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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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底层表达方面，刘庆邦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他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总是无意中透出俯视的优越感，也不会迎合主流的体恤之情，因而更具有一种平等的姿态。2005年他发表的中篇小说《卧底》和短篇小说《福利》、《鸽子》、《车倌儿》，都是写当下的矿工生活的，具有热腾腾的新鲜感。他曾把2004年定为自己的生活年，回家乡生活了一段时间，接触了大量的煤矿特别是小煤窑的生活事件，可以说这些小说是出自他的良知和激情而写出来的。《卧底》中的那个只身下到煤窑中的小记者周水明甚至可以视为就是作者本人的化身，他感觉到要揭露出现实的真相，是要冒着很大的危险的，哪怕是一位作家通过自己的写作，而他认定了要冒这样的危险将地狱般的煤矿捅出一个大洞来。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新青楼”文学
在反映底层的小说中，沦落到出卖自己肉体的下层女性最被作家们所关注。如果把写到这些女性的小说汇集起来，命名为当代“青楼文学”，大概并不过分。因为这些小说的确有一些共同的现象值得我们讨论。许多作家正是通过卖淫现象进入社会底层的。但具体到文学，这又不仅仅是一个底层问题，也许还有一个文化传统。青楼可以说是缠绕着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一个情结。因此可以把当代反映妓女和卖淫现象的小说概括为“新青楼”文学。卖淫现象自从在20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以来，至今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据专家估计，在全国范围内，目前商业化性工作从业人员约为400万人。放眼今天城市的街景，在灯红酒绿、雕梁画栋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不可遏止的欲望。所不同的是，古代的青楼是公开的，今天的青楼是变相的，也许就藏在那些装潢艳丽的洗浴中心、歌舞厅、发廊等场所的里面。但即使如此，人们似乎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这种社会现实的顽强存在，就在一点点地腐蚀和瓦解社会的道德精神世界。新青楼文学就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展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青楼文学是一份及时的社会档案，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的性交易现象。这也正是今天的新青楼文学与传统的青楼文学的最大的不同所在。有人概括传统的青楼文学是一种诗化的青楼、浪漫的青楼。但对于今天的小说家来说，青楼不再是诗化的场所，作家们基本上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反映社会的“青楼”现象。
而对这种现象的揭露，比较集中在经济根源的追究上。季栋梁的一个短篇小说《燃烧的红裙子》可以说是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端的地步。红喜是一名农村姑娘，村里干旱没收成，就跟着大伙到城里去打工。她在城里做上了妓女，卖淫时被公安抓住，遣送回农村。最后红喜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一头栽进水窑里淹死。一直愤怒对待女儿的父亲终于放声大哭。但他哭的不是女儿的死去，而是女儿临死还把家里的一窑水给糟蹋了。在父亲的眼里，女儿的生命还不及一窑水值得心疼。作者并非要谴责绝情的父亲，虽然从现代性的观念来衡量，这样的父亲太缺乏人性，但事实上在人的生存还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讲人性是一种奢侈的要求。因为这是一个干旱得都要冒火的地方，一窑水将维系一家人一年的生活。作者正是要借此诘问那些为人性解放开空头支票的启蒙主义。
作家通过青楼表达对社会的批判，这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角度，但也由此形成了一些简单拙劣的故事模式，比方写青楼对爱情的弑伐，本来是恩爱夫妻，因为男人或当官或做生意与青楼发生了关系，结局则是夫妻反目；本来一个单纯诚实的年轻人，因为商业化的追逐使欲望膨胀，沉湎到青楼女子的声色犬马之中，葬送了原初珍贵的爱情……一旦这样的故事被模式化后，也就失去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作者的批判本意也大打折扣。
