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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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保守党人对此项预算的愤懑情绪仍然不能平息下来。１１月，他们依仗在上院的多数地位，使这一预算流产了。自由党人认为这是一种违宪的行为，并提出，要取得某种公正的解决，议会两院达成长期的协议，规定上院不能否决拨款议案。保守党决定动用上院否决权，也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将使自由党在大选中辩论有关宪政问题时处于有利地位，并且可以利用“贵族反对平民”这一口号将其支持者汇集在自己周围。丘吉尔还亲自担任一个被称之为“预算联盟”的竞选团体的主席，从而建立起一条强有力的阵线，嘲弄那些反对这项措施而遭受损失的贵族。在事实上，丘吉尔的态度是半心半意的，他对财政大臣这一计划的许多实际内容是不怎么热心支持的。所以劳合·乔治在私下抱怨说，“温斯顿差不多对这一预算的每一条款都持反对意见，除了有关婴儿的条款之外，因为他希望自己很快就要当爸爸了”。这里指的是劳合·乔治的财政预算中有关儿童津贴金免征所得税这一条款，是经丘吉尔提议而加以规定的。丘吉尔把来自他的富有亲戚们的各种埋怨之词都向财政大臣一一加以转达。在他的亲戚中，有诸如马尔巴罗公爵和艾弗·格斯特，因为预算中某些特别规定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这并不是说，他不会看到这样的事实，即国家必须以某种方式增加收入，而对富人直接征税，较之对穷人强加种种的财政负担，是一种更为公平的增加收入的好方法。
在上院对这一预算否决之后，如何使国家在竞选中免遭分裂，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兰开夏郡和柴郡，１９０６年曾急剧地转向自由党怀抱，现在则必须设法使它们不致摇摆到保守党的营垒。在自由党领导人看来，这项任务非丘吉尔莫属。不久，丘吉尔果然在曼彻斯特和西北部其他几个城市发表了一系列精彩的演说。像通常一样，他极其精心地准备自己的演说稿，其中涉及有关兰开夏贸易的详细数字是从商务部商业局的档案材料中得到的，他还就此同某些国家进行了对比。１２月２日，他在普雷斯顿开始了竞选活动，这里的自由党候选人是约翰·戈斯特爵士，是他父亲在“第四党”中的老同事。丘吉尔说道，“贸易保护制度，对兰开夏说来，不仅是有害的，而且还是致命的，他们所发明的任何关税，没有不沉重打击棉纺织业的”。
这个问题以及上院企图阻止取得进展的愚蠢行为，都成了他在１０天竞选活动中发表演说的话题。他在利物浦发表演说时指出，“那些从不或很少参加上院会议的贵族，在他们的领地上谋划着政府的重大事情，他们都在攻读诸如《王牌取镫指南》赛马场上的赌博和其他的各种蓝皮书，都在思考帝国和埃普索姆赛马场上的问题。”保守党领袖们被丘吉尔的竞选活动搞得焦燥不安。保守党前座议员之一亨利·查普林，在给巴尔弗的秘书桑达斯的信中写道，“温斯顿对工人说来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演说家，在他们动摇不定的时候，他所表演的恶作剧就能起到稳定作用，这是真正重要的因素。”丘吉尔发现，他在兰开夏各个城市期间，他本人走到哪里，寇松勋爵就跟到那里。此人从前是索思波特市的下院议员，近几年当过印度总督，现在是保守党领导人。但寇松不能与丘吉尔相提并论，他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演说家。寇松引用雷纳的一句话，对奥德姆的选民说，“所有文明都是贵族所创造。”丘吉尔听到这话后，开玩笑说：“奥德姆没有一个公爵、侯爵、伯爵或子爵不认为应该向他表示敬意。但是，我们应该更确切地说，供养贵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艰苦工作。”
首相听取了有关丘吉尔竞选活动的汇报后深受感动，使首相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能发表那么多次演说，而且内容又常常不重复。他甚至将丘吉尔的竞选活动同格拉斯顿在中洛锡安的竞选活动进行了对比，并且请丘吉尔在他自己的选区东法夫发表演说，这里离丹迪市不远。在此期间，丘吉尔匆匆地将他发表的多篇演说按论题次序汇集起来，准备以竞选手册的形式编辑成书出版。书稿很快付印，并赶在１９１０年１月竞选运动结束时出版，书名为《人民的权利》。
丘吉尔在丹迪市期间，他还必须为保住他不到两年前所赢得的席位而斗争。工党认识到，若他们提出两名而不是一名候选人，则工党议会党团领袖亚历山大·威尔基的席位，就有保不住的危险，于是决定设法让丘吉尔专门与保守党对手角逐。因此，实际上丘吉尔与威尔基作为两名主张“进步”的候选人而结成联盟，共同反对两名保守党人和那位回避不了的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这次竞选，保守党人在苏格兰未能取得什么进展，因为苏格兰舆论界对上院从不持友善态度。丘吉尔感到，在自己的竞选斗争中还会遇到某些风险，因此在竞选的最后阶段，他不仅在东法夫，还到其他一些地方发表演说，但几乎每天上午，其中包括投票那一天，坚持到卡努斯蒂去打高尔夫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兰开夏竞选期间感到精疲力尽，需要进行某种休息，才能切实保证自己下午和晚上发表演说时，具有充沛的精力，获得良好的效果。
第一部 雄心第6节 商务大臣（4）
