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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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横渡湖面，进入乌干达。他会见了乌干达王公，当地人称为喀巴喀，这是一个１１岁的孩子，正在按照英国方式接受教育。据乌干达总督赫斯基思·贝尔的说法，这位喀巴喀及其手下的酋长，举止庄重适度，但丘吉尔却“非常讨厌，整个会见过程他总是在照相机镜头前躲躲闪闪”。总督看到，他的这位宾客在晚间边洗澡边向埃迪·马什口授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显然，贝尔很欣赏丘吉尔，“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但我不能不喜欢他……他看问题豁达开朗，并对这个令人注目的国家潜在的工业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价”。
此后，这次旅行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亦就是徒步旅行的阶段。要穿过丛林进行勘测，以便探寻铁路延伸的线路，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勘测时还带了４００多名当地民工，他们一天只能前进１２或１４英里。丘吉尔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身上十分难受，因为他要天天戴一顶遮阳帽，并且“总是用它把整个头部都遮掩起来，模样活像一个圣诞老人”。他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他皮肤过敏，另外也是因为他相信一种流行的看法，热带阳光的直射对白人说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当走到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进，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劳累，而他的同伴和那一长串民工队伍则仍然徒步行走。每天晚上他们一伙可以在当地部族专为他们搭起来的临时窝棚里休息，当地人称这种临时住所叫“班达”。丘吉尔与同伴们谈笑风生，甚至连总是跟他一起的马什对他的“毫无倦意”也感到吃惊。他们一行最终到达了尼罗河的源头，然后乘船到喀土穆。在这里，丘吉尔的男仆因食物中毒而身亡，这使他十分悲痛。１９０８年１月中旬，丘吉尔回到英国。
丘吉尔为《滨海杂志》写的文章后来编辑成书，出版时又补充了一些材料，书名为《我的非洲之行》。丘吉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开发东非的一些设想。他似乎认为，如果交通设施能得到改善，尤其是建成由他勘察过的铁路线，乌干达的经济就能发生变化，并以此“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为兰开夏的市场种植棉花。看来，他对这一地区近期内的发展潜力未免估价过高。对东非的其他地区，丘吉尔的看法不那么乐观，但很有见地。他预见到发生种族冲突的危险局面，因为他认为，欧洲人与印度移民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发生严重的磨擦。“只要我们能够以最新方式解决这一如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一样的难题，热带强大的非洲大陆就能发展起来……”如过去一样，丘吉尔从事新闻工作的娴熟技巧使这本书获得了成功，受到出版界和公众的好评。
当丘吉尔以如此巨大的精力专注于帝国的各种问题时，自然就不能对国内事务给予密切的注意。但他对社会改革问题仍未放弃积极的态度，这早在他作为托利民主党人和下院后座议员时就是如此。１９０６年头几个月，他为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写了一篇评论，这部小说对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的状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篇评论发表在ＴＰ奥康纳主办的周刊上。丘吉尔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这年１０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一项社会改革计划，尽管这项计划仍然含混不清，但却也适当勾划出一项立法行动的轮廓：
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末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丘吉尔的这种言论表明，他受到了当时最为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丝·韦伯，他们主张建立“最低国民生活标准”，这一主张最终体现在工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方案之中。他们试图说服１９０５年成立的皇家济贫法委员会，建议全部撤消济贫院，由国家分别作出安排扶养老年人、儿童和体残者。丘吉尔虽未同韦伯夫妇直接进行过接触，但他却具备了这种立法的思想。韦伯夫妇在他们所写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中均支持这种主张。其中西德尼·韦伯新近在《国民评论》上发表文章，为新的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项立法方案。
