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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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８月１９日这个至关重要的日子发表的声明，招致工党领袖们的激烈谴责。工党议会党团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几天后在下院的演说中，把这一声明说成是“持有偏见、孤陋寡闻和错误百出”。马斯特曼私下也持有这种看法，他告诉妻子，他认为丘吉尔的行动路线“基本”正确时，“他却以令人吃惊的错误方式，发表鲁莽古怪的公报，和热衷于‘流血’”。应该指出，马斯特曼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根本不是真正内政部的一个角色，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他所关心的主要不是维护法律和秩序，而是帮助另外两名内阁成员，首先是约翰·伯恩斯，其次是劳合·乔治，为使连续爆发的运输业罢工得到解决而寻找条件。
所幸这些调解的努力很快证明是成功的。就铁路业罢工而言，斗争的主要焦点是雇工们拒绝承认工会相似的纪律，劳合·乔治能够说服雇主们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毫无疑问，能达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他作为调解者所具有的非凡才能，部分则是因为罢工者的团结一致精神必定给雇主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少在北部地区是如此。再者，也是由于劳合·乔治突然向他们发出呼吁说，在同德国可能爆发不宣而战的时刻，决不允许铁路系统仍然处于瘫痪状态。
在罢工的人们都返回工作岗位前，拉内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一列火车由于罢工者的行动而停止运行。在列车停运期间，有一大批人开始投掷石块，赶到现场的士兵开了枪，打死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纯系围观者，显然是在他家的后院观看这一事件时偶然被打死的。对爆发的一连串罢工运动来说，这次事件的结局是不幸的，但丘吉尔有理由认为，他个人对此不负任何责任。他收到英王拍来的电报，这使他十分高兴，电文说“令人信服的是，你所采取的果敢行动使国家不同地区避免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虽不能肯定，这种褒奖对他未来的政治生涯会有很大好处，但或许更重要的是，尽管他得到首相和内阁的支持，但在议会外，他的所作所为还远没有为自由党所充分接受。许多年来，在新闻界一直是他最好朋友的《曼彻斯特卫报》，也指责他授权派遣军队到那些市长没有要求增援的城市的做法。特别使这家卫报感到蒙受侮辱的是，军队驻扎在曼彻斯特中心区，而且在市长没有专门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还进一步占领了火车站。
在此期间，丘吉尔继续在内阁讨论一般性政策时发挥着作用。就国内事务而言，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为打破同上院在宪法问题上出现的僵局而寻求解决办法。１９１０年大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自由党的战斗口号主要是“贵族对付平民”，然而，使自由党成员大感失望的是，他们发现大选结束后，内阁在处理与上院对峙问题上仍无任何明确的计划，英王也未提任何保证来增封足以能压倒保守党多数的新贵族。而且那时政府所依靠的恰恰不仅仅是本党的后座议员，而且也有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工党议员；对１９０９年预算中提出的威士忌酒税持反对态度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威胁说，若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就投票反对这一预算；还威胁说，不管怎样，如果政府对取消上院否决权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承诺——当时他们仍把这看作是阻止爱尔兰实施地方自治的一个障碍——那他们就要打倒这届政府。
这时，犹疑不决的阿斯奎斯为来自内阁成员互相矛盾的忠告而大伤脑筋。格雷和丘吉尔两人都赞成对上院实行改革，而不仅仅是废除它的否决权就算了事。２月中旬，丘吉尔提出一项提案，建议在特别大型的选区中，经过民主选举而推选出一个小型的第二议院。他提出，符合被推选条件的贵族也可以在下院就座，内阁大臣不论在哪一个议院都有发表演说之权。但丘吉尔这个关于第二议院的新提案，遭到搁置性否决，要拖到两年以后，才由两院联席会议对这项引起争议的提案的前途作出裁决。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不利的是，它不是大选中所要讨论的主题。
