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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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造成报告文学只有“报告”缺少“文学”的原因，主要是一些作者对已有的材料不能按文学艺术创作要求进行取舍、加工、提炼等精细处理。其次是一些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掌握报告文学文体，对这种体裁缺乏基本理解和认识。毫无疑问，报告文学要有报告内容，即作品的信息量、辐射面等必要的“报告”，但只有这些“报告”内容还不行，必须会作“报告”。要注意“报告”的对象、时机、侧重点和“报告”的深度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能够体现文学性、也能够说明“报告”性的最基本的要求。再一个原因是现在不少作品是在某些单位、部门和某个领导意图下所产生的，这些作品往往是有人出钱、又有具体创作要求和目的，既要照顾到张三李四，又要考虑到“左邻右舍”，所以不可避免地加给作品更多的“报告”。
报告文学作家王霞认为，目前，报告文学中“报告”多而“文学”少的原因有三：一是作者理解的偏差。这种偏差表现在对报告文学文体性质的误解，以为读者仅需要了解事实和事件而忽视了它的文学功能。二是作者驾驭能力的欠缺。主张写报告文学的作者首先要去学习写小说，回过头来再写报告文学。而我们很多报告文学的作者是从写通讯转到写报告文学的，这就免不了把这种文体当成通讯或是总结采写，就免不了简单地“报告”了。三是作者缺乏必要的文学修养，只会“报告”这一手，更有甚者用材料来拼文章，当文章写出来后连自己都不知道属哪类文体，最后戴上“报告文学”这个帽。
近年来，虽然报告文学作者队伍越来越大，但有文学性能使读者读下去并“买单”的作品却越来越少。评论家王晖认为，当前报告文学引起读者强烈不满的主要原因是文学性差，而文学性差的报告文学多是非作家的作品，一批挂着“报告文学”招牌的“贴金文学”、“马屁文学”，在部分理论家的呵护下昂首挺胸地迈进了报告文学的作品大堂。
“报告”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实际是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应深及源头加以探究的命门课题。正视报告文学创作的现时状态，下工夫做些针对创作有先导意义的实质性研究，比始终纠缠在大而化的定义和口号中要有意义得多。
纪实文学：“空间”与“命题”抑长扬短的呼吁
2005年11月，第四届“正泰杯”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审表彰大会如期举行。这项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公司联合举办的评选活动，已然是一年一度中国报告文学创作成就的大检阅。这届评选获奖作品分别是：长篇，《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生存与毁灭》（李林缨）、《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苦婚》（涂俏）；中短篇，《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用胸膛行走西藏》（党益民）、《特别关注：写给中国人民的故事》（罗盘）、《永远的红树林》（何建明）、《大爱无言》（马文科）。从获奖的篇目看，至少可以看出评选者的两种诉求：一是注重对现实生活的书写、审视和忧患的表达，改变报告文学创作中纯粹历史的表现和资料汇编、求异猎奇式作品过多的状况；二是引导作家追求精、短报告文学的创作，从此次获奖作品中短篇占上风可见一斑。
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张锲先生，在这届表彰大会上的发言中，更着重于对报告文学创作中抑长扬短的呼吁。这也是近两年许多报告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两位专事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王晖和孟晓原对此有一段颇具见地的对话，对报告文学“长”盛“短”缺的现象做了一番十分中肯且很有价值的“报告”。王晖认为：“‘长风日盛’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弥漫于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无疑不利于报告文学制式的多元化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短篇作品的写作。与之相呼应的是，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办了‘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活动，涌现出《今生无悔》（朱金平）、《忠诚》（黄传会）、《台湾媳妇老兵妻》（萨仁图娅）等不少优秀作品。刘茵发表在《报告文学》杂志上的《砸车奇遇》，我觉得是一篇颇具新意、巧思、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的短篇佳作。其实，从文体建构上来说，短篇制式的报告文学看似易写其实难工，它对作家的思维能力、综合提炼能力以及简洁而生动的表达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可以说，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瓷器活’。近百年来堪称经典的报告文学中，短篇制式不在少数。