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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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绍俊谈到，我们的理论表面上资源很多，但是如何真正变成自己的理论，真正与本土经验和本土文化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语境中产生的，一旦脱离那个语境，想把它完全抽象起来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是不可能的。即使作为一个思想资源引进来，也必须在我们自己的语境中重新生产，才可能让它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理论。贺绍俊对理论建设中“建设”这个词比较感兴趣，他认为，因为建设性的工作更加重要，包括批评。对于今天来说，建设性的批评更加重要。
提升批评家的审美趣味
关于文学批评家个人审美趣味和批评的标准也是研讨会上的一个焦点话题。牛玉秋认为，批评家不可能没有个人趣味。如果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可以挑自己喜欢的看，不喜欢的理都不理，但批评家不能，而且批评不能以个人趣味为标准。作家的审美趣味狭隘是没问题的，甚至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但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如果非常狭隘的话，那么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批评家。她认为，很多批评家都是很有才气的，但有的就看先锋作品，这种态度本身是有问题的。
陈福民说，过去自己一直区分不清个人趣味和公共的态度。面对一个悖论，只有喜欢的才会去投入，认真去思考，但事实上，如果你是一个批评家，你相信你所使用的语言、你所研究的对象是跟社会的公共事物发生关系的话，你必须有一个公共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完全的个人趣味化会遗漏很多重要的经验。
李建军认为，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重建基本尺度和普适标准。他说，所谓的自然写作、身体写作这样荒唐的口号和旗号在文学上是反基本的文学标准和普适尺度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小说就是写人的，人物的心理性格以及人物性格赖以展开的环境，需要情节、细节，需要构成小说那些很本质的东西，我们必须尊重这些尺度。
关注现实，强化文艺理论建设
郑伯农认为，文学理论与批评主要是参考文本，但是在当今社会，更要结合社会实际。因为大的环境会影响到文艺，影响到价值观、历史观。所以我们要关注现实社会这个大的环境。张德祥说，批评应该面向大众说话，如果批评只在圈子里头转悠就不对了。他认为，理论研究、文学批评的文体需要改革，现在的文体根本无法面对大众，无法参与社会话语的对话，原因是在我们理论批评的价值建构上存在问题；第二就是现在这种话语方式与我们的时代是脱节的。
李炳银提到，理论批评最大的缺陷在于我们没有自己的独到的眼光。文学要有所坚持，应该有它明确的口号，不能出一朵花就说这个花好，出一棵草就说这棵草好。他针对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和大众、社会隔膜的现状指出，文学要赢得读者和社会的关注，重在对社会的参与。许多评论家都谈到，有些小说家没有真正地思考社会和现实问题，这一话语涉及文学的精神内涵到底是什么的讨论。
梁鸿鹰认为，2004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话题比较集中，而我们所热衷的，是不是老百姓所关注的？批评家很关心的，老百姓可能觉得隔靴搔痒。在我们的研究中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写作和我们的文化、社会进步和文化积累的关系。
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秘书长吴秉杰在总结三年来编选《理论批评文选》工作时说，批评家关注较多的话题集中在社会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学史、文艺学科建设、先锋性小说等问题上。他说，理论批评委员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理论批评和创作是脱节的。他希望理论批评要更多与创作实践和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结合，并关注社会环境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真正为了社会进步、社会文明、民族精神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
（胡殷红，2005年1月7日《人民日报》）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贾平凹：以《秦腔》为故乡树一块碑
