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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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４年５月２５日，星期一，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小儿子初次带着他的美国新娘回到了故里。四个月前，刚满２４岁的伦道夫·斯宾塞·丘吉尔勋爵，已作为由他家族所控制的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选区的代表，经他父亲的举荐出任议员。同年４月中旬，勋爵在巴黎与珍妮·杰罗姆结婚。伍德斯托克小镇坐落在巨大的布伦海姆宫的门前，婚后六周，新婚夫妇驱车穿过狭窄的街巷来到这里。当地居民都期待着他们的光临，但因前一天才得到通知，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所以未能完全按照他们的愿望组织一次像样的欢迎。事又凑巧，伦道夫勋爵夫妇到达的当天，竟是雷电交加、大雨倾盆。虽然如此，欢迎还是热烈的，布伦海姆宫中的铜管乐队当时正在外地演奏，不能赶回来助兴，但整个小镇到处彩旗飘扬。《牛津时报》驻当地记者是这样报道的：“喜气洋洋的佳偶乘着马车莅临此间，马匹卸套后，车辆被居民们簇拥着来到镇上，尔后又拉到了布伦海姆宫。身着鲜艳服饰的森林保护者协会伍德斯托克分会的成员也走在居民当中勋爵阁下也是这一协会的成员。”
马车被簇拥着来到通往布伦海姆宫的路口，欢迎队伍在贝尔旅馆前停了下来，镇长致欢迎词，他说：“伍德斯托克镇市政当局并全体居民……对任何涉及到尊贵的丘吉尔家族中任何成员幸福的事情都不能漠不关心，祝愿新婚夫妇‘伉俪情深、恩爱无间、永葆康乐’。”
当马车穿过将布伦海姆宫与市镇隔开的凯旋门时，珍妮被眼前出现的宽敞而漂亮的花园和富丽堂皇的宫殿所陶醉。花园的布局是“能人”布朗设计的，而宫殿本身则是范布勒的不朽之作。布伦海姆宫作为一座民族纪念碑，是为了纪念马尔巴罗的胜利功勋，而不是为马尔巴罗的后裔设计的宅第，因此建筑对起居不大舒适，加上英国乡村中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对伦道夫勋爵夫人都将是某种考验。她芳龄二十，是个活泼的美国姑娘，贵族生活对她说来并非不能习惯，因为她是纽约一位著名商人列昂尼德·杰罗姆的女儿，生于布鲁克林，却长在巴黎。她的双亲视巴黎为第二故乡，正是在那里，他们逐渐爱上了欧洲上流社会的文化和生活。与巴黎相比，布伦海姆宫的生活显得有些乡土气息，比较古板。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全称是约翰·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他的夫人弗朗西丝是伦敦德里侯爵三世的女儿。这两位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爵位和声望。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二十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公爵夫妇在治理家务方面总是摆出一副家长尊严，即使在进餐时也保持着严格的家规，总是亲自为全家分食，甚至连小孩、家庭男女教师也均无例外。
使珍妮感到幸运的是，伦道夫为了出席议会会议，不得不在伦敦另觅住所。伦道夫在议会发表首次演说以后刚过三天，就带着珍妮回到了布伦海姆宫。他的确没有必要认真履行国会议员的责任，因为在他的选民中，不会有人由于他不出席议会会议而大作文章。但不久，这对年轻夫妇还是来到了伦敦。伦敦的社交季节兴味无穷、令人神往，对年轻的新娘有很大的吸引力。然而，伦敦的社交季节随着议会休会于７月份结束了，而他们在伦敦的正式寓所到１２月份才能交付使用，于是伦道夫和珍妮只得在布伦海姆宫度过了暮夏和秋天。使珍妮感到生活有点乏味枯燥的另一原因是，深秋时节她已有孕在身，她无法参加１１月初伍德斯托克镇难得举办的娱乐活动，特别是出席金阿姆兹的贵族舞会更成了奢望。