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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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在本质上，这两个人都是具有辉格党传统的政治家。只是在清理南非战争遗留问题时，他们才不得不放弃大多数辉格党人希望维持的那种政策上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米尔纳力图加快使南非英国化的政策加深了非辉格党化。新政府不得不声明，本届政府与前届政策不同，热切希望同战败的布尔人和解，给他们与英国血统的南非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另外也要使后座议员和国内的支持者相信，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结束在德兰士瓦雇佣中国劳工。这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摆在额尔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接受他的保守党前任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草拟的德兰士瓦新法案呢，还是改弦更张。额尔金不希望完全背离前任所做的工作，认为对利特尔顿法案建议设立代议制的，但并非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可以进行某种修改而使它适合自由党的要求。然而，１９０６年１月２日，丘吉尔到曼彻斯特进行竞选运动的前夕，他提出了一项措词强硬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有助于使这位殖民地事务大臣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同以前的政策彻底决裂为好。丘吉尔运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对此进行争辩。在他一生中，打这类比喻时脑筋动得极快，他说：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个有用的防御阵地，那就是皇家直辖的殖民地政府……利特尔顿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确保长治，也不能保证久安。放弃了山顶的防线，必须要转移到另一道防线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则是致命的。下一个防御阵地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还不可能拒绝在德兰士瓦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负责的代议制机构。
此外，丘吉尔赞成拥有充分民主的公民权。他说，在有权选举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实行“一人一票”和“一票一用”的原则，才能表明在这个国家里，对英国的基本群众给予了充分的权利。“民主原则并非经常有助于帝国政府，只是在这些原则得到珍视的时候才能如此。”
上面提到的丘吉尔这份备忘录，是他在政府长期供职中所写的第一个重要国务文件，阅读过这份文件的不仅有殖民地事务大臣，还有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他们两人对丘吉尔赞成在德兰士瓦及早建立责任制政府的主张留有深刻的印象。在１９０６年２月８日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决定撤消利特尔顿法案，另行立法。当时正在伦敦的布尔人领袖史末资将军，把这看作是对他的同胞作出的一种和解姿态，并错误地认为是他极力倡导的结果。然而，那一时期的文件资料表明，甚至连自由党领袖也对史末资存有戒心。
丘吉尔本人把同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尽管在私下里他极力强调，必需保卫与扩大英国在南非的势力，但他同时又认为，必需把布尔人争取到帝国事业这一边来，正如法国人在加拿大所做的那样。１９０６年４月，在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
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１０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
这种对待布尔人的态度似乎是大度而乐观的，然而这项政策在为非洲土著居民同白人殖民者发生对抗时提供保护的问题上，没有留有什么余地。按照１９０２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韦雷尼京条约的条款，实际上已经把非洲人的权利一笔勾销，该条约的第七条规定，“土著居民拥有公民权这一问题将在实行自治以后再予以确定。”
１９０６年７月３１日，公布了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条文。丘吉尔在下院就其细节作了说明，演说结束时，他有力的呼吁保守党给予支持：“我们只能使它成为一党的礼物，而你们则能使它成为英国的礼物。”保守党领导人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反应，但自由党各界人士却拥护这一提案，并在秋季顺利地进行了为这一法案起草新的特许证书的工作。１２月，两院进行辩论，丘吉尔就这一问题再次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在结束语中，他表现出惊人的概括能力：
各小国的百姓将获得更多的喘息机会，各大帝国将以我们为榜样，深受鼓舞，进入一个阳光更加和煦和更为宽宏大量的年代。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因为尽管坎贝尔—班纳曼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宣布，内阁决定“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停止”输入劳工，但人们发现，英国政府无权吊销业已颁发的许可证。额尔金和丘吉尔感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因为一方面自由党后座议员正在施加压力，力促尽早从南非遣返全部中国劳工；而另一方面，德兰士瓦矿业主则争辩说，没有华工就不可能迅速恢复兰德矿区的繁荣局面。早在１９０２年２月，丘吉尔曾告诉下院，不能把华工的状况说成是像“奴隶一样”，如他所说，“这样说有某种扯谎之嫌”。他这种用词招致了来自保守党人大量的尖刻批评，而正是这些保守党人在这次竞选运动期间也受到了“华工奴隶制”的谴责。但这种谴责却出自自由党候选人之口，尽管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并没有这样说。
