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80-中国文情报告(2005～2006)-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朴实的农民，她在60年代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带给她的不是实惠，而是更多的磨难，但她因为信仰的支撑变得越来越坚强。她的入党是桩很具体实际的事件，但作者跳出了具体的现实。这种具体的现实很容易引导作家去写一个被荒诞政治所愚弄的悲剧，或者换一个角度，也可能写到一个妇女解放的问题；这类写法未尝不可，但终究未跳出我们熟悉的框框。墨白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纠缠于历史的具体事件，而是去揭示生活的艰难困苦与信念的执著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信仰是如何照亮一个人的内心空间的。这些小说也许给我们一个预示：当代作家将会通过整理红色资源创作出超越历史的厚重之作。


中短篇小说：高原状态下的平庸和躁动为70年代和80年代证明及其他

　　　　年轻的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土地，他们在小说叙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审美时尚，尽管从经验的层面说他们的小说略显单薄，但这一问题随着岁月的累积应该不难被克服。更致命的问题是他们的才气很快就会被精明的市场所攫取，所以他们中的佼佼者多半都把时间花在写长篇上，很少有人愿意倾情于中短篇小说。徐则臣算得上是这批年轻人中的少数派，近两年他写了一批中短篇，越写越成熟，令人刮目相看。他在2005年这一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西夏》、《纸马》、《越挠越痒》、《弃婴》、《奔马》、《鬼火》、《三人行》、《石码头》等，不仅体现出一种新的叙述力量，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对“70年代”这个几乎成为萎靡审美的代名词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徐则臣为我们去除了曾经蒙在70年代作家身上的那一层时尚的幻影。他的小说的基本元素不是酒吧、卧室、浴缸、玫瑰，而是底层的日常生活，甚至乡村的民俗。他的《西夏》在写一位哑女在京城的遭遇时，很机智地将奇特性与平常性糅碎了重新组合在一起。李傻傻也是一位值得我们重视的年轻作家。李傻傻属于80年代写作，“80后写作”如同“70年代”一样几乎成了另一个带有贬义的专用名词，代表着商业化、时尚化，代表着“为赋新词强说愁”。但李傻傻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我们对“80后写作”的片面看法。如他在200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雪地上的兔子》、《2004，2014》，在这两篇小说里面都有一个关于死亡的主题，我们会发现作家思想中的沉重，这种沉重似乎又与作家的年轻不相称，但恰恰是这种不相称构成了小说叙述的张力，也使他有别于那些过于轻漂的“80年代写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李傻傻的农村出身有关，他并不掩饰这一点，而是将此化作了他写作的重要资源。所以张柠在评论李傻傻时说：“自40年代末期以后，文学在农村题材方面一直在探索，但又一直被忽略。农村变成了想像中的农村。文学一直没有在经验上提供一个可靠的东西。这个空档一直是年轻人心中的空档。李傻傻是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引起了关注。他代表了众多在农村受教育者的命运。”　　　　
　　　　我一直强调小说的精神内涵，我也很看重作家在小说中的精神追求。好的小说固然离不开精彩的故事，但深厚的意蕴主要不是来自故事，而是来自作者的精神寄寓。这些年来，小说创作逐渐从过去的物质化表现走出来，越来越重视小说的精神表达，而且表达的方式越来越精致细腻，表达的层面也越来越丰富。孙惠芬的《三生万物》写的是精神性的东西。她试图去触摸一个校长在面对死神时的心灵。我以为作者把这种内容编成小说时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因为在这些内容里情节的时间变得非常缓慢，它很难挽留住着急往前走的读者们。但作者敢于冒这风险，也许就因为她对精神追问的执著。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也许成结构上说过于松散，但这是作者本人最具有个人化色彩的一篇作品了，我是说她带进了浓郁的个人伤悲，因而无形中以散文的方式来处理小说。但她又没有沉溺到个人伤悲中，她是驾驭着个人化情感的小船到社会的江湖中闯荡并获得了一种心境上的大彻大悟。这样处理精神表达无疑是别开生面的。姚鄂梅中篇小说《穿铠甲的人》不是精神表达的小说，但它批判了精神缺失的现实，揭示了文学在现实中的尴尬和悲凉的境遇。小说中的人物杨青春是个痴情于文学的乡下人，虽然文学就像是一身铠甲，护卫杨青春的精神不受伤害，但这身无形的铠甲却无法护卫他的身体，无法阻止他的生活日益困顿、身体日益衰弱。这样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在世俗力量无比强大的今天绝对是很需要的，因为文学的软弱无力也与我们自己作践文学有关。在一些作家那里，文学几乎就成了一种泄欲的工具，毫无美学可言，更不要说美学至上了。姚鄂梅在小说中说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话：“没有贫瘠的年代，只有贫瘠的诗人”。因此可以说，姚鄂梅的小说既是在祭奠逝去的文学辉煌，也是对文学堕落的批判。　　　　
　　　　在对2005年的中短篇小说做了以上的一番描述后，又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文中所提到的这些小说如果都可以看作是与文学高原相称的海拔高度的话，那么问题是它们是否给了我们一种预示，新的造山运动正在进行之中呢？也许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底气做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它是在正常的轨道上行进着，因此它充满着可能性。我们完全可以乐观地期待。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

