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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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形势变得很明朗，当联合选举委员会开会时，反对者尽最大努力动员国内舆论，特别是动员保守党的院外组织。有两家报纸站在丘吉尔一边，一家是《每日邮报》，另一家是《晨邮报》，丘吉尔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与父亲伦道夫勋爵曾发动过的相类似的运动，以迫使党的领导层作出让步。２月，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反对者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仅以１８９票对１６５票遭到否决。霍尔的副手Ｒ．Ａ．巴特勒随即被委派去组织一个压力集团，作为印度帝国协会相对立的组织起作用。５月，英印联盟成立，与印度帝国协会一样，英印联盟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前任官员和其他一些原来侨居印度的英国官员，这些人也在白皮书问题上开展了宣传活动。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作出响应，从他们自己的事业考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名曰印度保卫同盟，该同盟实际上是保守党下院反对派议员组织的印度保卫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帝国协会还继续存在，其成员中有些是曾在印度行政部门和印度军队中原来著名的人士，但加入该协会的人不超过２０００人。印度保卫同盟则以发展保守党普通成员为目标，如樱草联盟，就搜罗了相当广泛的成员，他们戴着它的会徽，作为团结一致的象征。
５月，反对派组织又取得了两项附带的成功，这两项成功都得到了丘吉尔家庭成员的帮助，他的儿子小伦道夫帮助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而赢得了投票胜利；克莱门蒂娜在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也表示不赞成白皮书。还有一项不大重要的成功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反对者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上，劳埃德勋爵提出一项决议案，“应当以极慎重的态度审查向目前的印度中央政府移交权力的提议和把司法与警察系统的控制权归之于对由选举产生的非议会负责的部长手里的提议”。鲍德温出席了这次会议，目的在于击退对政府进行的攻击，他发表了有力的演说来回敬丘吉尔。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以８３８票对３５６票获得通过。各项程序都在良好气氛中进行，丘吉尔本人呼吁要相互尊重，指出“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但反对者阵营并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失利，因为以丘吉尔为副主席的印度保卫同盟已得到５７名下院议员的拥护。可是在１０月初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又以非常相似的票数，即７３７票对３４４票被击败。
很明显，如果在印度建立起中央政府，在白厅对印度的财政政策方面，兰开夏的棉布贸易最终将失去左右作用。丘吉尔知道，兰开夏的选民一个时期以来对这种影响作用给予相当的重视。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对印度财政政策的控制能力已束手无策。印度政府对从英国进口的棉布在财政税的幌子下强行征收进口税。印度国大党也发起抵制英货运动，这场运动加上征税以及经济不景气所产生的后果，使英国棉布对印度的出口自１９３０年的７７８００万平方码，下降到１９３１年的３８９００万平方码和１９３２年的５９９００万平方码。丘吉尔过去常常激励兰开夏人，要他们起来保护自己在贸易方面的利益。但在１９３３年５月，他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向一大批听众发表演说时，却已不像昔日在他的自由贸易运动中那样，能够激起巨大的热情。曼彻斯特商会，本来可以用印度财政自治权威胁着兰开夏的贸易为理由，带头攻击新的印度立法，却未这样做，而是宁可向印度派出代表团，探索同印度制造厂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丘吉尔发现，曼彻斯特商会实际上已准备好以损害兰开夏的贸易利益为理由，向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反对宪政改革的证据，但是在其领导人出席了德比勋爵邀请的一次宴会之后，他们却撤回了自己提出的证据，改变了立场，印度事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也参加了这次宴会。丘吉尔认为，德比和霍尔在联合选举委员会面前向这些证人施加了不适当的压力。１９３４年４月，他把这件事说成是对议会权利的侵犯，下院议长裁定说，此事根据证据足以构成案件而立案审查，最好交由特权委员会来处理。使霍尔感到气恼的是，这像是“一件１８世纪的弹劾案”，耽搁了联合委员会好几个星期的工作，因为有好几个成员不得不参加到特权委员会来。