相比之下，雪漠的一个短篇小说《美丽》也写到青楼对爱情的弑伐，却是一点也没有模式化的痕迹。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新婚的农村青年，但新郎灵官没想到妻子月儿竟然患着梅毒。他们俩小时候就在一个学校上学，相互就萌动着爱情的种子。月儿也像大多数的农村姑娘一样总想跳出农门，后来月儿到她爹开的卡厅里管收钱，但“卡厅里的淫荡空气腌软了心中的防线”，她抵御不了勾引，委身于一个来卡厅的老板，就染上了这种可怕的病。梅毒不仅仅一点点地吞噬月儿的身体，也在一点点地吞噬她对爱情的祈盼，最后她在沙漠中自焚。按陈思和的理解，作者笔下的梅毒“象征现代都市中糜烂与繁华同体孪生的文化，是如何给淳朴的农村女孩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月儿在风月场上患上梅毒才惊醒过来，她想回到从前的生活，想悄悄治好病，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婚。小说重点写到灵官及其父母在得知真相后的态度和心理。在他们的态度中交织着双重的道德标准：一方面他们绝对拒斥青楼现象，所以他们恨月儿；另一方面亲情伦理使他们不得不把月儿当作妻子、媳妇来救治。这一切更唤起月儿对美好爱情的祈盼。但尽管心头的爱情火焰越来越炽烈，现实中的爱情却被一个正在溃烂的身体所阻隔。月儿最后选择了自焚，就是不想看到自己的身体彻底溃烂，她不想毁掉她留在爱人心中的美丽。作者大概是把主要的寓意都托予自焚的情节了，也就是说，青楼对女人的伤害是无可救治的，哪怕这个女子还心存美好的愿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实现。
现代化的矛盾往往集中体现为城乡冲突，所以在新青楼文学中经常会以城乡冲突作为构思的基础，在这种构思中，青楼女子就代表了乡村，她在城市遭遇到的屈辱和蹂躏，也体现了城乡冲突中乡村文化的被动位置。阿宁的中篇小说《米粒儿的城市》通过乡村女孩米粒儿对城市的向往、满足、失望、仇恨的一步步的变化，反映出在城乡冲突中，城市的欲望至上是如何恶性地利用和糟践淳朴的乡村资源的。米粒儿满怀感激和爱意去答谢城市和城市的男人，却没想到这样就天真地钻进了男人为她设置的圈套里，成为了风月场上的牺牲者。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海外军团”的崛起
有一支海外军团在近几年的崛起，的确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形成了又一次波澜壮阔的出国留学潮，而这支军团的成员都是出国留学潮中移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他们挟带着中国经验，在异国文化的碰撞下激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他们加入到当代中国的文学写作中，无疑带来一种新鲜的叙述语言。哪怕同样是在讲述中国土地上的生活，却是别开生面的天地。
在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版图上，至少有三位海外女性作家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她们是严歌苓、王瑞芸、张翎。严歌苓的名字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已经相当熟悉了，她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就开始发表作品，当时才20多岁，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90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仍不断有作品问世。张翎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以后转读听力康复学硕士，现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在一家医院主管听力诊所。但她一直从事文学写作，作品除在海外出版外，也见诸国内的文学刊物。现为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2005年还获得首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袁惠松文学奖。王瑞芸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西方美术史硕士，1988年赴美，现居洛杉矶，是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巴洛克艺术》、《美国艺术史话》等，译著有《杜尚访谈录》，并有小说、散文发表于海内外中文报刊。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黄川是个黄女孩》，王瑞芸的《姑父》，张翎的《雁过藻溪》、《空巢》，都是上乘之作。这些中篇小说除《黄川是个黄女孩》是写海外生活，立足于海外的经验，从题材上说是她们所独有的外，其余几篇作品都是在国内的生活经验酝酿成篇的。有的是写南京大屠杀，有的是写一个被政治的囚禁整治得心理扭曲的小人物，都触及重大的历史话题。这种题材的小说在内地作家的笔下很容易涂抹上意识形态色彩，但海外女性作家却以各自的文学方式处理，不仅没有轻待历史，而且同样也掂量出历史的分量。
这里着重介绍《金陵十三钗》。因为它不仅出自海外军团之手，还因为在表现抗日战争上它具有某种突破性的意义。小说一开始就将最神圣的东西与最淫邪的东西绞结到一起。一方是高森的教堂和威严的神父，一方则是从风月场所逃出来的披头散发的窑姐们。因为一场血腥的、以后也让中国人民永世不能忘记的大屠杀而将这二者绞结到一起。战争是摧毁文明和秩序的，在战争这个恶魔面前，代表着上帝的英格曼神父也失去了他的威权，他无法阻止日本兵残忍地枪杀中国伤兵，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收养的乞儿陈乔治倒在中佐的枪下。于是，在遭到屠刀威逼的教堂里，像书娟这样的内心还充满着诗意的女孩子，就对以往所认定的神圣与淫邪有了新的体认。我以为书娟对风尘女子玉墨由仇恨到忏悔最后到敬佩的情感转变，并不是意味着她对妓女这种身份的认识有所改变，而是懂得了对于神圣和淫邪的区分决不能停留在物质层面，重要的还是在精神层面。社会是不公平的，不公平导致了肉体与灵魂的分离，玉墨无法逃避肉体上的堕落，但她并不甘于灵魂上的沉沦，因此她才会在神父绝望的时候站了出来，代替教堂里的女孩子们去面对日本鬼子的魔爪。
