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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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押形式，因此，立吉尔上任后，立即给布伦特拍了封电报，请他提供一份有关他在狱中经历的备忘录，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布伦特写道，他从基尔迈汉姆监狱刑满释放时，怀着一种仇视整个社会的心理。他认为，“比起东方野蛮监狱中那种喧闹性的折磨，这座监狱死一般的寂静，使我精神上备受全面的压抑。其后果也更恶劣。因为在东方监狱中，犯人或许会身带镣铐，但至少允许他们坐在一起晒太阳、互相聊天，这是他们在苦难中可以得到的惟一享受。”布伦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犯应与战俘同等看待，“依法被俘获的对手是体面的”。这种观点的出现与当时政治局势密切相关，那时鼓吹妇女投票权的运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地步，因违法而犯罪不时有所发生，政治犯人数，特别是女政治犯人数急剧增加。
１９１０年大选直接后果是，内阁对议会中的主要盟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否会继续支持其政策表示怀疑。丘吉尔认为，政府在几星期内可能会垮台，便他决心要在卸职之前对监狱改革采取行动。事实上，公众舆论也强烈要求对犯人实行更为宽大的政策，这对丘吉尔有所帮助。在这一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约翰·高尔斯华绥的流行剧《公正》产生的影响。该剧促使人们特别关切单独监禁的恶行。高尔斯华绥认为，内政部官员反对进行改革，但正如丘吉尔在与他的私人通信中指出的那样，这种说法对主要官员来说是不确切的。监狱管理委员会主任伊夫林·鲁格尔斯—布赖斯爵士，是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官员，他已经进行了非常开明的改革，值得加以称赞。诚然，对所有的政治犯实行特殊待遇方面，执行上尚有许多因难，因为与许多非政治犯相比，在某些情况下，政治犯的罪行均较为严重。在鲁格尔斯—布赖斯和别的官员协助下，丘吉尔力排困难，规定出一种特等犯人，凡被捕前行为端正，未曾犯有“欺诈、残暴、猥亵或严重暴力”罪行的犯人，均可列入此类等级。１９１０年３月，即在他上任后的一个月内，在给下院的报告中，就提出一项对此类犯人实行较好待遇的法规草案。
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丘吉尔继续迅速进行其他监狱改革，在鲁格尔斯—布赖斯的协助下，他对实行强制性单独监禁制订出严格的规定。条文规定，除惯犯以外，单独监禁应限于一个月间。高尔斯华绥被请到内政部，听取丘吉尔本人在尚未公开宣布之前宣读的新规定。丘吉尔还提出，应该不定期安排一些由犯人参加的演讲会和音乐会。他还和有关慈善机构有效配合，改进帮助犯人获释的制度。在这项工作中，丘吉尔强烈感到，现行的监禁制度在有效在制止犯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他发现，在１９０３年到１９０５年期间，每四个服过长期徒刑而得释放的犯人中，至少有三个人遭到劳役监禁。７月间，他就这些措施向下院作了说明。
夏末，丘吉尔在他就政策性问题提出的一次措词强硬的备忘录中，向阿斯奎斯概括地指出了他所想到的未来改革的方向：严格执行前任于１９０７年通过的罪犯缓刑法所规定的期限；对青年犯人尤其要实行“惩戒性缓刑”，而不是关押性缓刑；逐步废除因欠债而判刑的规定；偿还罚款的时间应放得更长一些；实行分类制度，即对每一种主要的犯罪类型实行不同形式的监禁。这些都是富有远见性的改革议题，但却需要通过立法。１９１０年—１９１１年期间，在其他政务的重压下，丘吉尔抽不出足够的时间来管这些事。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确信无疑，正如他在下院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公众在对待犯罪和罪犯问题上怀有的心情和脾气，是衡量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最为可靠的试金石之一”。
作为一个谨慎的内政大臣，如同他制订改革措施一样，亦需化大量时间对特殊的案件进行审查。当然，最为严重的特殊判断案是那些犯有死罪案件。如果内政大臣不去劝告英王行使君主的特赦之权，这些罪犯就要被处以绞刑，丘吉尔平均大约每两个星期就得作出一次决定，受绞刑犯人是否应予执行。要原则上，他并不像同时代中的少数人那样反对实施绞刑，其惩罪的严酷程度还要更好一些。但他强烈关注的是，对这类人要罪罚相当，因此，他极其认真地阅读卷宗，十分谨慎地将他的各项结论记录于重要的备忘录上。这一职责给他带来了沉重压力，他后来在一次回忆往事时说，“在我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中，我最不喜欢这项工作。”
