收卢卡奇的“异化”概念，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批判理论”。人们把以该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称为法兰克福学派。在社会学领域，法兰克福学派把对实证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对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认为实证主义社会学把人视为无主体的客观结构和把人的精神物化，不仅扼杀人的精神价值，而且变成为现存制度的合法性提供辩护的政治工具。通过和这些思想家的交流和讨论，弗罗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１９３４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弗罗姆和许多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一起移居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在美国，弗罗姆与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进行广泛的争论，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新弗洛伊德主义的创建工作，同霍妮一道创立了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学会。他还是一位开业的精神病医生，企图通过仔细地研究前来接受精神分析法治疗的病人的行为、自由联想和梦，把新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终其一生他坚持临床治疗工作。
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结合”在一起是弗罗姆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具体如何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并无一致意见。后来弗罗姆脱离了该学派，但将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研究始终是其学术研究的中心。１９４９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教授席位，在那里创建了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及培训精神分析学家。在以后的二十余年中，除定期到美国讲学、开办研究班外弗罗姆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墨西哥度过的。
他一改过去对政治冷漠的态度，成为热中于政治的社会活动家。以前，他自认为自己不具备适合于从事政治活动的气质，因此始终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５０年代以后，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并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他认为自己的责任不是被动地置身于这样一个正在走向自我选择的灾难世界，责任感促使他积极地投入政治实践活动，比责任感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世界越变得不健全和非人性化，每个人就越感到需要团结起来，需要和共同肩负着人类使命的男女战斗在一起。为了使自己的理论不全都建立在书本基础上，需要一个经验观察的场所。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只有真正成为这个实验室中的一名称职的工作人员，才有资格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表意见。正是受这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指导思想的驱使，他广泛结交了国际上有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波兰的人文学派的一些成员竟成了他的私交挚友。“实践派”原来每年夏天要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弗罗姆是当然的“座上客”。沙夫则自称他的思想深受弗罗姆的启发。弗罗姆还为沙夫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个人》的英文版写了序言。
正当弗罗姆在后期越来越积极地投入政治活动的时候，他的理论却越来越脱离实际，以至于人们称他为“人类梦想家”。他所建立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在日趋体系化的同时，也日趋空想向宗教神秘主义方向发展。早在１９２６年弗罗姆就接触了佛教，到六七十年代，他更热衷于对禅宗的研究。他与著名禅宗学者铃木大拙过从甚密。期间写的《禅宗佛教和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和宗教》、《上帝与人的挑战》等著作中，他竟然认为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禅宗是紧密相连的，因此在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时，要以佛教禅宗作为“参照物”。例如，他在论述克服人的异化的途径时，就提出要通过精神分析法，激起人的自我意识，在心理上完成某种“蜕变”，达到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境界。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完全不切实际的变革社会的设想。例如，建议成立由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消费者代表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这一组织像食品检查局那样不作决策，而只是鉴别出对人来说哪些东西是有害的，哪些东西是有益的。他还建议成立一个最高文化委员会，以便为政府、政治家和公民们提供服务。这些建议受到了不少人的批判，他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幻想，比如说飞行，就是靠历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得到实现的。同样，如果我们也像对待自然科学事业那样把所有的智慧、能力、热情集中起来用于实现人类社会理想的事业之中，那么，人类救世主的理想也一定会变为现实的。同时，弗罗姆的理论有一种变为一种纯粹“爱的说教”的倾向。和马尔库塞相像，弗罗姆认为，爱是人本主义的顶峰，是人本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甚至是一种崇高的宗教情感。弗罗姆于１９６５年在墨西哥退休并获得荣誉教授的桂冠，此后移居瑞士。到了晚年，他仍然不停进行研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８日，弗罗姆在迎接８０岁生日前在瑞士的穆拉尔托逝世。