　　　　飞雪迎春又一年，时间在前行着，社会在发展着，文学也在变革着，回望２００５年的散文创作，收获仍是丰实的。　　　　
　　　　散文写作的个人化特点，决定了这一领域特有的丰富性。因而，要把这一年的散文创作状况有条有理地描述出来，对于写作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种莫大的挑战。而且，把散漫的散文状态条理化，在显现一些状态的同时也会遗漏一些现象。这是诸如这种年度创作概述所难以避免的。但对于文坛和读者来说，这种描述即使是有缺失的，也是极其必要的。而且通过这种整体观察与宏观描述，也让人们看到了新变，感到了欣喜。这就是散文写作越来越充分地展示了它由个人视角看世间万象的优长。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大散文中的文化意蕴

　　　　十数年间，大散文始终在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席位，题材的广大，取景的深远，含量的沉实，都使作家们援笔一试。李存葆的散文张扬而狂放、厚重而沉实，对事件的把握、对世事的认知都具有独特性。他往往能够抓住大的事件和场景，从中发散出精神的色彩。《净土上的狼毒花》（载２００５年第６期《十月》）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所鲜见的一片繁茂美丽的花朵，这种花朵对人畜都是极为有害的，“被视为草原荒漠化的一种灾难性的警示，一种生态趋于恶化的潜在指标”。作者先是大篇幅地铺排了迪庆地区美丽的湖光山色，几乎把它描摹成一片人间净土，而后引出这样一片奇美的花朵。“小说家们描写黄花的夸张言辞，诗人们刻意推敲的咏花诗句，都会在这真实而瑰丽的黄花家族面前，黯然失色。这大片大片的带有挑战意味的黄花，仿佛在向人们宣示，它们就是这草原上因家族集体的勃发而创造的美的奇迹！”从而渐渐显出作者的深刻用意，他是在揭示世界上的每一种生命，都有壮大自身的渴望。一种生命的单方面扩张，不仅会使其他的生命受阻，同时也会祸及单方面扩张者自身。正是由于多少年来的开发、超常规的放养，使山林、牧场退化，才使得这种“躲在石缝中、山沟边，自惭形秽的花朵乘虚而入”。《净土上的狼毒花》提示给我们的，不仅是香格里拉一个地方，也不是一种花朵的问题，而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重要话题。余秋雨的《恒河残稿》（载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散文选刊》）是在“封笔”之说后发表的，文章是思绪的集束，不是一气呵成，却有一条主线相连，在闪烁着睿智之光的语言中，深沉的思索、高扬的灵性、无悔的追寻、诚恳的倾诉、平实的心态，使读者感到了作家的本真个性。虎头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总有那种飞扬的色彩，选材也总是张扬着个性与精神。《她们的歌德》（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当代》）以宏大的篇幅、翔实的史料、引人的故事写出了一批歌德周围的女人。这些女人促使了歌德的成长与成功。虎头不光是列出了一群美女的画卷，更是显现出了人的本真、自然的生活氛围。２００５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很多作家拿起了笔，对日本右翼分子的野心，向人们发出警示。雒青之的《菊花里的刀光》（载２００５年第７期《飞天》）以菊花与刀相列，刻画了日本文化模式和民族性格。6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启动战争机器的时候，日本天皇把菊花雕刻在战争狂人们佩戴的武士刀上。菊花作为日本皇室的徽记，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菊花和代表武士道精神的战刀配伍，让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尤其是对日本侵略者有切肤之痛的国家和人民，很难忘却菊花里的刀光。另有一篇《战后日本社会考》（作者胡平，载２００５年第４期《随笔》），深层次地揭示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及这个民族的劣根性。人活一世，留下的美好记忆是很多的，这种记忆常常会伴随人的一生。张贤亮的《美丽》（载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收获》）写出了一个特定年代的一段“美丽”的记忆。“美丽”的题目用得实在是好，１９６５～１９６８年的劳改农场里会有什么美丽可言？“我”总是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歧视，度日如年，不知前面的时光是什么，肉体和心理上的折磨时刻都在发生着。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作者那片灰色的心竟还有一片美丽的光放射出来。绑赴“杀场”的卡车上，一个女兵的裤缝露出的一段大腿，造成了作者面临死前的暂时的迷醉。作者毫无遮蔽的、细致的描写不只是暴露某种隐私的一种勇气，更是唱出了特定环境下的凄悯的人性悲歌。迟子建是写小说的高手，其也擅长散文写作，《简朴生活回忆录》（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天涯》），以极其自然化的心态描摹了东北的乡村生活，这种生活简朴而纯粹。让人陶醉其中的，是作者冷静、安详的笔调及这种笔调泼洒的风情。如，“炊烟是房屋升起的云朵，是劈柴化成的幽魂。”“这世上最出色的染匠，一定就是秋霜了。”这些年李木生创作得很苦，也很认真，一篇是一篇地写出，篇篇扎实。《泰山赋》（载２００５年第３期《海燕·都市美文》）托以泰山的伟岸与丰姿，点出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改朝换代的惨烈厮杀，宦海中的惊涛骇浪，都会被时间的风雨销蚀净尽，只有人类文化的血脉江河赴海般奔涌前行。作者倾泻于文字间的是宏阔的历史观和精神观。　　　　
