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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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我在小说中从来不会有意去构建某些主题，如果有一定的主题出现，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主观没有太多关系，甚至根本就是行文当中的人和事所导致的。这样写小说恰好应对大篇幅的作品，就如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在行云流水间，总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在那山水之后。
新京报：巨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漫长的历史，都是阅读的障碍，什么能吸引读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我觉得完全可以写一个片断的故事，可能更好看。
刘醒龙：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是凭小说读者的修养来做判断。我碰到不少人硬将《知音》等刊物上的文章当作小说来谈论。这时候，不只是我，任何小说家都只能无言相对。当下诸多伪小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力。很多时候，选择从横断面切入历史，大部分是力所不逮。在纵向的宏大和横向的精巧的选择上，我不能不受自身性格驱使，选择我力所能及的———纵向的宏大历史，毕竟我的写作不属于江南才子型的。我所写出的20世纪这段历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相对来说，看得清楚的地方要比明史和清史多出很多。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圣天门口》这部作品？
刘醒龙：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写这本书的目的：重建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最不幸的是设计一生的梦想错了，一个民族的没落与衰亡也是其梦想出了问题。这部小说写了我所熟知的生存真实、命运真实、灵魂真实，尽管那些全发生在小山下、小溪旁、小屋里，连教堂都很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它们却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写完这部小说时我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圣天门口》的确已成为我灵魂的驿站。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铁凝：写作着是美丽的
在年初召开的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主席台上就座的只有铁凝是女性，她坐在边缘的位置上，沉静而不张扬，坦然而大方，一副荣辱不惊的样子。
主席台下的铁凝谈笑风生，神态活泼开朗，说话时澄明的目光与人做着善意的交流。她剪着一头利落的短发，穿一件黑色的中长外衣，显得清爽秀丽，精神焕发。有人称她是文坛的美女作家，果然名不虚传。但铁凝不同于有些靠外表博取文名的所谓美女作家，她的美在于内在与外在和谐一体的美的气质，一种明澈坦然的气质。
关爱人、理解人
铁凝是那种让人感觉在她身上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的人，因为这么多年来她就像一位魔术师，以她敏锐细腻的感受力、丰富的想像力、深刻的洞察力、难得的悟性和不断精进的技巧，为读者营造出一部又一部多姿多彩富于魅力的优秀作品。从早期的《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后来的《玫瑰门》、《棉花垛》、《孕妇和牛》、《对面》，再到近期的《永远有多远》、《大浴女》，铁凝的作品总是受到读者广泛的关注，像她这样对读者保持长久吸引力的作家在文坛并不多见。走进她的作品世界，就仿佛走进铁凝笔下的心灵的花园，幽深宽广，无边无际，这里有大自然的鸟语花香，也有各色有血有肉的人，包括不被人注意的芸芸众生。她以深沉的爱心关爱这些人，展现她（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生存状态，又不失冷峻地揭示他们的弱点。
铁凝的近作《永远有多远》已被改编成电视剧。《大浴女》第1版发行20万（册），现在被曾出过5卷本《铁凝文集》的江苏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也被改编为电视剧。谈到读者关心的《大浴女》中尹小帆这个人物，铁凝说：“电视剧将尹小帆这个人物不好的一面写得比较多，对她内心的痛楚揭示得不够，其实在海外生活的一些华人女性内心的苦痛，比在国内生活得最狼狈的女性还要厉害，只是她们无处诉说。”
作家应关心政治、关注读者
现在在一些作家看来，似乎越标榜自己远离政治越好，而铁凝则不讳言：“作家应关心政治。”这是在谈及她的作品与社会密切关联而有些女性作家只注重写自我时说的。铁凝说起不久前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问中国时，自己曾参加与大江对话的座谈会。她说：“大江的作品即使是写一个偏远地区的小人物，也透露出作家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是作品的根基所在。文学作品即使是表现小人物，也应展示给读者强大的现实感。作家应参与现实，关心政治。文学的终极目的不在个人的小悲欢，而是通过人物的悲欢反映现实。作家要多一些站在人类高度的大悲悯情怀，少一些个人的小情小调。”铁凝认为目前一些作家的写作技术多而情感少。