我赞同这样的倡导，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制式问题，它实际上代表着对当下粗制滥造、追求金钱利益、迎合出版商趣味、败坏报告文学声名的反省与批评，代表着对精品创作的褒扬和鼓励。在一定的意义上，应该把这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的‘注水’问题是相当突出的。作为读者，我不喜欢长而空的作品。长篇报告文学写作和出版的动机很值得我们注意。有些题材是否有必要以书的规模出版，是否有些‘短题’长做了？利益驱动的‘原则’严重地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健康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言，你把倡导精短报告文学‘看作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救亡运动’，就绝不是危言耸听了。从报告文学创作本身看，‘长风日盛’反映了作者对文体体性把握的偏颇。报告文学强调纪实性，但并不意味着对客体‘照单全收’，这里有一个基于作者眼光、识见的选择问题。选择，一方面表示强化，另一方面要求放弃。现在的作者有一种‘求全’心理，这就从本体上消解了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要讲究作品言说的表现力，否则报告文学的读者会更多地流失。我注意到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倡导精短报告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尽管‘雪凡妮杯和谐美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征文’并未推出更多优秀的短篇，但是其价值导向是明显的。刘茵的《砸车奇遇》我读了，感受同样。作为资深的报告文学编审，她对报告文学的精短化多有呼吁，2005年又以自己的写作践行，精神感佩。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倡导作者写作短篇报告文学，而且希望媒体能推动短体报告文学的发展。《文汇报》和《南方周末》等报纸刊发的报告文学，有一些的确是精短的。报纸应当成为报告文学发表的主要阵地之一。”
在报告文学评奖过程中不约而同出现的这些声音，反映了报告文学界对于现状中的问题的自知与自省。相信通过创作与批评的这种积极互动，报告文学能够在扬长避短的努力中再获新的进取与新的发展。
诗歌：“虚热”与“沉潜”诗歌：“虚热”与“沉潜”
“盘点年度诗歌写作，评议年度诗歌热点，探讨年度诗歌问题。”我且戏仿电视编导的言语风格，大致按照这样的思路考察2005年的诗歌。我设想，这并列的几部分，在经过描述和评介之后，或许能够获得其内在的关联性，并使2005年度新诗发展概貌得以呈现。换言之，我将不是孤立地谈论三个方面的话题，而是希图透过诗歌写作、传播、诗歌（文化）活动、新诗批评等现象，归纳并反思诗歌写作、新诗的历史传统、诗歌场域中的诗人身份、诗集出版和接受等相关问题。
诗歌：“虚热”与“沉潜”“等待戈多”：谁是新诗集的出版人和读者？
从考察新诗集的出版和图书市场的关系入手，颇能看出诗歌这一文类在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微妙而尴尬的处境。迄今为止，我们尚未看到过有编辑、出版人撰文或在公开场合声称：“出版诗集没有销路，完全是亏本买卖，所以，当代诗歌理所当然不会被列为出版计划，除非有资助或自费出版。”但是，现实的情形是，它已成了多年以来关心这一问题的人们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据说因为换了社长，前几年为新诗出版做过巨大努力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用以资助诗歌出版的庞大计划遂告中止。同时，“江湖”上还传言河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诗歌方面的书亏了多少万。下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对于新诗出版和传播怀有理想主义精神使命的出版社会是哪一家呢？
2005年1月，花城出版社精心策划并推出“忍冬花诗丛”，首次入选诗丛的是多多和王寅这两位诗人。按照当代新诗的发展潮流或流派划分，两位诗人分属朦胧诗群体和第三代诗人群体。两本诗集收录的作品并非诗人阶段性写作的结集，而是他们写作生涯相对完整的选集，书后还附有相关评论。是什么标准把他们安排到一套丛书中来的呢？以丛书名中的“忍冬花”为喻，编辑和出版者取“优秀而又甘于寂寞”为寓意，形容这两位诗人。在“丛书”的《序》中，也是从为本套丛书的入选诗人和作品定位的角度，编者林贤治围绕核心概念“一流诗歌”展开，认为“诗人大于诗”，“无论妙手偶得，或是耽于经营，都有可能产生好诗。当得起一流的诗歌，往往更容易看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藉此显示了生命的深度，以及非凡的素质，其中包括艺术气质、知识修养、道德感，等等。这些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诗歌的品质。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而一流的诗歌绝不可能出自末流诗人之手。”那么，已经获得以“一流诗人”的身份入选“忍冬花诗丛”，《多多诗选》（首印10000册）和《王寅诗选》（首印6000册）的销路又如何呢？和一般的小说印量相比，这两部诗集因数实在少得可怜。按出版常识，6000册的印数，如果全部卖出，仅仅不亏本而已。花城出版社为当代新诗所作的传播努力实在显得太勉强、太缺乏信心。