这次选举结果表明，许多自由党议席丢掉了，但政府尚能在爱尔兰人和工党的支持下生存下来。从整体来说，选民当中有４５％的人从自由党一边摆向了保守党。但在苏格兰，从实质上说，尚不存在这种摆动的情况仅占０２％，在丹迪市，从最终结果看，尽管选民中出现摇摆的平均值远远不如苏格兰那样低，不过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只有１２％。投票结果，名次如下：
丘吉尔自由党 １０，７４７票 当选
威尔基工党 １０，３６５票 当选
劳埃德保守党 ４，５５２票
格拉斯保守党 ４，３３９票
斯克林杰禁酒主义者 １，５１２票
丘吉尔的大部分支持者投了威尔基的票，而威尔基的大部分支持者也投了丘吉尔的票，但只投丘吉尔一个人票的共有９９７张亦即只选一个人，不选两个人，而只投威尔基一人票的只有４１９张。丘吉尔也表示，他个人对兰开夏郡和柴郡取得的结果也感到大体满意，因为这两个郡未能使保守党恢复到１８９５年和１９００年的力量。他本人在上述地区进行的竞选活动，在阻止选民朝不利于自由党的方向摆动上发挥了某种作用，摆动率只为２９％，比全国的平均值低１６％。这些地方发生的变化在决定这次选举结果上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选举过后，阿斯奎斯对他的内阁进行了某些变动。他答应了丘吉尔的任职要求。丘吉尔在竞选活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他这一要求的份量更重了。首先阿斯奎斯试图说服丘吉尔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但丘吉尔不喜欢这个职务，请求让他担任海军大臣和内政大臣。当时，内政大臣职位出缺，因为赫伯特·格拉斯顿离任去担任南非总督了。因此，阿斯奎斯同意由丘吉尔担任内政大臣，并任命西德尼·巴克斯顿，一位比丘吉尔年长２０岁的人，接任他在商务部的职务。
在内政部，丘吉尔直接关心社会改革的机会少了一些，但他却对失业保险问题继续怀有浓厚的兴趣，并在１９１１年采取了一项措施，将国民保险法案的第二部分交付下院讨论第一部分是劳合·乔治的疾病保险法案。由于劳合·乔治的议案引起了较大的争论，又由于他作为财政大臣是地位较高的阁员，因此很自然人们认为，劳合·乔治是这一时期采取的重大社会改革措施的主要负责人，这或许是比议会在以往任何时候所采纳的社会改革措施更为重要。确实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强制性保险这一概念是劳合·乔治提出来的。但是在１９０８年到１９１１年期间，从整个说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丘吉尔值得给予大大赞扬，因为他推动了整个社会改革运动向前发展，并确保这一运动在颁布养老金法案之后没有中断。
丘吉尔在当内阁大臣之前，就已经开始投身到社会改革中去，在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年期间，他力促自己的同僚在行动上加强一致性。按照赫伯特·格拉斯顿的说法，丘吉尔是内阁中惟一支持他实施矿工八小时工作议案的一名阁员。这一议案于１９０８年通过。在劳合·乔治前往德国考察保险法之前的５个月，丘吉尔就曾敦促阿斯奎斯支持组织“一种德国式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网络”。这年年底，他又再次给首相写信，力促阿斯奎斯实施这一计划，这项计划甚至比他同劳合·乔治所一致同意的那项计划还要雄心勃勃，他在信中写道：
把德国成功的经验实施于这个国家的大臣，不管他是否会在选举中得到支持，但他至少会给人们留下一座纪念碑，时光将不会磨蚀他的政绩而使其黯然失色……这里就我所能看到的几项列举如下：
１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
２国民残疾保险等；
３优先发展国营工业，植树造林和修建道路；
４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济贫法，即分门别类加以制订；
５铁路合并，由国家控制与担保；
６实施强制性教育，直到１７岁。
对最后三项改革，阿斯奎斯政府均未能给予通过而成为立法。有关济贫法分门别类加以制订的问题，须待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才能得以进行；铁路归并问题基本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解决；而强制性教育的年限定为１７岁这一项，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尽管没有人会否认，这项措施终将有一天要得到贯彻。
在我们已经涉及的时期中实施的那三项改革措施，第一项职业介绍和国民失业保险是丘吉尔直接负责实行的。他在力促财政大臣实施第三项改革发展国营工业方面也值得赞扬。他对下述问题的主张越来越明确，即当私人投资减少时，政府应以增加国家经费的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然而，他对财政部是否是政府作出此项决定的合适机构这一点，持种种疑虑。他告诉劳合·乔治，应该设立一个可与帝国防务委员会相类似的常设性内阁委员会，来指导这场“反贫困战”。该委员会不仅应使用发展基金，还应与“庞大的承包部门”例如海军部订立合同，作为其进行活动的手段。商务部统计部门应视之与军事情报部门相等的机构，并以此为基础来运筹开支计划。