丘吉尔还亲自审阅判长期徒刑犯人的卷宗，发现了某些明显轻罪重判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一项破例地予以公布，这是因为劳合·乔治陪同丘吉尔到达特穆尔进行过一次视察，在发表论战性演说中提到了这桩案件。这是一个“典型”的犯人，在监禁期间作羊倌，放牧一群羊，他因在教堂施舍箱里偷了两先令而被判处３年劳役监禁和１０年预防性拘役。这个案子并不像看到的那么简单，因为戴维斯有长期进行夜盗和偷盗的作案履历，为此他已整整坐了３８年牢。丘吉尔对他实行缓刑予以释放，并发落他到雷克萨姆附近地区当农民。然而，使下院反对党议员和保守党报纸称快的是，戴维斯不久又因再次破门抢劫他人房舍罪而遭逮捕，进一步判刑收监，刑期再次加长。丘吉尔对判处假定性的惯犯予很长时期的“预防性拘役”的做法表示疑虑，至少是有理由的，正如他所指出的，“对丑恶之事说些圆滑的话，有极大的危害。预防性拘役，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劳役监禁。”
丘吉尔在内政部任职期间制订的一项重要立法，是１９１１年的矿山法，该法对在矿井中工作的安全问题作了若干规定。１９１０年发生两起重大的灾难性事故，从而激起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强烈关注。在坎伯兰的怀特黑文，有１３２名矿工致死，在兰开夏郡博顿的普雷斯顿煤矿，不下３２０名矿工死亡，这是直到那个时候为止英国煤矿事故中伤亡最惨重的一次。１９０６年成立的皇家矿山委员会，于１９０６年拟了一份报告，为改进现行安全法规提出了若干建议；而１９１０年由内政部拟订的法案，则从这一年发生的事故中吸取教训，又增补了若干条款，矿山稽查长理查德·雷德梅因负责拟订这项议案的技术细则。他发现丘吉尔是这一法案的“策动者”，因而对这位上司产生的敬意，这种钦佩之情超过了由此而引起的任何其他的强烈感情。雷德梅因后来写道：“他也鞭策自己，他是一个工作起来精力充沛的人，而且对问题理解之快令人惊叹不已。”这些对于一位大臣来说，都是重要的品质，这位大臣必须确保能恰当地草拟一项篇幅很长而且十分复杂的议案，而且提交并又能充分保证这项议案在议会这架机器运转的各个阶段都能顺利通过。应该加以说明的是，马斯特曼在委员会审议时为维护这项议案作了大量工作，只是在丘吉尔离开内政部之后，议案才得以最后通过。
矿山法对矿井的经理、工头和检查人员的培训和任用都作了详细规定，法案对下述几方面建立了严格的规定：矿井的通风、电气与炸药的使用，拖运及其机械系统。为了确保这一法规的实行，大大加强了检查人员的职权，并强行规定必须建立救护和抢救设施。井下工作的雇员最小年龄由１３岁改为１４岁。最后，则又大大扩充了内政大臣为改善安全法规而发布各项规定的权力。上述所有这一切，为国家干预建立起一个模式，这一模式为２０世纪的大量立法所反复采用，尽管丘吉尔对这种做法并不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如同他在制订这项立法时所做的那样。拉姆齐·麦克唐纳在１９１２年举行的工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正式工作报告中，把这项立法称之为“我们采矿界的福音”。查尔斯·芬维克，在矿工出身的下院议员中是一位老前辈，他说“全国上下以极满意的心情为之欢呼”。
丘吉尔还提出了一项商店法案，其目的在于限定商店营业员的工作时间。１９１０年时，格莱斯顿就提出了一项与此类似的议案，但由于议会解散而未能进行审议。丘吉尔的目标是把每周工作时间，除用餐时间外，限制在６０个小时；此外还要保证有足够的进餐时间，以及店员每周有半天的固定工休。然而，这项议案遭到了小店主和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坚决反对，结果议案中关于工作时间这一节被迫删去。但店员至少得到半天休假，而丘吉尔则把这项最终采纳的措施看作是“一项纯粹是救助蒙难者的措施”。在他为限制店员工作时间而斗争的时候，如果在这场斗争结束之前没有把他从内政部调到海军部，那自然会干得更好一些。但是，店员工会与其他一些工会组织相比，毕竟是一个软弱的团体，其政治影响不能与商界中人数众多的小业主组织相匹敌。１９１４年春天，丘吉尔宣称，“从来没有一项法案像它这样花费了我如此大量的时间，而且在编进法规全书时，其原制订者的意图所占的比例是如此之小”。似乎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丘吉尔接受了担任商店早打烊联合会主席的职务，该联合会是店员组织的压力集团，他担任这项职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辞去。
第一部 雄心第7节 内政大臣（2）
如果商店法这种残缺不全的状况使他大失所望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他还想方设法提出一项他认为极为重要的措施，并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尽管这已不再属于他所领导的部门职责范围的事情。我们所说的是指国民保险法。这项立法的第二部分失业保险，是他在商务部时帮助拟订的，并且为此而作了巨大努力使它在下院获得通过。他说，“在政治领域内，没有一项议案像这项巨大的保险计划这样，得到我更多的关注。”在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１年的议会会期中，他向丹迪市选区的选民汇报自己在议会中的工作成绩时，最强调的就是他在通过这项议案时所发挥的作用。在演说中，他使用最生动的比喻手法，把失业与疾病描绘成是工人家庭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并且声称，从此以后，“工人将用国家组织这块巨大的盾牌和现代科学这把锋利无比、银光闪闪的宝剑，把自己武装起来，来对付这两个不受欢迎的来客”。