与此相应的是，在３月，米尔纳曾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发出来。这就促使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当时他已退职不干了。就自由党领袖而言，把反对这项动议的困难任务交给丘吉尔是犯了一个错误。很显然，这本应是由一名年纪较大、有丰富经验的大臣去干的事情，或者由首相本人去干。丘吉尔像通常一样，预先对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他私人秘书面前进行背诵演习，直到秘书满意时为止。然而，这却是一次失败的演说，在保守党人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怒。马什说，“这是一次态度上而非感觉上的错误……他仿佛是在奚落一位信誉扫地的政治家”。从这篇演说的效果看，至少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即团结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政府否认这项动议。但是英王认为丘吉尔的措词“激烈而令人生厌”，在写给丘吉尔一位远房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道，“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此后，华工问题又困扰了额尔金和丘吉尔达数月之久。一项自愿遣返计划提了出来，但这一计划未能得到极其有效的宣传，因而只有少数华工按此办理回国。只是在１９０７年德兰士瓦法令开始实施后，整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出人所料，布尔人在新的德兰士瓦政府中占据了优势，政府决定不再重新颁布劳工法令，因此，华工合同一旦期满，即行遣送回国。一个令人不可思议地使英国选民激动不已的问题就这样最终平息了下来。
除了这些涉及南非前途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丘吉尔也常常与上司发生磨擦。额尔金不得不听取他这位部下就这一或那一政策问题、或需要批准的某一特殊情况发表的高谈阔论。殖民地事务部一位官员写道，对丘吉尔说来，发生下述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
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２０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等丘吉尔说完，他才转过身来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会那样做。’然而，不管你再说什么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
保守党一名前座议员奥斯汀·张伯伦并不是丘吉尔的朋友，却也被下面这件事弄得发笑：一次，丘吉尔为额尔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备忘录，末尾写有“这是我的看法”的字样，额尔金看过后，仅仅附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在这两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或许更多地是因为个人的地位和经历不同而引起的，并非由于一般政治态度各异所致。丘吉尔知道，他不得不代表政府来回答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的问题。这些人对各种原则问题异常敏感，而且对各个殖民地总督普遍持有对立情绪，往往把他们视为守旧的达官贵人。额尔金作为一名前任总督，考虑问题也较多地从担任过边远地区统治职务的观点出发的。
为了说明所发生的冲突，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即锡兰一个铁路职员案件。一个名叫塞拉辛格的铁路职员，由于据说有诬告一位车站站长嫌疑而被解雇。丘吉尔认为，这块殖民地的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在尚未发现这个人犯有此种指控罪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下令解雇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他不能说服额尔金勋爵也同意他的看法。丘吉尔认为，只要有任何一位下院议员抓住此事，并且在下院提出来，那首当其冲面对批评的这个人就是他，而不是额尔金。他指出：
如果Ｓ先生决定给任何一位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写信，反映他因警察局缉查部门罗织的、而为高等法院宣判为无罪的所谓诈骗行为而遭到解雇这些严厉的批评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那我就要极其严肃地指出，自由党特别关心的应该是，个人权利要得到公正与合法的对待，不应考虑什么殖民地总督非常渺小的妄自尊大心理。
额尔金勋爵面对这种抗辩依然执拗不化，丘吉尔给他写信，还进一步抱怨说，他的意见在毫无适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否决”。额尔金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十分有节制的，他又重弹以前提出的一项要求，即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允许“在部内传阅的文件上反映出来”，就这一案件的实质而言，他说：
我曾经也是处于那种负责地位的人，这一事实也许使我的看法受到影响，然而我不明白，对于这一级别的雇员为什么只有高等法院才能定罪与否……在这个案件中，说殖民地总督非常渺小的妄自尊大的心理，我不认为是适当的。毫无疑问，在这些人中妄自尊大心理是存在的，但这种心理在其他人中、甚至在下院议员中也是存在的。
