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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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权会使极端自由主义获胜，现行社会体制也不会崩溃。伦道夫勋爵于是逐渐放弃了对议会改革的抵制，采取了一种新政策，即“信任民众”。他热情鼓吹“民主托利主义”，并要求迪斯累里的继承人，把与迪斯累里政府联在一起的社会改革政策继续执行下去。
伦道夫从未系统地提出过任何他本人的社会改革方案，所以不难得出下述结论：所谓的“民主托利主义”，“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他本人也直言不讳。不管怎样，他无意中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政治道理，这就是，如果能使劳工阶级中那一大批选民以及仍未享有选举权的人相信，保守党并不嫌弃他们，他们是愿意支持保守党的。１８８３年通过了严格控制选举期间开支的“惩处营私舞弊法案”之后，伦道夫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名曰“樱草会”的团体，自愿为候选人提供帮助。这一团体的名称据说取自迪斯累里最喜爱的一种花卉——樱草花，它的成员有一整套中世纪等级制度色彩的头衔，有一套半秘密的共济会似的活动方式。保守党的新领导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斯塔福德·诺思科特曾一度认为这一组织荒唐可笑，对它避而远之。然而，１８８４年这一组织向妇女敞开了大门，此后很快在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功，成员遍布全国各个选区，不仅在兰开夏，而且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有强大的劳动群众成员。
１８８３年，伦道夫勋爵开始精心策划利用“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为工具，抨击保守党领导人及其政策。索尔兹伯里和诺思科特本来对“樱草会”就很不以为然，伦道夫的上述作法则更使他反感。他公开宣称“全国联盟”应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而这一组织通常被认为不过是党内领导人的工具而已。１８８３年１０月，在伯明翰举行的联盟年会上，他曾宣称：“如果你想赢得劳工阶层的信任，你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而且是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党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参与而不是装装样子。”１８８４年，他出任全国联盟主席，随后在他和他的支持者与党内公认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斗争。最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伦道夫勋爵达成一项协议才结束了冲突。达成协议的条件表明，伦道夫更醉心于确立自己的个人地位而不是关心扩大劳工阶层的选举权。索尔兹伯里答应吸收伦道夫勋爵到他的前排议员中去，并正式承认“樱草会”；伦道夫勋爵取消在全国联盟进行的那场运动，并于同年晚些时候访问印度。１８８５年组成了新的保守党政府，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伦道夫勋爵任印度事务大臣。
伦道夫不久即表明，他是一名能够埋头苦干的内阁成员，有能力作出重大决策。他出谋划策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兹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这一任命遭到女王的激烈反对，因为她不喜欢这位将军的夫人。他认为有必要考虑到俄国入侵的可能性，因而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目的在于结束那一地区的不稳定状态和消除隐患。那时英法两国的商人正在当地统治者的宫廷里争权夺利。伦道夫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因为保守党在１８８５年１１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自由党人是在格莱斯顿答应为爱尔兰提出一项自治法案，因而赢得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而上台的。
这时，一项新的议会改革法案也已获通过。小小的伍德斯托克镇的选举议员资格被取消了，伦道夫不得不改换门庭另找选区。当时伯明翰中心区还是自由党人的一个堡垒，他勇敢地参加了中心区的竞选而被击败了。于是他被迫退守与他在伦敦西区的住处近在咫尺的南帕丁顿，以确保那里的保守党席位。他当了几个月的反对党前排议员。但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未获通过，这是由于反对党和相当一部分首相本人的自由党追随者联合起来反对的缘故。１８８６年７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及其新的盟友获得大胜。此后２０年间，大部分时间都由保守党执政。