贾平凹的新长篇小说《秦腔》未出先热。该长篇由《收获》今年第一、二期刊发，然后交付作家出版社于今年（2005年）三月出版，本报从今日起获作者授权开始独家连载。为让读者了解贾平凹写作这部小说的基本构想，本报特约王彪先生专访了贾平凹先生。
王彪：你说《秦腔》“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确实如此。在我看来，《秦腔》是我读到的最原生态还原农村生活的作品，甚至取消了长篇惯常所需的一些叙事元素，即便对你这样的作家，这也是个冒险的举动。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这种写法？它是一种新的文本吗？
贾平凹：我不敢说是“新的文本”，但这种行文法我一直在实验，以前的《高老庄》就这样，只是到了《秦腔》做得极致了一些。这种写法其实也是因要写的内容所致。这样写难度是加大了，必须对新写的生活要熟悉，细节要真实生动，节奏要能控制，还要写得好读。弄得不好，是一堆没骨头的肉，弄好了，它能逼真地再现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
王彪：虽然你也非常坦率地承认，你担心会有人认为《秦腔》“没意思”，对照近年文坛流行的“家族史诗”的宏大叙事，《秦腔》似乎显得过于日常、本真；但我分明能感觉出，这部长篇里你是有野心的，即以细枝末节和鸡毛蒜皮的人事，从最细微的角落一页页翻开，细流蔓延、泥沙俱下，从而聚沙成塔，汇流入海，浑然天成中抵达本质的真实，从这个角度说，回归原生的生活情状，也许对不无夸饰的宏大叙事是一种“拨乱反正”？
贾平凹：你这些话好像是一拳抵在我的穴位上，痛而麻酥酥的。我之所以这么写，目的就是如此。在以前的几个长篇里，我开始追求，而这一部作品因为写我生活过的村镇，我更得心应手，其追求就表现得更充分吧。过去的一些成规的东西是需要消解的，这如同成语，成语是在一大堆形象里抽象的，而成了成语后却失去了形象，从某个角度上讲，我做了一种还原工作。但这不是自然主义，它看似鸡零狗碎的日子，骨子里却极有分寸。
王彪：这部小说的语言个性很突出，书面语言和日常用语融合得浑然一体，读起来很顺畅，回味着又厚实，在今天的小说家中，你一直在这方面进行着自己的努力，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你是不是有意识地在做这样的工作？
贾平凹：西北的农民有一个行当叫“麦客”，以帮人割麦为生，是靠卖力气吃饭的一些人。麦客的镰刀一般都讲究，有的人甚至从选钢到锻制都自己设计，有些名气响亮的麦客的镰刀式样被争相仿制。我觉得写作也是这个道理，一部作品能表现个性的首先是语言。我比较重视这个方面。经常是写着写着就为一两个具体用词而得意。我以前说过，散文是说话，其实小说也是说话，散文是作家直接说，小说是作家用作品的人物去说。但说话的语言很重要，因为作家还承担着改造并规范语言的责任。我们平常用的成语是厚厚的一本词典，这些就是被不断规范了的有代表性的语言。我们目前使用的现代汉语毕竟才100年的历史，可我们民族已经文明地存在几千年了，比较起来相对浅薄些，再加上不少新闻语言在流行过程中使原有的词意在散失。我是有意识地在重视这个问题，但也不是特别地去如何做。我小说语言的基础是陕西的民间方言，关中地区和陕南的，这地域的民间语言本身就厚实。
王彪：你是以写农村题材著称的作家，你也常说自己是农民，为故乡立传树碑，无疑是《秦腔》的初衷，也可看做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正像你在后记里谈到的，当代农村在急速走向荒凉，随着父辈的消逝，我们与故土的关联会越来越少。这是你心头的隐痛，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
贾平凹：你这话说得好。确实是一次寻根的过程。我在《秦腔》后记里谈了我对当下农村的关切和焦虑。我从农村出来，站在城市的角度看生我养我的故土，身份是双重的，无论怎么写，笔尖是有温暖的。
王彪：除了清风街上的日常生活，我最感兴趣的是你对农村文化形态的鲜活描摹，中国的传统文明是农耕文明，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相当长时期是我们的文化之根。《秦腔》里如此盘根错节的人伦关系和这种关系遵循的道德原则，正是传统文化构成的骨架，依我看，《秦腔》是解读乡土中国最生动的读本。
贾平凹：我们是农业大国，但没有大农业，称呼是小农经济。正是因为农村文化形态就表现在日常琐碎生活之中，所以坚持这种写法。以往许多写农村的作品，写得太干净，如一种说法，把树拔起来，根须上的土都在水里涮净了。建立在血缘、伦理根基上的土性文化，它是黏糊的，混沌的。在我写作过程中，曾写过一个条幅挂在书房，写的是：我是混沌凿不得，风号大树中天立。
王彪：当下的农村，更年轻的一代，会不会觉得离开土地反而能获得前所未有的解脱？
贾平凹：这个冲突确实是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嬗变，农民渐渐地从土地上剥离和出走，对于年轻的一代是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但总体来讲当然是无奈。许多事情从理论上来讲都是明白的，也是轻松的，但现实沉重而苍凉。所谓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就是这样。每一次大的社会转型，都是关乎着人类的命运，这就使作家有了可写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是这样，当下的中国农村也更是这样。往往这个时候我们难以把握，更多的是迷惘、矛盾。