最后，经过激烈的辩论，内阁决定，惟有限制上院否决权较为妥当，而至少不应该在最近的将来试图对上院实行改革。这就是说，应请求英王作出保证，在必要时他将增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使上院现行的否决权无效。这项决定作出后，首相似乎获得了新的希望。他向下院宣布这一政策就是国会一个重大的转机。自由党的广大党员给予热情的支持。爱尔兰人也接受这项政策，而且还置威士忌酒税条例于不顾，对预算表示支持。当预算从下院第二天转到上时，上院也不得不予以接受。
第一部 雄心第7节 内政大臣（3）
１９１０年暮春时节是一个政治上平静的时期。英王爱德华七世突然在５月死去，他的儿子乔治五世作为新的君主，在政治上尚无经验。因此，两大主要政党都同意，举行一次宪政会议，探询能否在不涉及王权的情况下，就两党之间存在的难题达成一项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讨论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却让新国王有时间去适应自己的各项新职责。然而，在宪政会议期间，由于劳合·乔治的倡导，举行了某些令人注目的秘密协商，其目的在于为实行全面改革而进行联合，而两党之间的僵持局面曾阻碍了这种改革的实行。在这个僵局中，劳合·乔治提出了国民保险问题；用联邦制的地方自治来解决爱尔兰问题；采取某种国民服兵役的形式使军队得到加强；以及无偏见地进一步探索合乎需要的财政改革。
丘吉尔很快就看出，这类提案具有种种优点，因为他仍然更像是一名辉格党人，而不是自由党人。大概还是他代表劳合·乔治同保守党领袖首先进行了接触，因为杰出的保守党年轻律师ＦＥ史密斯是他亲密的朋友。史密斯和奥斯汀·张伯伦成为这些提议的支持者。巴尔弗本人也可能接受这些建议，如果他已取得了前任保守党议会党团领袖奇尔斯顿勋爵同意的话；但奇尔斯顿认为，这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因此巴尔弗又缩了回去。人们有趣地注意到，１９１０年两党联合的支持者成为１０年后组成的战后劳合·乔治政府的中坚力量。
宪政会议失败后，政府除了为取得授权进行上院改革而举行另一次大选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议员只存在了１０个月，于１１月宣布解散，竞选运动和投票均在１９１０年圣诞节前进行。争论的问题自然大多与２月选举时一样，但在这次竞选运动过程中，巴尔弗经劝说而作出了一项承诺，即为争取工业发达的北部地区的支持，他答应推迟提出关税改革问题，一直推迟到对这一问题举行一次专门的公民投票时为止。这可能是使保守党人赢得较多支持的主要因素，这样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该党多得了几个席位。然而在别的地区，保守党却丢掉了几个席位，这部分是由于自由党与工党相互撤回候选人的结果。于是，１２月的选举结果几乎与以前的１月选举的结果完全一样：从整个情况看，保守党人丢了一个席位，自由党丢了三个，这些席位则为工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得。
丘吉尔再次应邀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但由于整个竞选运动时间很短，因而使他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他受到博纳·劳的挑战，此人是反对党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劳作为保守党候选人，又一次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进行斗争。劳还提出，他们应该达成一项君子协定，规定失败者将呆在重新选出的议会之外。但总的看来，这对丘吉尔来说，作出的牺牲太大了，正如他当时所想的那样，他得到丹迪市的议席是完全有把握的，尽管这样，他还是觉得这样做会错过取得一次巨大胜利并改变历史进程的机会。曼彻斯特西北选区仍属于自由党营垒，博纳·劳尽管在这里遭到失败，但很快又在旁的地方获得一个席位。１９１１年，他接替巴尔弗担任保守党领袖。
巴尔弗接受在竞选运动后期举行公民投票的意见，给丘吉尔提供了机会，发表一次措词最强烈的演说。这次演说是在谢菲尔德进行的，关税改革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个地方很受欢迎的事。１１月３０日，丘吉尔就此和其他各种问题发表演说，他说：
一个大党的路线竟表现得如此可笑和可怜总退却的命令发出了。狂热的请求宽恕与怜悯的喊声震天价响；在保守党俱乐部，在许多贵族府邸和许多公共建筑物上都竖起了白旗。五颜六色的旗帜、帐篷、行李和弹节，所有这些东西都散落在溃退路上。自纳兹比和马斯顿·莫尔时代以来，在英国还从未见过这种景象。我们在这条路的前头看到了什么呢？在退却队伍的最前列隐约露出其领袖巴尔弗先生头上的白帽子，就像‘查理大婶’头上戴的一样，仍在奔跑中摆动着。