而伦道夫勋爵和他的母亲、一位同胞姐妹和表兄妹们仍结伴前往。虽如此，她对外出狩猎仍感兴趣，１１月２４日她在狩猎中摔了一跤，受了点惊吓。但此事并未耽误伦道夫勋爵在两天后照样启程赴牛津，他要去参加毕业典礼，在牛津大学副校长面前接受硕士学位证书。珍妮也许仅仅因为感到百般无聊而在星期六２８日再度乘马车外出，伦道夫勋爵事后说：“这是一次轻率而鲁莽的乘车出游。”当晚“引起腹痛”，随即请来了当地医生。星期天曾设法保胎，推迟分娩时间，但当晚经过８小时的阵痛，于次日１１月３０日凌晨１点３０分临盆生下一子。伦敦《泰晤士报》和《牛津日报》对此作过简单的报道：“１１月３０日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布伦海姆宫早生贵子。”《牛津时报》补充道：“当晚，教堂敲响了悦耳的祝福钟声。”
５月里，伦道夫勋爵偕夫人匆匆光临故里，曾使伍德斯托克镇上的居民稍感惊异，而勋爵夫妇婚后仅七个半月就生了孩子，则使他们更为惊讶。看来温斯顿无疑是一个早产儿。他的双亲显然希望他在伦敦出生，因为那里随时可以找到最好的医生来诊视。伦道夫的书信表明，他对不得不依靠乡村医生而感到不悦，但事实证明这位大夫十分称职。温斯顿的出生引起一场家庭危机，布伦海姆宫短缺尿布，只好向伍德期托克镇上律师的妻子求援。早产近两个月的婴儿通常有几周的危险期，然而奇怪的是，家庭来往的信件中对这个孩子的生命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伦道夫勋爵对孩子的评论是“漂亮极了，大家都说眼睛头发乌黑，对早产儿说来，他的身体算得上相当健壮”。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好像没有记录，即使有也许没有公布。猜测这个孩子是否仅仅早产二三周的问题，那是吃饱撑的，因为这意味着孩子的双亲先孕后婚，严重地冒犯了当时的礼仪。所以，温斯顿·丘吉尔的提前出世，究竟是由于他本人破题儿第一遭性急鲁莽，还是由于伦道夫勋爵急不可耐的产物，我们可以暂勿置论。
温斯顿·列昂尼德·斯宾塞—丘吉尔就这样成了伟大的约翰·丘吉尔家族中一名嫡系后裔。约翰·丘吉尔是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安娜女王在位时，他在军队中由上尉擢升为将军，是布伦海姆、拉米伊、奥德纳德和马尔普拉奎等战役中的胜利者。因为温斯顿是直系后裔，所以在１８９０年，当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而他的叔伯兄弟马尔巴罗公爵九世还未得子之前，曾一度成为公爵爵位的指定继承人。家族的真正姓氏是斯宾塞，因为约翰·丘吉尔没有子嗣，所以他的爵位是通过他女儿这一支传下来的。他的女儿埃娜婚配森德兰伯爵查尔斯·斯宾塞。１８１７年公爵四世才获得国王的特许，同时使用斯宾塞和丘吉尔的双姓。伦道夫勋爵通常不愿使用“斯宾塞”一词，因为他不喜欢所谓的“双姓”，但他总是难以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斯宾塞是他的正式姓氏的一部分。
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拥有地产的贵族还继续掌握着大量的政治权力和财富，在社会上依然令人瞩目，公爵们则是他们中最为重要和显赫的头面人物。但有些公爵由于奢侈无度或对自己的产业经营不善而债台高筑。白金汉公爵二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１８４７年他为了偿还债务被迫卖掉了在斯托的巨大府邸。但那些或多或少还能守住祖产的公爵们仍然享受传统的特权，肩负着传统的责任。诚然，这样的爵爷是屈指可数的。公爵们作为地方上的首领，通常是女王陛下的地方代理长官，他们负责资助教会中许多神职人员的俸禄；要供养一支义勇骑兵队；并每年为他们的营地和训练场所供应膳宿；还要给慈善院和有待救济的贫民以帮助；尽管可以提名自己的儿子或亲属充当国会议员候选人，但还是要花适当的钱财才能使他们当选。所有这些花销都需要拥有大量可耕地和来自这些土地上的收益。然而，工业的增长和城市的扩展代表着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这一形态威胁着拥有大宗地产的豪门，把贵族们的显赫地位不放在眼里。但是，权贵们如果走运，自己的土地恰恰是城市或工业发展所需要的，他们则仍然会大占其利。