王彪：秦腔作为地方戏曲，显然在你的小说里是一种民间文化的载体，也是传统文化的表征，它的寓意超越了戏曲本身。就如你描写的，尽管清风街的人那么热爱它，可它仍宿命般走向了衰败。这是一种纠结了太多矛盾的尴尬，是秦腔远离了当下的生活呢？还是当下的人们在远离它？结果好像都是注定的，秦腔就如同这片土地上的挽歌，终究蔓延成一曲令人心痛的绝响。
贾平凹：我之所以把这部小说叫《秦腔》，其中也写到了秦腔，秦腔是地方戏曲，而别的戏曲没有叫腔的，秦腔另一种意思就是秦人之腔。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韩石山：粉碎中国作家的军事建制（1）
写此文的起因，是不久前参加了一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此公也是一位官员，职务不低，文学水平也不低，开这样一个不低的规格的研讨会没有什么不该。会议在新落成的一个大厦里举行的，场面之隆重，坐法之别致，我一进去就感觉到了。本地的来宾坐在南边一排桌子后面，外地的来宾坐在北边一排桌子的后面。东边横着一排桌子，后面是会标，不用说是主席台了。每排桌子上都摆着名签，我找见自己的名字坐下了。左右一看就知道，这个顺序是按职务高低排的。再看对面，不由得肃然起敬。不是对来宾，而是对那种排法。有北京的，有上海的，也有其他省区的，略去高矮胖瘦的不同，仅从地位着眼，竟然也是由高到低一条漂亮的下滑线。有的你以为没道理，仔细一想，还是有道理的。比如坐在最头上（挨着主席台）的，是一位年轻人，要说职务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以下职务比他高的有的是，这不是错了吗？一点都不错。他这个处级可不是平常的处级，乃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处级，也就是说，他是中央来的。级别不高，地位却不能说不高。后来的发言中，有人说到了“晋军”如何，再看那边，有陕西来的，有山东来的，由不得就想起了“陕军”、“鲁军”这些词儿。迷迷糊糊地又想到，这阵势多像个军事会议呀。有参谋总部的，有中央军，有晋军，有陕军，有鲁军，有冀军。唯一的缺憾是，光有陆军，而没有空军和海军。要是空军政治部创作室，和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各来上一个人，那可真是一个海陆空各军种齐全的军事会议了。
当时只是这样想了想，并没有要写什么的意思，这两天忽然福至心灵（实为穷至心灵），心想，何不把这个话题拉来说说呢。
心里有谱，总不踏实，于是便上网查看。不查不知道，一查还真让你吓一跳，中国作家整个是个军事建制呀。这样一支虎贲之师，威武之师，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不敢说，扫穴犁庭，直捣瑞京，生擒诺奖评委诸位老儿则是绰绰有余的。你以为我是危言耸听吗，实话说吧，未看这些资料之前，我也是将信将疑。看了下面这些资料你要是还不信，那就谁也管不着了。闲话少说，且看：
晋军——进入新时期以来，山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对整个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于是，有了“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黄河新闻网）
陕军——1980年代以来，陈忠实、路遥、贾平凹、高建群、邹志安、杨争光、红柯等第二代作家跃上中国文坛，他们分别以《白鹿原》、《平凡的世界》、《浮躁》等厚重、大气的作品奠定了在全国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初期和后期两次“陕军东征”以来，陕西这片文学热土更是在全国文坛炙手可热。（《新周报》蒋峰文章）
湘军——从“文化大革命”到1989年，湖南文坛又迎来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60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古华、莫应丰等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湘军”。（文学湘军网页）
鲁军——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文学浪潮中，我省也不乏引领风骚之举，以张炜、矫健、王润滋、尤凤伟、李贯通、左建明、李存葆、李延国、王光明、刘玉堂等为代表的山东作家的默默耕耘和层出不穷的佳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坛崛起了一支颇具实力的“鲁军”！（《大众日报》2003年7月25日署名文章）
冀军——在文学长篇小说蓬勃发展之际，以地域形成特色的作家已有陕军、湘军等，近日，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方水土”丛书，把河北省的数位名作家聚集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向世人彰显出“冀军”的实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4月3日署名文章）
滇军——1999年10月启动的云南作家聘任制目前已结出累累硕果，33名被聘作家4年中力作不断，一批作品引起了全国文学界的关注，显示了“文学滇军”实力，也为云南省的文化体制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