事实表明，较为年轻的自由党人之所以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是受下述欲望所支配的，即要赢得劳工阶级的选票，或者至少不丢掉这些选票。毫无疑问，有些人或许就是抱着这种动机的，但至少丘吉尔似乎并不认为，社会改革会给大部分选民带来直接的好处。他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这对他是信手拈来的事情——改革的潜在受益者是劳工大军的后备部队，而不是它的主力部队。这支后备部队，正如他在格拉斯哥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不得不从困境中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的幽灵“解脱出来”，而这是“人类以本能的因素进行的长期战争”。对于最勇敢的士兵和最受人信赖的将军来说，是会有用武之地的。在那里，所有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最大的重炮都要被利用。然而，很清楚，如果仅仅是一支“后备部队”，则它在选举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可能是极其微弱的，尤其是当还有众多的成年男子仍无选举权的时候更是如此。一年半以后，丘吉尔不得不承认，社会改革很可能使政府不得人心：
我们试图进行的每一项改革都使我们树敌，亦即要使这些人受到影响，他们的特权要被剥夺，对此他们总是耿耿于怀。
１９０７年夏末，恰在丘吉尔去东非旅行的前夕，他同一位年轻的自由党社会改革者查尔斯·马斯特曼一起进餐。此人１９０６年被选入议会，也是《每日新闻》的社论作者。丘吉尔帮他推敲他正在写作的一篇社论中的立论。这篇社论谈的是有关自由党的前途问题。文章认为，摆在该党面前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文明化的变态贫困、资本明显的过度积聚和千百万被荼毒匪浅的人发出的可怕哀鸣”，文章反问道：“在自由党领袖中，有谁能回答这些难题中其中的一个﹖”毫无疑问，我们不可能期望有人会立即作出答复。但丘吉尔却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他问题一样，处于领先地位。他有一位朋友，正在他为旅行收拾行装时前来拜访，这位朋友注意到当时丘吉尔把许多本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装进行李包。“我将在旅途中阅读这些书籍”，丘吉尔说，“我要看看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丘吉尔发现他在旅途中有大量的事情可做，因而并未对英国的社会改革问题进行研究。但毫无疑问，他确实曾经设法对这个问题读一些东西并进行思考。据一位同他一起旅行的官员后来追述道，丘吉尔给他的旅伴们讲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并且“他还有些怯生生地把他个人观点最精彩的部分端了出来，还说如果可能，还要论述他的全部观点”。《威斯敏斯特杂志》的编辑ＪＡ斯彭德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相当无聊的有关政治新闻的信，这促使他对未来政策问题作了某些很有意义的反应：
最低工资和衣食标准，对残疾、失业和老年人以某种有效的形式或其他形式实行保险，这些都是各政党未来必然要遇到的问题。
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丘吉尔把“民主主义”看作是“丧失理性的病人”，这是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对爱尔兰穷人看法的回光返照。伦道夫勋爵曾认为，爱尔兰穷人是“丧失信仰的病人”。然而，丘吉尔认为，人们普遍对“金钱的权势”持有敌视心理，并且“这种理性上的反感终将波及到希冀维持现状的任何政党中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坚持认为，社会改革最终将证明是一项深得人心的政策。
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丘吉尔预定于１９０８年１月底在伯明翰发表演说，并决定在这次演说中探讨这些问题。为此，他给商务部劳动统计局局长阿瑟·威尔逊·福克斯写了封信，向他请教在运用德国关于国家在职业介绍、残疾保险等经验方面有何想法，他认为最好应该与英国“以慈善互济团体、工会等形式出现的、靠自愿捐助的私人机构作一番有益的比较”。也许很有可能，他是从威廉·贝弗里奇那里获得了与德国比较后的看法。贝弗里奇是一位年轻的社会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他在去年９月份写了４篇文章登在《晨邮报》上，阐述了德国的体制。丘吉尔认为，英国现存的体制，其弱点在于尚未形成完整的保险网：
我们的保险网仅仅适用于捐助者，而所有那些在不计其数的捐助名单上未留下姓名的人却穷困潦倒、踯躅街头。正是这一阶级成为社会的剩余劳力，如果你愿意可以称其为“后备部队”。我们英国政府机构没有为他们作出一项立法规定，他们既无资格又无能力自谋生计，他们需要国家帮助。
第一部 雄心第5节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3）
丘吉尔请威尔逊·福克斯告诉他如何才能将德国体制中的某些东西移植到英国来，以便“在比较低水平的国家保险的基础上，加强现存的社会保险机构”。他想要人们及早知道，他在伯明翰的演说，“要提出建立最低生活工资标准，确立保险机制，以使人们不致因意外事故、患病或体弱以及竞争失败而丧失生计，这将是我演说的主题”。