１８７６年保守党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对女王说过，马尔巴罗公爵七世，也就是伦道夫勋爵的父亲，“就财富而论，和公爵的身份殊不相称”。这里可能部分原因是他的父亲和祖父过度挥霍，再则他家的产业大部分仍在农村。此外，他还需要为自己的小儿子准备一份家产，为六个姑娘准备嫁妆，这都是些相当沉重的负担。１８７５年，他将毗邻白金汉郡的地产卖给了犹太金融巨头斐迪南·德·罗思柴尔德，“马尔巴罗珍宝”也被送上克罗斯汀拍卖场。剩下的约有２５，０００英亩土地几乎全部都在牛津郡，从这些土地上每年可以获得大约３５，０００英镑的收入。当时英镑的价值相当于现在的７倍。此外，每年还可以获得４，０００英镑的国家固定年金，这笔收入是安娜女王在位时的恩赐。然而，大部分收入得用来支付庄园中的各种消费，并用于维护公爵的地位和尊严。公爵并不乐意屈尊让自己的幼子与一个美国姑娘联姻，但他权衡利弊，有得有失。因为据他猜测，姑娘的父亲会为这对年轻夫妇提供大部分开销。伦纳德·杰罗姆的确答应每年给他们２，０００英磅，公爵再添１，０００英镑；但问题在于，杰罗姆似乎认为伦道夫勋爵在必要的时候应该能够自食其力，而他提供的２，０００英镑应该全数归他女儿支配。伦道夫不愿接受这个条件，因为这与英国的一些观念格格不入。英国人对于绅士在社会上的地位，对于两性之间的正确位置自有一套看法。最后，杰罗姆勉强表示同意，正如他自己所说，“放弃我的全部美国偏见”，决定把他的那笔钱平均分配给他的闺女和女婿。
如果没有额外的花费，一年３，０００英镑的收入可以使伦道夫勋爵夫妇及其一家的日子过得极其舒适惬意。然而，他们俩人从小花钱就大手大脚，所以尽管有这样一大笔收入，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这也许是常人所难以置信的。珍妮早已对上流社会所有的寻欢作乐，如那些跳舞、宴会、美味佳肴等习以为常。不久她与伦道夫勋爵都成了威尔士亲王那个风流而又奢华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伦道夫勋爵并不喜欢舞会，但他让妻子经常大摆宴席款待朋友。在这种场合，他从不计较花钱多少。他也是赛马场上的常客。这样，他几乎很少有时间行使国会议员的职责，而珍妮也同样难得有机会照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然而，当时国会议员不参加辩论已经司空见惯，上流社会的孩子也通常由保姆或家庭女教师照料，作母亲的并不亲自养育。
年轻夫妇川流不息的社交娱乐活动因一桩丑闻的影响而突然中断了。这件丑闻与威尔士亲王有关，也直接牵涉到伦道夫勋爵。１８７６年，伦道夫的哥哥——礼仪上被称作布伦德福德侯爵——是马尔巴罗公爵爵位的继承人，他曾策划与艾利斯福德夫人私奔。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威尔士亲王的亲密朋友，当时正陪同亲王访问印度。艾利斯福德勋爵想提出离婚诉讼，伦道夫勋爵怕事情张扬出去，便写信给威尔士亲王，希望他运用自己的影响说服艾尔斯福德勋爵。遗憾的是伦道夫勋爵不仅要求亲王帮忙，还进而威胁亲王，如果不予合作，他将把亲王本人与艾尔斯福德夫人之间的来往信件公诸于众，显然这些信件有损亲王的名声。亲王曾为劝说马尔巴罗公爵同意伦道夫的婚事助过一臂之力，亲王的私人秘书弗朗西斯·诺兰斯还当过伦道夫的男傧相。伦道夫公开的背信弃义，以及在亲王看来是蓄意的讹诈行径，使亲王十分恼怒。消息传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耳朵里，迪斯累里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哈丁顿勋爵都为此事伤透脑筋。后来伦道夫勋爵被迫接受大法官提出的条件签字，向威尔士亲王赔礼道歉。但亲王依然怒气难消，扬言凡接待过伦道夫勋爵夫妇的人都莫想请他登门。