两个月后，特权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尽管丘吉尔所说是确有其事，但并未侵犯议会特权，因为联合选举委员会不是一个司法机构，任何人都可以对证人进行适当的劝告，奉劝他们改变证词。此外，派遣到印度的代表团获得了明显成功，是导致曼彻斯特商会领导人改变观点的决定性因素，这比起霍尔和德比的说服更有作用。在这份报告交给下院辩论时，丘吉尔顽固地重复他的指责，引起了某些反感，当时艾默里把他的政策形容为“假如我能挑出塞缪尔·霍尔的毛病，政府就得垮台”，这些话，引起哄堂大笑。对德比勋爵的攻击也惹恼了兰开夏的保守党下议员，但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对反对派的事业持同情态度，他们联合抵制了一次群众性集会，这次集会是在６月份于曼彻斯特自由贸易大厅召开的，丘吉尔在会上发表了演说。按照《泰晤士报》记者的报道——或许这位记者是一位怀有敌意的目击者，“这个大厅能容纳许多人，但没有挤满”。但是，丘吉尔的演说和他写给一家曼彻斯特报社《星期日邮报》的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我为兰开夏而战》，另一篇叫作《我们最后的机会》，在向曼彻斯特商会施加某种压力方面发挥了作用，使该商会最终决定，要迫使议会作出立法措施保护棉布贸易。
没有人把曼彻斯特商会态度的第二次改变看得非常严重，因为使保守党的政策有所改变的大部分斗争，即使没有兰开夏的支持也要继续下去。１９３４年，反对者阵营仍是一股强有力和具有威胁性的少数派。有时，在全国联盟进行激烈的辩论后，他们几乎能左右投票的局面，但在重要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却从未取得过胜利。３月，一项在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报告之前一直拖延下来而未得到进一步讨论的议案，才在中央理事会以４１９票对３１４票得以通过。１０月，在布里斯托尔举行的年会上，丘吉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反对派以５４３票对５２０票的微小差额遭到挫败。但在１１月，联合选举委员会以１９票对９票的压倒多数提出报告，赞成一项与白皮书极为相似的计划。在９票中，均属左翼和右翼的同情者。由于其成员中那些著名人士大多数对反对派持反对态度，所以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以１１０２票对３９０票的多数采纳了改革建议的各项原则。这是又—次议会正式辩论，在这次辩论中，鲍德温和丘吉尔都发了言，而这次会议实际上结束了院外集团进行的长期斗争。
反对派的事业之所以失去支持的深一层原因，还可以从保守党内部去寻找。１９３５年２月，小伦道夫·丘吉尔当时正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在闯出自己的前程，他决定以一名独立保守党人的身份在韦弗特里参加补缺选举，他的观点极为固执。这意味着他要向该党的正式候选人提出挑战，就好像帝国改革运动者所做的一样。丘吉尔本人并不同意他儿子的这一行动，他说“他未同我商量，就采取了这一步骤，应由他自己负责”。但出于对家庭的忠诚，在竞选中他支持儿子，印度保卫同盟也跟着这样做。《泰晤士报》说，在这件事情上，小伦道夫“这位得到他老子支持的年轻贵族”所得到的选票几乎与正式候选人一样多，但出于保守党选票分散，这个席位为工党所赢得。这件事在全国范国内引起了保守党内部的极大不满，甚至在以往丘吉尔会稳固地赢得其选举团体支持的埃平，当地的选举组织开始通过了决议，批评他所采取的态度。
议会内部仍在进行最后的较量。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下院对联合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结果以４１０票对１２７票加以采纳。少数派，其中包括工党和保守党内的反对派，总人数约７５名。尽管反对派的人数比起以前有较多增加，但是很明显，政府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２月，在二读辩论期间，丘吉尔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政府平息反对派“长期怀有的怨恨情绪”的话，最好的机会就是在议会讨论解决。这听起来好像是承认失败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个问题上两派的人数与１２月份大致相同。在联合选举委员会中，还继续有长期的斗争；在进行三读辩论时，令人注目的是丘吉尔发表了沮丧的告别演说，他承认“在号召兰开夏人”方面失败了。艾默里在答复丘吉尔演说时，帮了政府很大的忙，在丘吉尔演说一结束坐下后，他立即站起来说，“现在，《圣经·旧约》中的《预言家耶利米书》的最后一章结束了。”
当政府在下院所遇到的反对派力量还相当微弱的时期，丘吉尔所发动的有关印度问题的运动，对鲍德温的领导地位和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联盟所赖以存在的整个基础，构成了令人生畏的挑战。保守党议会党团并不喜欢政府的对印政策，１９３４年春天，霍尔对印度总督承认说，“真正热衷于把议案讨论下去的人”，还不足３０个。而且他们其中有许多人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占有自己的一席，还要归功于非保守党的选民，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比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期间的保守党下议员就要更温和一些。鲍德温在这场斗争中据有另外一些较大有利条件，他拥有在杰弗里·道森主持下的《泰晤士报》所给予的竭诚支持，道森在欧文任印度总督期间曾去印度访问，并完全赞同他的政策。鲍德温还控制了保守党的中央机构，取得了本党首席组织秘书大卫·马杰森上校的全力支持，对这种支持的作用，丘吉尔在三读辩论演说时曾表示了无可奈何的赞许，他不大准确地引用托马斯·格雷的话说：“我不知道你是否会说，这位首席组织秘书是一朵开得不大鲜艳的花，但毫无疑问，他在旷野并没有白白浪费自己所散发出的芬芳。”