我对当代诗歌出版的低估和微辞并非大惊小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新诗出版的低迷已严重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中国的出版社在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和市场化压迫下，被商业化大潮冲击得晕头转向，新诗出版几乎被逐出图书出版的市场目标之外。稍加观察，人们能够发现，首先，诗歌不被列入出版计划，原因是不好卖，没有市场等等；其次，就算获得出版资助，出版后的诗歌类书籍又逃不过出版社发行部门的冷遇，而如果发行渠道不畅，后果就是诗集的滞销，积压库存。诗集卖不掉，又反证了诗歌没有市场，没有读者。如此恶性循环，各种关于诗歌的偏见，便得到反复地证明和强化。如同一个怪圈，接下去就是在新的一年度出版计划议程中，诗歌进一步遭遇冷落。
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讨论的，主要是指个人诗集的出版，至于新诗选本（选集），延续了前几年的出版势头，2005年也有几种。而新诗年度选本，则有可能是出版社丛书类出版计划中的一部分。对于更能反映当代诗歌写作实绩，体现诗人的个人风格和阶段性探索成果的个人作品集，则基本不可能被列入出版社的计划中，除非有资助。
上文提及的花城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忍冬花诗丛”，似为新诗的出版开了个好头，然而，据我考察，2005年只此一家出版社有计划地推出新诗个人集，介绍当代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中国之大，优秀新诗人之多，却只有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两位当代重要诗人，这难道不足以说明诗歌在当前图书出版市场中可悲的沉寂现状吗？另根据“诗生活网”之“诗通社消息”的不完全统计，有关2005年的消息大约有511条，其中，个人诗集正式出版信息约30条。这其中到底有几条是出版社计划内出版，不得而知，但这些出版物中，重要诗人不超过5位。面对这样的诗歌出版现状，诗人们该怎么办？他/她们会不会困惑于写作的意义？而那些热爱诗歌的读者们又会怎么想？
诗集出版难并不是个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经济改革深化到某个阶段，消费文化流行，纯文学边缘化之际，诗歌就遭遇到消费社会的冷落。此前，如果说民间诗刊的大量流传，显示了诗人自觉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努力；那么从90年代起，民间诗歌刊物存在的另一个动因，就是诗人对消费文化的无奈反抗。诗集出版渠道不畅，诗人们的反应大致有两种。一是写诗，自己掏钱或者寻找资助，去出版社“买”书号，完全自费出版诗集。这种方式投资比较大，但印成的诗集可以参与市场流通。另一种，也是自己掏钱，但不由体制内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自己印成诗册，仅分送给诗友们交流，不进入图书市场。第二种方式延续的是当代诗歌传统的内部交流形式之一。或因为囊中羞涩，无力自助出版，或出于对体制内出版市场的蔑视，总之，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与市场和公众保持距离的方式，坚守着写作的纯正性。然而，这种应对举措也加剧了普通读者和诗人的隔膜，造成了写作和阅读之间的相互误解。又因自20世纪末发生诗歌论争以来，新诗场域内部的分化，更是加速并强化了普通读者对于新诗的漠视与偏见。这些漠视与偏见包括：当代诗歌是晦涩的，读不懂；诗人不再关心社会问题，而只满足于小圈子的唱和，等等。
2005年，在体制之外的民间诗坛，却出版了几种值得注意的诗丛和选集。居住在哈尔滨的诗人张曙光等主持的《剃须刀》季刊在继续出版了四期诗刊的同时，还推出了两辑“剃须刀丛书”，共有朱永良、桑克、张曙光、文乾义、孙文波、臧棣、张伟栋、吴铭越、萧开愚九位深具写作潜力的诗人出版了他们的个人诗集。诗集并不厚，是诗人们阶段性写作的小结，反映出每位诗人新近对写作的设想，也体现了他们在风格上的探索。《诗歌与人》在主编黄礼孩的策划下，2005年一共推出了四种诗歌出版物：《梦想及其通知的世界：“完整性写作”的写作原理》（世宾著），《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李寒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诗人诗选》（黄礼孩、江涛主编），《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燎原著）。诗人蒋浩自2002年起主持《新诗》丛刊，2005年推出“第七辑”萧开愚诗集《虚无过后》。不难想像，在现今问题重重的图书出版和营销机制中，以上出版物很难纳入体制内出版社的计划运行轨道。一方面出于诗人之间交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集正式出版渠道的不畅，即使像萧开愚、张曙光、孙文波、臧棣等都曾有正式出版的诗集，已是成名了的诗人，他们也只能继续自印个人诗集。
诗歌在当代文学（化）场域中处境尴尬，人们早就在谈论诗歌或文学的边缘化问题，尽管我们并不很清楚，与边缘相对的中心到底指的是大众文化还是主旋律文化。但是，暂且抛开这样一种文化定位的意图描述不谈，单单从当代诗歌写作的实绩来看，难道当代优秀诗人们所写的作品就没有参与当代文化构建实践的必要吗？对此，公平地说，我们不能指责当代诗人，问题出在文学批评界和出版机制两个方面。也许是到了文学生产全面市场化的时刻了；也许诗歌也不得不被卷入到消费文化浪潮之中，因为诗歌被创作出来后，就已独立于诗人而存在，它们需要被阅读，被评说，被纳入到文学传统的网络体系中。当然，我也隐约了解，在当前中国出版体制尚未完全商业化，没有合法的文学代理人的前提下，奢谈诗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