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些事件中，尽管这位大臣急于要同他的身为议员的次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绝不因受到要挟而作决断，因为他的性格和经验告诉他，这样作出的决断是不正确的。然而，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未达到破裂的地步，额尔金总是很有耐心，丘吉尔也从不有意表示对他不忠。他们俩人平时总是表现得相互彬彬有礼，看来丘吉尔在他们进行合作的第一年年终写给额尔金的信中所表现的热情是诚挚的：
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茫无所知。
可是，不仅额尔金感到与丘吉尔在工作中关系有些紧张，很快他也明显不受手底下供职的一些文官的欢迎。他们讨厌他的习惯，即在回答议会提出的问题时，总是改动他们为其精心起草的措词，他们发现，像丘吉尔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人却相当专横。但是，过错并非都在丘吉尔一边。试想，这位曾经从事过报界工作的老练记者，如果允许普通的文职人员来决定他公开发表的言论该用什么调子，就正好证明他的软弱、懒散和政治上的迟钝。至少从这方面来说，把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殖民地事务部次官清除出坎贝尔—班纳曼政府就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殖民地事务部仍然负责协调帝国同它的属地、自治领的关系问题。１９０７年四五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讨论殖民地问题的会议，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使各自治领的自尊心得到满足，额尔金在会上宣布，他建议在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负责处理各自治领同不列颠的关系问题。从此以后，这种会议就更名为帝国会议，而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的这一机构就称之为自治领事务局。
第一部 雄心第5节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2）
丘吉尔不是这次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出席了大会举行的各次会议，或许是在他个人的要求下，还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希望各自治领政府总理说明，谁是极其赞同关税改革的。他认为，即使英国政府最终同意参加帝国金融保护体制，英国国内的反对趋势仍将持续下去。丘吉尔认为，由于实行特惠制度的结果而导致的涨价，“就要刺激这个国家的穷苦百姓积聚起对殖民地和殖民事务的愠怒和怨恨。”这一看法似乎使气氛过度紧张，激怒了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他尖刻地回答说，这篇演说是“沉溺于狂热的想象”。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不得不承认，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以前在１９０２年举行的会议上也是如此，那次会议是在约瑟夫·张伯伦宣布改变其主张以前召开的。
此次会议结束后，近期内殖民地政策上的主要问题似乎放到了一边。丘吉尔开始筹划去东非旅行，以便使他能亲自了解在以前３０年间英国取得的大片属地上的具体情况，并且为这些属地的发展所应采取的措施方面取得某些现场的感性知识。额尔金极力鼓励他进行这次旅行，这或许是希望，丘吉尔的外出会使生活平静一些。丘吉尔想在这次旅行中进行狩猎活动，猎取一些大动物。为了避免敌对性的批评，同意由他自己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为此丘吉尔连续给《滨海杂志》写了报道这次旅行的文章。他估算，这次旅行要支付４个人的费用，因为陪同他前往的不仅有埃迪·马什和一名男仆，还有他的表叔戈登·威尔逊中校。
人们很快就看出，丘吉尔不可能把这次旅行看作是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旅行。在所访的每一个港口，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开始，他就立即深深地卷入公务之中。不久就着手准备长篇报告，提出他认为是对有关的殖民地福利事业所应采取的措施，并寄往白厅审阅。额尔金惊恐地发现，“这次纯属野外运动和私人旅行”随即变成了“官方出巡”。他为不断寄来的备忘录所困扰，并认为其中的大部分意见是“毫无可行的希望”。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丘吉尔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住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对各种地方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接见各种代表团，并为他到内地旅行作准备。他出席了在蒙巴萨俱乐部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宴会以名称不确切的冷盘开始，到琼森—希克斯油煎面包片和伯莱尼苹果冰淇淋结束。丘吉尔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临时停下来打猎，猎获了一头犀牛，这是一次令人激动而又很危险的经历。在内罗毕，他再次被游说者和请愿者所包围，正如他所说，“内罗毕的每个白人都是政治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是各政党的领导人”。
３天后，丘吉尔及随行人员从内罗毕出发，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前往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和乌干达保护领。在去维多利亚·尼亚萨湖的途中，他进行了猎野猪的活动，然后乘汽船横渡湖面，进入乌干达。他会见了乌干达王公，当地人称为喀巴喀，这是一个１１岁的孩子，正在按照英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