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出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这是１８８０年以来保守党首次在下议院获得明显的多数，看来伦道夫官运亨通可以长期位居要职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伦道夫在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索尔兹伯里就发现很难同他共事。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甚至更加刚愎自用。他插手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还采取格莱斯顿式的政策制定了一项预算，意在减少税收和军费开支。削减军费计划所要达到的指标使内阁其他成员感到难以忍受。他已经变得十分自信，感到政府里缺他不成，于是，为了强行使他的预算得到通过而以辞职相要挟。索尔兹伯里清醒地意识到，伦道夫的去留对他本人和内阁的名声毫无影响，所以坦然接受了辞呈并继而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Ｇ．Ｊ．戈申接替伦道夫的职务。这一安排大出伦道夫所料，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政府还是顶住了。于是伦道夫退居后排座席，从此与前排绝缘，他只当了五个月的财政大臣。
伦道夫勋爵显然犯了个错误，他试图迫使一位在下院掌握着绝大多数选票的首相摊牌。事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认“忘记了戈申”。最初以为他当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后排议员以后理应会再度出任要职，然而他的健康状况的恶化积有时日，他染上了一种当时最为可怕的疾病、实际上是不治之症——梅毒。这种病刚开始时有些症状很容易发现，随后往往有大约八至十年的潜伏期。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当时并未泄露，但１８８６年底他的轻率辞职举动说明他缺乏判断力，他的思维已受到影响。在伦道夫的一生中，仓促的决定或轻率的举动屡见不鲜，但他并未因此而吃多少苦头，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对手往往被他的突然袭击搞得措手不及。然而，索尔兹伯里在台上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对手。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保守党政府任期即将届满，新的大选迫在眉睫，伦道夫·丘吉尔本来有可能东山再起，但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不感兴趣，与鲜明的保守党观点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也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凡此种种都使他与保守党疏远了。１８９１年，他到南非作了一次长途旅行，意在增强体质。同时他也有意识地为了在南非蓬勃发展的采矿业中作些有利可图的投资。到１８９３年，他的状况变得更糟，就连他的故旧几乎也不愿再听他的演说。诚如罗斯伯里所说，“他是当众慢慢死掉的”。１８９４年他偕同珍妮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以此摆脱政治，怯除虚弱。但此举并未奏效。他于年底返回英国，伦道夫的身体几乎完全垮了，不到一个月就溘然长逝，时年不足４６岁。
１８７４年春在伍德斯托克镇受到盛情接待的年轻夫妇的婚后生活远非“恩爱无间、永葆康乐”。珍妮的性格活泼外露，伦道夫勋爵与威尔士亲王早些时候的争吵，以及都柏林的生活可能并未使她感到十分厌烦。在都柏林至少还有个社交圈子和大量赛马和狩猎活动。她的次子，也就是最后一个孩子，通常被称为“杰克”的约翰是在１８８０年全家返回伦敦之后不久生的。他们曾在梅菲尔区圣詹姆斯街住过一段，后来又迁往“大理石门”附近康纳特街上一幢可以俯瞰海德公园的房子，那里此后成了“第四党”的社交活动中心。珍妮也被卷进了伦道夫激荡的政治活动漩涡里，似乎始终乐此不倦。她经常坐在下院旁听席上倾听议员们辩论，“樱草会”刚开始接纳妇女会员时，她就在这一组织的早期活动中充分发挥了作用。１８８５年她在伍德斯托克镇举行的补缺选举中负责伦道夫的竞选事务，不久她发现自己的魅力不仅可以在社交活动中使年轻的贵族们倾倒，也同样可以打动其他阶层的选民。
然而伦道夫勋爵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极难相处，他经常郁郁寡欢，动辄乱发脾气。８０年代后期，为了休养，他曾在法国或苏格兰长时间度假或旅游，因此他的政治活动不断受到干扰。有一段时间，他和他的夫人看来彼此有些疏远，虽然还不存在任何正式离异的问题，伦道夫的病情曾被诊断为在夫妻生活中不能尽丈夫的责任，所以珍妮的另图新欢也就不足为怪。当时在上流社会中对这类事情并不看得很重，好像是逢场作戏，也不至于在局外人中煽动敌对情绪。威尔士亲王本人就行为不轨，上行下效也是很自然的事。不言而喻，对这类事情需要谨慎处理，偶尔传开与贵族甚至和王室有牵连的丑闻或诉讼案件可能会使当事人永远为社会所摒弃，但社交场合的记者却能严密而又不指名道姓地披露幕后的柔情蜜意已经深化到何种程度：
到伦敦任何一个舞厅去听听那里的议论吧。人们把一个个女人的名字与一个男人连在一起，那种说话的口吻就能使人领会到是指些什么关系。人们在议论她的轻浮，她的轻浮已不再被视为捕风捉影的怀疑而被看成是确有其事，变成了谈话的笑料，嚼舌根的话题。
珍妮极为妩媚动人，对各类社交活动又颇为热心，有关她的流言蜚语所以也特别多，她与其他男人的交往也很容易被人夸大。她对威尔士亲王自然十分友好，但毫无证据可以说明她是他的情妇。她与奥地利的查尔斯·金斯凯伯爵之间却有一段重要的风流韵事。此人比她小四岁，８０年代曾担任过伦敦奥地利使馆名誉参赞。１８８３年，他骑着自己的马在全国大奖赛上夺魁，从而震惊了整个赛马界。金斯凯伯爵英俊漂亮，后来曾被派往其他国家担任过各种外交职务，但多年来他对珍妮始终缱绻不渝。但是，只要伦道夫在世，自然就不存在珍妮与金斯凯结婚的问题。