１９１０年末和１９１１年期间，丘吉尔面临着对付空前严重的维持公共秩序的问题，这主要与这一时期发生“劳工骚动”有关。这是相对就业充分的结果，同时也为工会的不断壮大和好斗精神提供了施展的机会。有极少数工会活动家，他们信奉工联主义的革命哲学，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因为人们还未能认识到，这些少数活动家到底相对少到何种程度、影响小到何种程度。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南威尔士爆发了一次严重的矿工大罢工，这次罢工导致朗达山谷地区发生骚乱，格拉摩根警察当局完全无力控制局势。军队没有经过内政部授权便开进这一地区。这是在南部军区的统一指挥下这样做的。丘吉尔作出决定，能采取的最好政策是把这些部队留作后备队，以支持得到首都警察增援的格拉摩根警察局局长。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尽管发生了骚乱，托尼潘迪镇的许多商店被捣毁，但穿着防水胶布服装的警察使秩序得到了恢复，没有出人命。根据负责指挥军队的麦克里迪将军的说法，“这完全是丘吉尔先生深谋远虑的结果，他直接派遣首都十分强大的警察力量，再加上对这一山谷地区的事态了如指掌，因而避免了流血。”
然而在以后的年月里，有人常以“托尼潘迪镇事件”反对丘吉尔。这显然是因为在解决这一事件过程中，很早就动用了军队，同时，丘吉尔也曾坚定地告诉矿工联合会，如果他们坚持那样做，“一旦发生什么事，他就会毫无犹豫地授权动用军队”。
人们责难丘吉尔喜欢在这个国家使用军队，丘吉尔想要回避是很难的。他自己不平凡的军事生涯使他背上了这种黑锅；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使人们加深了对他这种性格的印象。１９１１年１月初，即“托尼潘迪事件”发生后才过了几个星期，由于他参与了“西德尼街的杀戮”，使得人们对他广为宣扬，而且带有很大的敌视性。一伙东欧革命党人的残余分子，带着火力很强的自动手枪，抢劫豪恩兹迪奇的一家珠宝店时，因受到阻拦而开枪打死了３名警察，然后逃走。后来在伦敦东区离迈尔·恩德路不远的西德尼街的一所房子里发现了他们。他们又向包围这所房子的警察开火，警方请求派装备有步枪的军队支援，丘吉尔当即同意了这一请求，然后又亲临现场。当他正从附近一个有利地形上观察这所已被包围的房子时，有人给他拍摄了照片。使他感到吃惊的是，大炮也拖到了现场，而事实上，这种增援并不是他所要求的。丘吉尔很明智，对在现场负责指挥的高级警官所作出的部署，他并不指手划脚地加以干预，相反，他支持这位警官对这幢房子所作的决定。此时房子已经着火，持枪歹徒还在里面，所以房子即使烧坍，也不准消防队员干预。这项决定可能挽救了某些急于冲入火海的消防队员的生命。在房子化为灰烬之后，从中找到了两具尸体。
不用说新闻界对整个事件大肆渲染，内政大臣亲临战斗的照片也被广泛刊载。反对党领袖阿瑟·巴尔弗抓住这一时机批评丘吉尔的这一行动：“我知道这位摄影师正在干什么，但这位可尊敬的绅士又正在干什么呢？”因为尽管他到现场可能会给警方带来道义上的鼓舞力量，但如果作出这种不成熟的决定已成为白厅内政部的必需之举，那就令人遗憾了。丘吉尔的主管议会事务的次官查尔斯·马斯特曼那时正在休假，据他的遗孀后来说，丘吉尔回来后，查尔斯问道：“温斯顿，你当时究竟在搞什么名堂﹖”温斯顿以他那特有的咬舌音作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查理，不要想叉了，这是一种消遣。”
对内政大臣来说，作为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要想避开劳工领袖们的不欢迎，那必定是件很困难的事，而在西德尼街事件发生后，丘吉尔的处境就更困难了。过了７个月，即在１９１１年８月，一场严重的危机发生了。那时爆发了一系列运输行业的罢工事件，从码头工人罢工开始，至全国铁路员工大罢工而达到高潮。第一个到了不可收拾地步的，是默西塞德爆发的运输工人总罢工。在利物浦，尤其是在爱尔兰人居住区发生了暴乱，警察也控制不住局势。根据该市警察局长和市长的请求，派来了军队。在暴乱者袭击前往沃尔顿监狱押送犯人的警车时，有两个人被击毙。利物浦市长认为，一场革命正在兴起，英王也持同样的看法，要丘吉尔采取更强有力措施，甚至不惜动用军队；这位内政大臣令人放心地回答，“政府部署的兵力足以保障法律的支配地位。困难不在于维持秩序，而在于维护秩序的同时，又不使生命受到损失。”
但在这时，由于铁路工会决定开始全国性罢工，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在此之前从未爆发过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它使部队不能调动，又断绝了食品与其他必需品的供应。与此同时，政府又恰巧遇到一场尖锐的国际危机，德国派军舰抵达阿加迪尔，企图以此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