我们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但这场战争让中华民族刻骨铭心，至今我们仍在打扫战场。该想想我们获得了多少值得珍惜的战利品，对于文学而言也是如此。我感到，文学注视这段历史的目光显得有些疲惫，我们很难从作家的叙述中得到兴奋和刺激。但是严歌苓的这篇小说仿佛让我感到目光的闪烁，她稍稍移动凝视点，于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还不在于以一个单纯的女孩子书娟的视角，也不在于将战争、宗教、妓女、少女的青春萌动等等浓缩到战火中的一个教堂内，而在于仇恨主题的转换。战争激发我们的仇恨，仇恨疏导我们的道德良知，因此仇恨是战争文学的基本主题。但抗战题材不应该以激发对敌人的仇恨作为文学的归宿。严歌苓在这篇小说中显然调整了关于仇恨主题的思路，她不是不追问侵略者，而是把侵略者钉在审判席上，无须再追问。它只构成一种背景，而在这一背景下，作者通过书娟对玉墨的情感转变，使我们对仇恨主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血与火的战争之中。在血与火中，书娟的精神得到一次宗教式的洗礼，但这次洗礼不是神父为她完成的，而是一位风尘女子为她完成的。这篇小说当然揭示的是人性，但小说的意象并不止于人性，它由人性推广到宗教性，推广到人的精神净化。
玉墨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形象，她的身上携带着许多文明的符号，这是一个民族的悠久文化传统的结晶。这使她有别于一般的风尘女子，尽管金陵十三钗都打扮成中学生勇敢地献身，但玉墨能成为她们的领头人，这显然是一种文明的召唤。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文明就是一种宗教，它让我们得到精神上的洗礼。玉墨也许能让我们联想起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或者是斥奸骂贼的李香君。明代的戏曲家卓人月甚至将杜十娘的忠信品格比之于伯夷、屈原，感叹她“比伯夷之吁嗟，效屈原之”，由此看来，将玉墨视为战场上的英雄是完全够格的。小说中还有一位戴教官，为了教堂和更多人的安宁，宁愿放下军人的武器从容就义，他和玉墨一样是我们看到的战场上的别一种英雄，他们的血早已在战争的遗址下冷寞，今天我们真应该给他们一份温暖的关注。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红色资源的挖掘
20世纪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工农革命取得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标明了它的鲜红色彩，红色是由它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的，这意味着它要走一条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道路，因此新中国的历程在当今世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这段历史经验对于文学来说应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这段历史虽然一直被作家们所关注，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基本上是从社会历史批判的角度进入这段历史的，总是摆脱不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使是着力于表现人性，也多半是预设了社会、政治与人性的截然对立。实际上，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彻底否定的态度妨碍了作家更深入地利用这一段特殊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资源。我借用“红色经典”一说，把这段特殊的历史资源称之为“红色资源”，而2005年小说写作让我感到，作家在利用这段红色资源上有所突破。肖克凡就是一例。他的中篇小说《唇边童话》和《孤岛史》，前者写1958年城市大搞公社化的一段经历，后者写一个农民因1958年大炼钢铁的一次工伤从而改变了他及全家人的生活。显然他对这段红色资源充满了兴趣，并且看得出他是有所思考的。《孤岛史》的叙述略嫌生硬，《唇边童话》则是十分圆熟的了。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孩子的眼睛去看待当时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潮大更迭的社会现象的，小说从孩子饲养乌龟开始，就是在这种天真、闲适的氛围中慢慢展开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紧张，因为孩子的不懂事，这些紧张的表现在他眼里就变成童话一般。作者巧妙地利用这一孩子视角的特点，绕开了社会政治的老路，而让我们看到了民间道德对时代大势的适应与调整。小说在表现那个历史时期丰富的社会内容时，不是进行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展示了精神的韧性和磨砺。墨白的《母亲的信仰》同样可以看作是一篇在红色资源上大有作为的作品。小说中的母亲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朴实的农民，她在6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带给她的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磨难，但她因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