这一社会抵制实在使人挠头，对年轻一辈的丘吉尔们是这样，对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和整个家族均是如此。迫于形势，公爵决定接受首相让他出任爱尔兰总督这一非常适时的邀请。这意味着他将冠冕堂皇地坐镇都柏林，但在那里的开销将远远超过他一年收入２０，０００英镑的薪俸。因为总督这个差使花费太大，１８７４年他曾谢绝对他发出的第一次邀请。现在这个职位再度空缺，他第二次得到邀请并接受了下来。伦道夫以不拿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偕同前往。伦道夫与妻儿一起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中的一幢公家住宅，这里距总督府不远。他并未放弃在议会中的席位，但在议会中露面的次数自然比以前更少了。
可能是由于丑闻事件的影响，伦道夫开始越来越密切关注政治问题。他首先研究了大量的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材料。在议会中，爱尔兰问题经常是争辩的话题。１８７９年，爱尔兰农业遭灾，伦道夫的母亲发起筹款，伦道夫参加了这笔基金的管理和分配。这项工作使他直接接触了爱尔兰农村的社会和管理中的问题。此后不久，迪斯累里政府在１８８０年大选中倒台，公爵的总督任期业已届满。对政治感到新的兴趣，对自己的才能满怀新的信心的伦道夫，踌躇满志地回到了议会大厅。
第一部 雄心第1节 出身门第（2）
在以后的７年里，伦道夫勋爵的政治生涯的确使人眼花缭乱。他的成功是由于他作为议员所表现出的才能，也是由于他在全国各地公开论坛所发表的议论风生的演说。伦道夫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保守党成员。保守党在１８８０年大选失利后一蹶不振，迪斯累里进入上院，后又退隐。保守党在下院缺少一位类似格莱斯顿的发言人，同时发现伦道夫是位辩才，能一针见血地戳穿自由党首领们在堂皇言词下貌似公正的伪善行径。他的武器是奚落嘲弄、讽刺挖苦。他的演讲词都经过精心准备，然后用训练有素的演员技巧滔滔陈词。他的外表也很有特色，身材瘦小，眼睛溜圆，上唇还蓄着一片胡子，因而成了漫画家们的绝妙的素材，也提高了他的名声。在１８８０年议会的最初几个阶段里，他对保守党前排议员的抨击，不下于对政府的攻击。他对下院中保守党领袖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男爵对自由党的政策未能进行切中要害的批判感到十分遗憾。他与其他三位同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男爵、Ｊ．Ｅ．戈斯特和阿瑟·巴尔弗组成了一个保守党“生姜集团”，后来以“第四党”闻名。
很快，伦道夫勋爵俨然成了一位全国性人物，他应邀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威尔士亲王对他所搞的社会抵制此时也放松了。据说亲王总是崇拜人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伦道夫此时发现，他不由自主地支持通过了一些政策，而这对那些代表着能够提名议员候选人的自治村镇的贵族说来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政策背道而驰的。１８８１年秋季，他访问了兰开夏郡，据他后来所说，他曾“受到这些地区头面人物的特别关照，让他不要讲任何不利于郡和自治村镇应同样享受选举权的话”，意思是让他不要反对扩大选举权，使郡中的劳动阶层也能参加选举。他发现保守党内“许多自治市镇的成员，尤其是兰开夏郡的成员”，赞成这一改革，因为大批兰开夏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是保守党党员。他们认为自由党人对爱尔兰人过于友善，他们认识并讨厌那些混在他们当中的许多爱尔兰移民。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扩大选举权会使极端自由主义获胜，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