伦道夫勋爵从他母亲弗朗西丝伯爵夫人的慈爱中得到了一些慰藉。她或许对儿子究竟患什么病也一直蒙在鼓里。８０年代后期伦道夫开始感到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基本结束，于是他重新寄情于以前爱好的赛马活动，他与邓拉万勋爵合伙搞赛马活动，在新市开了养马场，为了方便，他搬进了郊外一幢小房。有那么几年，伦道夫和珍妮如果愿意，本来可以在伦敦、在新市、在各种家庭舞会上，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疗养胜地各行其事、独来独往。但是当病情开始影响到伦道夫的神经时，珍妮认识到她有责任留下来照料自己的丈夫。１８９４年，她决定陪同伦道夫作一次环球旅行，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曾给她的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旅行结束前她收到金斯凯的一份电报，得悉他刚刚订婚，这对珍妮是个沉重的打击。伦道夫去世后，珍妮的生活定是凄楚惨淡。她年方４１岁，除了她的孩子是惟一的安慰之外，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孤独。但他的长子已快成人，让我们且看看他早年的成长和发展吧。
第一部 雄心第2节 中小学和军校时代（1）
小温斯顿生下时虽然个儿小，但不久脸蛋就长得圆圆的，出生时他爸爸所见到的黑眼珠和黑头发逐渐变成了蓝色和淡黄色。为了照看小温斯顿，他父母请来一位中年的保姆伊丽莎白·安·爱维莉丝特太太，这位和善的妇人，出生在肯特郡查塔姆市，她头脑中显然浸透着低派教会的教义。她在这个家庭中一直照看温斯顿和他的弟弟，后来还兼管家务，直到温斯顿长大成人。温斯顿给她起了个昵称，叫“爱姆”，热情地反映出爱维莉丝特对他的慈爱之情。在爱维莉丝特太太死后的一些年内，温斯顿还念念不忘这种慈爱，并把它描绘成“或许……是世界上仅有的纯真的无私之情”，和“本人福星高照的少有的几个例证之一”，“表明人的本性远比一味讲究功利主义高明得多”。１８７６年，温斯顿全家迁居爱尔兰，爱维莉丝特太太也随同前往，依然照料着温斯顿。从此以后，印入他幼儿时代记忆中的是凤凰公园的屋舍，以及保姆对芬尼亚主义者的害怕。芬尼亚主义者是用暴力运动反对不列颠与爱尔兰合并的爱尔兰革命者，而温斯顿则更怕那位在他五岁之前临时聘来教他识字的“家庭女教师”。他难得见到自己的双亲，因为爸爸忙于各种政治活动，妈妈在他心目中则是“喜欢骑马，爱穿紧身衣衫，常常身上溅满泥污”。
在探讨人的性格形成时，仅仅归之于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那是很危险的。温斯顿，用他妈妈的话说，是“一个最难管教的孩子”，而一些研究他生平的学者却争辩说，这是由于他的双亲在他学龄前的孩提时代忽视抚育的结果。那时，这种忽视抚育孩子的现象在上流家庭中司空见惯。正如当时出版的一本社会学杂志所说，在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年轻母亲当中，她们是惯于“回避抚育孩子的责任，而满足于一天之中带上‘小宝贝’或小闺女在楼下的客厅中逗着玩一两次，孩子只是供她们玩赏的小猫狗而已”。比温斯顿小五岁多的弟弟杰克，尽管在性格上受到温斯顿不少影响，还是被认为是个循规蹈矩的孩子。如果说温斯顿由于双亲极端忽视对他性格的培育，而受到不利影响的话，那还不是指学龄前这一阶段，而是指已经上学的时期。
温斯顿七岁时，父母毫不留情地把他送入寄宿学校，尽管这种做法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风尚，但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是第一次上学，就被送进了一所极糟的学校。这所圣乔治学校坐落在阿斯科特，是四年前由高派教会的一名年轻牧师雷夫·Ｈ．Ｗ．斯尼德—基纳斯里创办的。虽然这所学校专门为伊顿公学输送学童，学校设备也不错，甚至装有电灯——这在当时还是种新奇的东西，但学校开设拉丁语法和其他一些课程，教育体制亦刻板得很。只要学生稍不顺从，就会遭到毒打，直到打得流血为止。从校长发的学生成绩单上看，温斯顿学得最好的课程是历史和地理；校方认为他“淘气”、“贪吃”，他也挨过痛打。给家写信时，温斯顿总是装模作样地说他挺快活，但在一次假期里，爱维莉丝特太太偶尔在他身上发现了多处受虐待留下的伤痕，并让他妈妈看了这些伤疤。就这样，温斯顿只在阿斯科特呆了两年就转学到汤姆逊两姐妹在布赖顿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很少有盛气凌人的派头。在这儿上学还有一个好处，即离家庭医生罗伯逊·罗斯的家不远；学校的教育方法也不那么苛严。
在布赖顿，温斯顿感到愉快得多了，很快就比在阿斯科特有了较大的进步。学校除开设一些较为正规的课程而外，还组织学生进行骑马、跳舞和游泳等活动。１１岁时，他开始集邮。而且由于他父亲当时处于议会生涯的顶峰时期，地位显赫，温斯顿也因此在同学中赢得了相应的威信。在此期间，他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炎，受到病魔很大的折磨，双亲闻讯后，迅即赶来看望儿子。到１３岁时，他在学校仍在某种程度上名列前茅，并且抓紧攻读诸如希腊语、古代史和代数这样一些高深的课程。这时，他的父亲打算让他到哈罗公学深造，温斯顿也就不得不去应付这次入学考试。这次考试对他来说，充其量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因为哈罗公学新上任的年轻校长雷夫·ＪＥＣ韦尔顿无意拒收具有如此显赫身份的伦道夫勋爵之子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