　　　　王充闾多年研习历史，探究个案，在散文中陈述胸臆。《他这一辈子》（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十月》）对李鸿章这个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旧事重提，旧案重定，写得真实而服人。作品给人以更多的思索。李国文也善写历史，调侃幽默，戏说事件，臧否人物。不多见的是一篇咏物的文字《读树》（载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中华散文》），写树的沧桑，树的长久，人与树的相通相近，相依相携，“读树，让我们懂得把握现在，把握明天”。读树读多了，即能够参悟出人生的道理。二月河的“皇帝系列”得到了社会承认，其创作初衷竟有了一篇文字。《雍正一书的构思始末》（载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中国铁路文艺》），从写雍正说开去，纵论历史、解读帝王，不偏倚、不流俗，真实地展现自己的观点，读来很有嚼头。作家们对艺术的理解及探索的形式越来越广阔，理性的思索变得形象而直观。李江树的《艺术的岔口、水纹与熏风》（载２００５年第５期《人民文学》），以事物、风景解说艺术，“艺术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艺术存在于真实世界与想像世界的落差中”。作者写作的意境与内心的意境同样辽阔。《美·学·动·易·悟》（载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散文选刊》）是李永新的一篇文。谈艺说理，相映相衬，李永新将美、学、动、易、悟五个词语逐一解说，实际是一篇理性斐扬的思辨文字，其中例证翔实引人，具有说服力。近些年来，刘长春以书林人物为写作对象，创作出了一系列自成一体的文化散文，他在文中既评人物个性、社会背景，又说书法艺术、影响观点，《八大山人》（载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海燕·都市美文》）即是如此。要在大量介绍性书典中淘出自己的所需，并为己所用，确实要做很多先前的工作，同时也可见作者对书坛人物及书法艺术的把握与理解的功力。佛学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能以一篇短文概括始终，确非一件容易的事。蔡飞跃的《释源溯》（载２００５年第７期《散文百家》），讲说了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佛教以两种性质征服中国，他的哲学性质适应学者，他的宗教性质适应民间。”（林语堂语）作者从洛阳白马寺引入，将这一观点放之广大，写得很有功底，显出厚实与深度。舒婷是一个诗人，这些年间她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作品，她的诗歌的语言和构想总能在她的文章里得以一见。诙谐、幽默、情趣的特色在《鱼鸟鼠诙谐曲》（载２００５年第８期《散文选刊》）中再次显现。安实的生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奢想，养鱼养鸟的人越来越多，作者既写出了养鱼的情趣，又写出了对鸟的喜好，更有趣的是对老鼠的描写。鼠与鱼和鸟放在一篇文章里，着实构成了一种诙谐的奏鸣曲。周同宾的《那些天，吃饭不要钱》（载２００５年第６期《海燕·都市美文》）很有意味。是不要钱的吃饭形式让作者怀念吗？感慨中不是甜蜜，不是幸福，是心酸。那种纷杂的热闹、戏剧性的场景，配以“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曲，构成极好的讽刺效果。历史不可重演，历史却又不可忘记。诗性写作的特点是感染力强，《读莫扎特与忆乡村》是耿翔发于２００５年第９期《散文》上的一篇诗意盎然的作品，乡村的美景与莫扎特的奏鸣曲一同展现，让笔下泻出田园牧歌似的画面。作者的胜处是亮闪着诗性的语言色彩。余志刚对历史的研究，直显学人气象，其多篇文字都受到读者的重视。《大唐歌飞》（载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飞天》），借李国文《唐朝的天空》发挥，描述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文化景观，其实不过是“一坛深厚肥腻的文化酱缸”。历史是一条河流，也是一部沉重的哲学。秦皇兵马俑本身就是一部史书，一部文化大散文，涉猎其间者可谓多矣，学群的《兵马俑》（载２００５年第５期《散文》）重又写出了特色，其运用想像力让兵马俑重注生命，进入当时的社会生活，并通过对兵器的解说，揭示争战对人类的摧残。


散文：个人视角中的人生世相散文中的心之声

　　　　文学与社会应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生活在现实中，他必然地也要将自己的思想与看法带入写作中去。只不过有些写作借助了历史和阅读，有些写作直接体现了现场感。在当今时代，一个崇尚金钱、注重商品经济的风潮中，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