丘吉尔是很愿意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国选民进行呼吁，但他只有一次被允许这样做，那是在这场斗争很晚的时候，即１９３５年１月。英国广播公司同意，在党的领导人认可的情况下可以安排政治性广播，这就意味着，在很长时期内，只有丘吉尔承诺把他的演讲限制在非争议性问题时才能被允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4）
印度保卫同盟在争取众多成员方面遭到的失败，表明下院议员在支持丘吉尔反对政府这个问题上并未受到强大压力。尽管该同盟宣称它拥有几千名成员，但却未能以确切的数字来公开显示它的力量，如果它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会这样做的。假如丘吉尔能对１９３１年第一次当选的许多保守党新议员进行刻苦的培养，也许他就会干得更出色一些。实际上，他似乎未对这些人的情绪进行仔细的研究。有一个新议员叫罗伯特·伯奈斯，认为在他发表处女演讲时，丘吉尔就表现得很坏：“丘吉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蹓蹓达达进入下院，在前面坐下来，嘴里咕哝着，显得很不耐烦，他不知道这是一次处女性演讲……５分钟后，他再也耐不住性子，起身扬长而去。”还有一次，他因约翰·沃德洛·米尔恩爵士打断了他的演说而指责他“行为霸道”，伯奈斯报道当时的情况说，议院里吵吵嚷嚷，“如果说在下院中有一位行为霸道者，那就是丘吉尔先生。”
诚然，伯奈斯是一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的忠实支持者，但另一位对丘吉尔更多持有同情态度的保守党下院议员维维安·亚当斯，对丘吉尔的作为也给我们留下了相类似的印象，“倘若丘吉尔认为有必要留下来听听政府要人所发表的重要演说，他总是坐在自己居于中间的席位上，表现得烦躁不安。他不时地闲聊着，发出只能听懂一半内容的嘟哝声”。亚当斯认为，丘吉尔在印度议案问题上的行为是“带有爱争吵的味道”，他似乎“对使鲍德温及其同伙陷于困境更有兴趣，相比之下，对英国国民的最高利益兴趣甚少”。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样一种印象是不够公正的，长期以来，丘吉尔在印度问题的这场争论中，其名声所受的损害远较鲍德温为大。他在抵制这个议案时所取得的成功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他已有３０多年没有去印度、而对印度情况缺乏亲身经历的情况下，这种成功就更加显而易见。在他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向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证据时，就显示出他缺乏对情况的详细了解。他发表的声明是一篇有力的自辩书，阐明了他反对印度民族主义的总看法，声明一开始就指出：
印度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聚居着许多民族的大陆。能与印度相提并论的是欧洲。但欧洲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印度是一个地理上的抽象概念……这种维系印度存在的观念上的统一，完全是通过英国在印度的中央集权政府才体现出来，其表观形式是印度的惟一通用语言——英语。
丘吉尔并不认为有必要实行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他建议设立一个中央巡视机构，监督被授权的各省是否滥用权力，但经过反复质询，他无法让联合选举委员会感到满意，从而肯定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另外，人们对他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有关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言论提出了质问，他很难解释清楚他并未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他把“自治领地位”解释为并不意味着朝着宪政改革方向前进，而是要在帝国范围内加强控制。《泰晤士报》对有关他的证词的评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听起来使人感到滑稽、有趣，用各种熟悉和丰富多采的漂亮形容词加以修饰，但这有点儿太不负责任了……它并未提供建设性讨论的基础。”
当然，丘吉尔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虽有偏见，但也有正确的一面。他极其清醒地预见到，一旦英国政府撤走后，次大陆的各个教派之间将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种危险在１９４７年发生对立数源的大屠杀后达到了高峰，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孟加拉国所处的可怕国境。但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着代表着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国大党的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实行镇压；要么进行妥协。人们很难相信，实行镇压能成为一项令人满意的长远政策，它只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内获得成功。
要对丘吉尔关于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的效果作出估价是困难的。无疑，这使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的时间，强化了反对多数人统治的保护措施，结果增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