在丹迪市，他很乐意强调指出，上院否决权的反民主倾向和如下的事实：如果说上院的做法体现了某种普遍感情的话，那也仅限于英格兰南部地区。这些话深受苏格兰听众的欢迎，因为他们往往把上院看作是英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丘吉尔说：
我们要求……对于爱尔兰的自由贸易者和兰开夏的自由贸易者，即使与沙文主义者和伯明翰及肯特郡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投票相比，在下院居于多数时，也不要视为禁忌或置于较低的政治基础之上。
在丘吉尔短短几天的竞选活动中，克莱门蒂娜帮着他的忙，她甚至还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提出如果实行关税改革，生活费用就有增加的危险。但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是，当地深孚众望的实业家乔治·巴克斯特爵士，１９０８年时曾站在反对他的一边，这次又成为保守党候选人之一。而在政治倾向的另一端，有禁酒主义者斯克林杰，他也正在设法觊觎那些有可能倒向自由党候选人的选票。结果表明，全国反对自由党的总摆动率仅为０４％，其中苏格兰为１１％，丹迪市则为７％。投票后，选举结果如下：
丘吉尔自由党 ９，２４０票 当选
威尔基工党 ８，９５７票 当选
巴克斯特保守党 ５，６８５票
劳埃德保守党 ４，９１４票
斯克林杰禁酒主义者 １，８２５票
自由党政府由于得到全国肯定的支持，而在下院通过了一项把上院否决权降为推迟权的议案，它规定，连续向上院呈递三次均遭否决的任何一项议案，仍可成为法律，财政议案应予通过，根本不得有任何阻滞。丘吉尔在表示支持这项议案的演说中宣称，他本人被政府这样的中庸态度“几乎惊呆了”。他赞成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上院公开施加尽可能大的压力，正如他在给阿斯奎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这一议案未能取得适当的进展，我们就会使他们剑鞘上的饰物碰得叮当作响”而同时他又希望，这项议案一经批准加以施行，两大政党会就迅速取得和解，“这种和解政策”，正如他向首相解释的那样，“是一项全国性的而不是局部性的政策”。他认为，在其他一些要做的事情中，将荣誉授予保守党领导是合乎他心意的，诸如授予病弱告老的约瑟夫·张伯伦荣誉勋章，让博纳·劳和Ｆ．Ｅ．史密斯担任枢密顾问职务。
１９１１年春天，两党的政治热情一度较为沉寂。定在６月举行的英王加冕典礼与这种形势大有关系。此后不久，上院将上述那项议案进行大幅度修正后送回下院，至此，阿斯奎斯认为必需呈请英王表明他有意增封新贵族，以压倒目前在上院占多数的反对派。英王勉强同意了这项请求，这一消息一经传开，保守党贵族立即分成两派。一派是“两面讨好者”，这些人主张使这项议案通过，目的在于钳制新贵族的册封；另一派则是“挖沟人”，他们拒绝改变反对派的立场。８月１０日，斗争结果揭晓，为数很少的自由党贵族和为数众多的“两面讨好者”联合起来，以１３１票对１１４票的微弱多数，使这项议案得到通过，这场危机就此结束。丘吉尔在他就下院活动每天向英王呈递的报告中，对“这一长期而令人忧心的宪政危机的结束”大胆表示庆贺。他预言道，“当这一时期的激烈情绪消失后，促使这一变化的异常温和性将明显表露出来，并且逐渐为保守党人以宽慰的心情所接受；而对政府的许多支持者说来，则将以遗憾的心情加以接受。”
如果说，人们在１９１１年夏天看到，某些使政府全神贯注对付的事件过去了，那么现在他们又目睹着其他一些极其激烈的事件。不仅连续爆发了运输业的罢工，最终导致全国铁路运输陷于停顿的局面，而且还发生了一场极其严重的国际危机。这场危机是由于德国为维护其在摩洛哥的权益派遣军舰驶抵阿加迪尔触发的。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是在内阁中在陆军和海军经费问题上“主张节俭的人”，因此被认为是异常热心于避免同外国列强发生冲突的两位大臣。但他们两人都注视着德国所采取的一这一极为严重的行动，劳合·乔治７月２１日在他的官邸发表演说，提出警告说，不要把英国看作“仿佛在这个国际内阁中微不足道”。德国对劳合·乔治这一声明反应十分强烈，格雷曾一度担心，德国可能会对英国发动突然袭击。
丘吉尔认识到，作为内政大臣，他对国家安全负有重大责任，其中包括保护海军大炮所用的无烟线状火药的储备。这类火药都保存在伦敦地区的火药库里。他说服陆军部立即派出士兵进行警卫，保护这些仓库。他对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也怀有浓厚兴趣。该委员会是内阁的常设委员会，负责制订作战计划。他像发射连珠炮似的就当时军事形势问题向那些将军提出质问。他亲自拟了一份备忘录，就一旦战争以德、奥为一方，以法、英、俄为一方爆发时，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事实上，这则备忘录是对１９１４年将会发生的情况进行了令人刮目的预测，例如，他提出德国人将会在第２０天跨过缪士河，而战争形势将在第４０天左右发生转折。然而，这场危机使丘吉尔确信，海军部没有任何应付战争的适当计划，而且对发生任何突然性事变毫无准备，因为正如他向阿斯奎斯所指出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