铁凝的创作没有固定的套路，她的创作题材和风格多变，又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对于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她是这样看的：“一方面不要太在意读者，作家不是读者创造的，写作不能左顾右盼，三心二意，要保持单纯、明净的心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艺，把小说写好。迎合是没有出路的，不要有投机心理，读者也在成熟，并不是投机就能赢得读者。另一方面不能完全忽视读者。没有读者，作品不产生意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要让读者接受。”铁凝和读者的交流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是通过读者来信，有些很边远地区的读者也给她来信，指出她的作品哪里好哪里不好；还有就是通过签名售书，与读者直接交流。有一回签名售书时一对夫妻来对她说：“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读你的作品。”这些使铁凝很感动，让她心里明白自己的读者是些什么样的人。
再回首
铁凝至今不能忘记对她走上文学之路起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作家徐光耀。上初中时她写了一篇作文，心里没有底，想找专家指点。后来她得知《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她所在的这个城市。在她的眼中徐光耀是个了不起的作家，于是她满怀敬意地把自己的作文拿给徐光耀看，请教于他。没想到得到了徐光耀的肯定，他说：“这篇作文已经是小说了。”徐光耀又指点说：“当作家要能吃苦，去农村深入生活。”徐光耀的话使铁凝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一名作家。当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她放弃了当一个令人羡慕的文艺女兵的机会，直奔农村这块广阔天地。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去深入生活。连徐光耀后来都对她的做法表示吃惊：“你还真的跑到农村去了？”现在想起当初的天真，她感到有趣，如果现在让她选择她可能不会那样去选择。但那段农村生活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已经成为她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前段时间她还到河北西部的一个农村生活了一段时间，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可以说是插队生活的延续。在那里，她写出了《对面》、《孕妇和牛》等作品。铁凝并不把这理解为“体验生活”：“说自己在一个地方体验生活，这太像表演。汪曾祺说得好，‘这只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去体会异己的小悲欢，关注人的命运，对于自己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积累，增强思维的厚度。”
坚实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无论是读铁凝的作品还是接触她这个人，都能感觉到她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即便是深深地体会到生活中有泥泞和晦暗的一面，她依然对生活抱着一颗诚挚的爱心。如她自己所说：“真正的做人其实是灵魂和筋肉直面世界的一种冶炼，是它们历经了无数喜乐哀伤、疲累苦痛之后收获的一种无畏无惧、自信自尊、踏实明净的人生态度。”那是经过人生历练后的一种纯净。
除写作外，铁凝喜欢做的事还有很多，如读书、听音乐、看画、看电影、收藏、做家务……她描述起来总是津津有味，可见她总是生活得津津有味。她喜欢读人物传记、各种杂书，浏览当前的各种小说。她现在担任河北省作协主席，她把这当作与文学有关的事，义不容辞。她每年要花时间看二三百万字的年轻作家的作品，并想方设法推荐出版；还要为作家们解决种种困难。她心甘情愿去做这些事，并感到愉快。通过工作接触各种人和事，也是一种生活积累。写作依然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最近打算写一些散文，一部长篇正在酝酿之中。她新近出版的“名人语画”丛书中的一部书《生活在坏话里》，用短文配上漫画的形式。不知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也许作为一个名人也要经受种种“坏话”吧？而铁凝表示，要“很踏实沉着地走自己的路”。
作家身影与文学声音余华：我能够对现实发言了
记者：在你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很少写到当代生活，而《兄弟》这一次却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写到现在，有着极强的时代特征。
余华：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化大革命”，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
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过去、现在、将来都会有人写。如果我来写，怎样能保证与众不同呢？过去我一直没有找到进入这段历史的最佳角度。
为什么我们这些作家都爱写以前的时代呢，因为时代越远越容易找到传奇性，可以在小说里天马行空地对历史进行虚构和想像。而当今时代，现实世界的变化已经令人目不暇接了；而且还出现了网络虚拟的世界。所以，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你总是觉得虚假、不可信。