弗罗姆４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是《逃避自由》（１９４１）。这部著作通过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的研究，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并奠定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加以综合考察的基础。５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有：《心理分析和伦理学》（１９５４）、《健全的社会》（１９５５）、《现代人及其未来》（１９５５）、《爱的艺术》（１９５６）、《寓言、神话和梦境》（１９５７）、《弗洛伊德的使命》（１９５９）、《让人占据优势》。其中以《健全的社会》和《爱的艺术》两书影响最大。当《爱的艺术》一书发行４０万册还供不应求时，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评论说：“弗罗姆著作出版上的成功表明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弗罗姆通过这些著作，已初步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思想体系。６０年代的主要著作有：《禅与精神分析》（１９６１）、《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１９６１）、《自为的人》（１９６１）、《在幻想锁链的彼岸》（１９６３）、《人心》（１９６４）、《遗忘的语言》（１９６５）、《精神分析与宗教》（１９６７）、《希望的革命》（１９６８）、《精神分析的危机》（１９７０）、《分析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１９７０）、《上帝与人的挑战》（１９７０）。其中以《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和《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影响力最大。《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只是几万字的小册子，但在西方流传很广。此书是用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来解释相概括整个马克思的思想的代表作。从该书关于人性及其异化的问题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在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则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两种学说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为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而提出的有关综合的想法，这是一部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纲领性著作。弗罗姆通过６０年代的这些著作，使他的“人本主义伦理学”、“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日趋成熟，不但在“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而且在“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潮中，都是一些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点。７０年代，弗罗姆的主要著作有：《对人的破坏性之剖析》（１９７３）、《要财富还是要生存》（１９７９）等等。
附录弗罗姆生平及思想（2）
爱的乌托邦
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面对如此恶劣而无孔不入的社会环境，如何拯救人类呢？除了禅坐以外，弗罗姆提出，必须超越对患者做消极的治疗和拯救，把重点放在培育人的创造性的爱上。
在《爱的艺术》中，弗罗姆说：“任何关于爱的理论，必须以人的理论，人类生存的理论为起点。”在前面已数次作过介绍，弗罗姆正是从他关于人性的理论出发，来阐述“爱”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人——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之中的人——永远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和同一个方案，即：如何克服这种疏离感，如何实现与他人融合，如何超越个体的生命，如何找到同一。原始时代居于洞穴中的先民、照料羊群的游牧民族、埃及的自耕农、腓尼基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现代的职员和工厂雇员都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相同的，因为它从同一个根源上涌现。这个根源就是人类的生存处境，就是人类所必然陷入的个人化与孤独感。这对矛盾。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有各种各样，但是最理想、最完满的解决方法“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合，在于人同他人的融合，在于爱”。
弗罗姆把爱作为人的生命中一种积极主动的力量，认为只有这种力量才能突破他与同胞隔离的墙。他还说：“爱不是强加于人的一种职责，而是人本身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力量，他才能与世界发生联系，使这个世界真正成为人的世界。他对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这段话赞不绝口：“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跟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交换信任，等等。”当然，爱本身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他强调，他这里所说的爱是“创造性的爱”，所谓“创造性的爱”指这种爱是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得到发展的结果。这种爱存有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的情感体验。它是创造性的，是活生生的生命流露，是一种人类至高无上的艺术。
那么，究竟怎样去培育人的这种创造性的爱呢﹖究竟怎样指导人们去进行爱的实践呢﹖弗罗姆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充分论述：
要把培育创造性的爱同培育创造性性格结合起来。弗罗姆说：“毫无疑问，爱的能力是依爱者的性格发展而定。一个人如果要具有爱的能力，先决条件是他已经达到了以创造性为主的性格发展方向。”他再三强调创造性性格的重要性，“性格”在他那里指的是“人在同化与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引导个人能力之发展的较固定形式”。“性格”肩负着生物学上重要的功能，有了他人的行为才不致完全被本能的形式所支配。人的“性格”有各种类型，最理想的是“创造性性格”。“创造性性格”具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性格学上的，指的是“一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其特征是自主地使用其能力，而不是依赖别人来控制自己的一切”；其二是伦理学上的，指的是“人类德行发展的目标”。一个人具有了“创造性性格表明他的人格发展是健全的（参见《自为的人》）。”创造性性格具有“创造性的爱”这种特殊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具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就可以穿过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而寻得自由感，以解决个人生存上所遇到的困难与矛盾。“创造性性格”与“创造性的爱”是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保证，后者是前者的体现和功用。
要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在人的积极活动中，增强爱的能力。弗罗姆说：“爱是主动活动，而不是被动的倾向：它是‘自足’（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而不是‘追索’（ｆ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以最通常的说法，爱的主动性可以用这样的陈述描述出来，爱首要的意义是给予（ｇｉｖｉｎｇ），而非接受（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所谓“给予”并非放弃、被剥夺或牺牲，而是一种能力的最高表现。在“给予”中，个人体验到力量、富饶和能力。这种充盈高涨的生命力使人喜悦，它之所以比接受更令人喜悦，就是因为它表现出我们的活力和对生命的肯定。“给予”表现于情爱中就是把关怀、尊重、负责给予出去。在母爱中，母亲则给予婴儿乳汁、照顾、体贴等等。一个人若没有某些东西，而不能给予出去，他就有贫穷的感觉，并从而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