实际上，在国家调节经济这一设想付诸实践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发展基金仍在财政部的控制之下，对于这一点，正如丘吉尔所预见的那样，不能对经费的使用起到节制作用。然而，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１４年这几年，是贸易繁荣、就业较充分的时期。在战后若干年内，英国面临着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是建立发展基金，甚至设立拟议中的内阁委员会所能解决的。至于丘吉尔本人，无论是在其他岗位上，还是去履行新的职责，都不再能够像他在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０９年所做的那样，去与各种社会罪恶进行斗争了。这种局面至少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４年他任财政大臣时为止。
甚至在丘吉尔参加内阁之前，也就是说，在他从东非回国到受命去商务部任职的短暂间隙里，他曾与查尔斯·马斯特曼谈到，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改革家怀抱着取得成功的各种希望。马斯特曼的态度，多少有点儿不够公正，他倾向于把丘吉尔说成是这方面的一名新手：“温斯顿……满脑袋装的是他刚刚看到的穷人，他以为自己是受天命来为他们做事的，‘为什么我始终能死里逃生而安然无恙’，他问道。‘不去做这些乐施行善的事能行吗？那我就会短寿的’，这是他反复说的一句话。”无疑，正如近来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设有劳工统计机构的商务部，在实施社会改革方面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如果丘吉尔也在他父亲去世时那样的年龄离开人世，或者进一步说，如果他也像他父亲离职时的年龄而最终卸任，那末，他在这些年所做的一切，会更加容易被人们所公认。就他诊断与有效地处理他所处的时代种种最坏的社会弊端的能力而言，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中，只有劳合·乔治一个人才能与他相媲美。
第一部 雄心第7节 内政大臣（1）
内政大臣是地位较高的国务大臣，对丘吉尔说来，年方３５岁就担任这项职务，显然是件了不起的成就，比两年前入阁时更为显赫。当时的内政部跟现在一样，担负许多奇奇怪怪、杂七杂八的职责。该部通常受命监理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一些新的有风险的行动，而这类行动有时会导致组织新的部委。因此，丘吉尔发现，他本人目前在下院所要回答的问题，与他在殖民地事务部时必须在下院回答的问题大不相同。例如，像意大利籍制作冰淇淋工人移居英国的条件；演出剧目的审查；关于保护猎禽的建议；以及对汽车挡泥板的有关规定，等等。在议会开会期间，他每天晚上都必须用普通书法起草一份下院议事报告递呈英王，这项工作以前是由首相执笔的，而现在则授权内政大臣来经办。
然而，除了担负那些杂乱无章的琐碎事务外，他还负有某些重大的职责。作为一名社会改革家，他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其中包括统辖警察和管理各级监狱；实施各项工厂法，这项职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从内政部转到劳工部现在叫劳动就业部手中，丘吉尔在内政部的前任赫伯特·格拉斯顿曾概括地提出过他自己对该部工作主要特点的看法：
我要对在工厂和车间中工作的７００万人和在矿井中工作的１００万人的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负责；要对在警察管辖下所有人的个人权利负责；要对公共秩序负责；还要对警方的拘留和监狱里存在的阴暗角落负责；总之，在所有的行政官员中，内政大臣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最息息相关。
赫伯特·格拉斯顿本人作为一位推行改革的大臣，在他能干的政务次官赫伯特·塞缪尔的辅佐下，其政绩值得钦佩。他促使通过了更加宽大的工人补偿法，以及由于实施三项重要的法案罪犯缓刑法、防止犯罪法和少年犯罪法的结果，使在明确区分犯罪与罪犯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从而可以采取宽大或惩处的方法，这些一律判刑坐牢更为合适。他还开始探讨限制对犯人实行单独监禁的可行性问题，但他显然不是把这看作当务之急，因为他离任时告诉丘吉尔说：“就监狱而言，给某些人设置一种受折磨的场所，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然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丘吉尔希望采取行动，他有过当布尔人俘虏的经历，尽管他受到的折磨比罪犯们可能遭到的要轻，但仍使丘吉尔对所有丧失自由的人怀有极大的同情心。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曾作为一名政治犯在爱尔兰服过徒刑，丘吉尔从他那里得悉，单独监禁是一种极其残忍的拘押形式，因此，立吉尔上任后，立即给布伦特拍了封电报，请他提供一份有关他在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