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发现今天的中国让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和传奇神奇地合二为一，只要你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
记者：你怎么看这两个时代的变化呢？
余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巨大的变化，这些记忆成为了我们人生的重要部分，我们的命运、经历都与时代的变化相关。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是过去时的，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改革开放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是现在时的，更甚于今天的欧洲。
在这个历史过程里，国家、社会和人都发生了巨变，这样的变化，在西方要经过400年发生，在中国只用了短短40年。人类文明史上的两个极端，都被我们所经历了。
当我把两个时代通过一代人的命运变化写出来时，它们的价值和意义就全部都显现出来了。对于李光头、宋钢这样一代人来说，童年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对小说家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代，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写出和这个时代相称的作品来。
记者：你能确定你写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里真实发生的事情吗？比如小说里最感动人的宋凡平和李兰的爱情，对有过“文化大革命”经历的读者来说，他们的形象就不够真实。
余华：当然有这样的事情。去年我在澳大利亚遇到一个中国人，她爸爸是一个大学教授，她妈妈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和家庭，这位母亲就采取了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谁要是批斗她丈夫，她甚至敢到他们家门口去贴大字报，说这些人其实是地主反动派。结果那些工宣队、红卫兵，谁都怕她，也就放过了她的丈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她爸爸常说，“文化大革命”太可怕了，要是没有你妈妈，我早就死了几回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人的出身、成分等很多问题，有很多家庭破碎、解体，也有很多家庭反而更团结，相依为命。在灾难和不幸来临的时候，那些坚持活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那个时期，很多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空前地好，彼此之间更加忠诚，感情更加融洽，他们知道不能出现一点闪失，否则这个家庭就会毁灭。
宋凡平和李兰分别来自两个破碎的家庭，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组成一个家庭，他们会更加珍惜自己的生活。
这两个人是我写得非常满意的人物。疫病、磨难在伟大的人性面前，根本就不算什么。“文化大革命”把人的丑陋和邪恶释放了出来，但是就在同时，人的善与美也被激发了出来。往往在最黑暗的深处，你会看见人性的美最耀眼地闪亮着。
记者：《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用的是减法，在《兄弟》里用的是加法，你在关键时刻把细节放大，比如宋凡平为了接生病的李兰回家，被十几个人围殴，被打、被捅、被踹死，连自己的儿子都辨认不出来；李兰没有钱只能为宋凡平买最短最便宜的棺材，打断小腿才能放进去……你花了6万字来写这个过程，非常的煽情，不像以前那么节制了，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写法？
余华：这与我写了几年的随笔有关系。给《读书》写专栏的时候，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是直来直去，遇到什么写什么，正面展开，非常有力量。当叙述的每个细节都写得很充分时，阅读的快感会更强烈更刺激。以前在小说里写“文化大革命”，我只是当背景，这次是作为中心、正面来写，比如批斗、武斗、游行等场面。
这六七万字在小说里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铺垫作用，《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不同是因为我是用大量的细节去推动故事往前走，而不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常常靠人物的对话完成故事推进，这个情节，如果按照“许三观”的写法，也就是5000字写完。但我现在用很密集的写法，把人物的情感、人的内心、人跟外部环境的关系表达得非常充分。
宋凡平死了，李兰不在外人面前哭，也不许两个孩子在外人面前哭，自己拉着板车到了城外无人的地方，对李光头和宋纲说，哭吧。他们才无所顾忌地哭出声。这是一种压抑的情感，我一直让它压着，在这个时候，才让它爆发出来。写到这个时候，我眼泪哗哗直流。
在《兄弟》里这样让我满意的描写，还有很多。所以我觉得《兄弟》让我重新发现自己的才能，光是上半部，就比《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要好。
对很多作家都呈现过的这段历史，作家怎么表现、表达自己的思考和态度，找到独到的方式，把握时代的脉络，反映这个时代里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这是需要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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