威尔逊如何作答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他进行了劝阻。这或许因为他认为，丘吉尔在当时任商务部大臣的劳合·乔治所规定的政治禁区内走得太远了，劳合·乔治是威尔逊—福克斯的上司。对此，我们可以从下述事实推断出来，因为丘吉尔后来决定，伯明翰的演说只限于提出扩大受教育机会的呼吁：
难道这不是令人可怕的事情吗﹖我们的整个教育系统，浪费了千百万金钱，到了１４岁就突然中断了教育，而正值这个年龄的男孩和女孩本应该受培养和训练，以造就他们成为很好的技工和精明的主妇。可是在现有教育制度下，他们失去了一切得到指导与管理的机会，而在打零工和闲散中毫无价值地白白浪费自己宝贵的年华……哪里有普遍的、义务的技术与中等教育系统﹖但惟有这一系统才能从有技能的人中筛选出优秀者，才能从简单劳动的人中选拔出技术娴熟者。宽广的道路在哪里呢﹖这些道路应该从寄宿学校的出口通到大学的入口处，从而使青年人学会各种专业知识。
我们可以看出，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供职的同时，就已经在思索社会改革的问题了，并且不断探索前进的路径，以期陪同劳合·乔治前进。说来也凑巧，在内政方面负一定职责的机会又展现在他面前。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２日，坎贝尔—班纳曼首相突然中风，尽管直到４月才辞去首相职务，然而在３月份事情已很明朗，他不大可能会复原了。他的继承人阿斯奎斯３月份就开始筹划内阁班子。他向丘吉尔试探性地提出，打算安排他在海军部或地方政府事务部任职。丘吉尔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没费多大周折。尽管海军大臣是内阁中地位较高的一项职务，自然对他很有吸引力，然而他若选择这一职务会使自己感到难堪，因为他取代的是特威德蒙斯勋爵，这位目前仍在职的大臣是他的伯母范妮尼·斯潘塞·丘吉尔的丈夫。另外，他对海军事务毫无所知，要是让他担任一项负责处理对外事务的工作，比如说取代额尔金勋爵成为殖民地事务部大臣，那倒是更合适些。
因此，丘吉尔选择了地方政府事务部，虽然该部在内阁中的地位比海军部要低得多，但他觉得在这个部做事可以放手一些。他认为，其地位可与国务大臣同级，其职权范围可涉及广泛的社会改革问题。这一时期，丘吉尔将全部精力投入实施济贫法及其济贫定额的日常事务中去。丘吉尔不想将他的时间花费在为济贫法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上，正如他对马什所说：“我拒绝同西德尼·韦伯夫人一起被关进施粥所里去”，但他也决非不愿意将他的精力投入到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中来。
他向阿斯奎斯说明了他所看到的政策中存在的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与他在一年半前于格拉斯哥演说中指出的基本相同：
越过无知的深渊，我隐约看到了那项被称之为最低标准政策的轮廓……青年人从１４岁到１８岁必须受到教育、训练和培养。童工必须绝对禁止。军队必须由国家雇用的职业军人充任，至少占很大一部分的驻守在各殖民地的军人是如此。必须建立职业介绍系统，以保证劳工不从事临时性的工作，对由此而剩留的社会底层的人应该得到像医院病人一般的待遇。对从事季节性或定期变动的不同工种的劳工工时应予调节。
后来他提出了一项近乎凯恩斯主义的提案，尽管在所提及的广泛要求中还存在含混不清的迹象，但这项提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不景气时期出现的失业现象：
应该采取措施，使国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和一定范围里扩大普通劳动的市场，以增加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以便抵消世界贸易的波动。
接着他又回到了他已向威尔逊·福克斯提过的那些观点上去：
从根本上说来，虽不能说应完全更替在社会安全与保险方面英国本身所持有的支离破碎的庞杂和脱节的机构，但至少也要在低水平上扩大德国式的国家干预与调节网络。
阿斯奎斯对这种令人注目的关于社会改革前景的概念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因为他后来把丘吉尔给他的这些私人信件说成是“从泡沫中产生的废话”。但是，他无疑以某种惊奇的心情意识到，丘吉尔对到海军部任职是不热心的，至少他的兴趣已被从事内政事务所吸引。然而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约翰·伯恩斯是内阁中惟一的工联主义者，他不愿意离开地方政府事务部。自１９０５年以来他一直在该部任职。因此，阿斯奎斯任命丘吉尔出任商务部大臣，接替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则转任财政部，接替阿斯奎斯本人的工作。这位新任首相答应丘吉尔，将商务部的地位提高到与内阁大臣相等。显然，丘吉尔所感兴趣的许多改革均可以在商务部着手实施，因为该部不仅在商业方面，而且在劳工事务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职责。这样在１９０８年４月，丘吉尔进入内阁，时年３３岁。自哈廷顿即后来的德文希尔公爵于１８６０年加入拉塞尔勋爵政府以来，丘吉尔是最年轻的内阁大臣了。
第一部 雄心第6节 商务大臣（1）
在丘吉尔就任商务部大臣之前，他不得不辞去在议会的席位，为补缺选举而斗争。实际情况是，他进行了两次补缺选举。某些大臣任职时需要辞去在下院的席位，是１７０７年摄政法作出的一项令人讨厌的规定，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