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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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把美国描绘成一个高大而健壮的青年人，他践踏你所怀有的一切情感，而以粗俗的方式做出可能使你战栗的行为，他没有令人仰慕的悠久历史，也没有使人敬畏的既定传统，然而，他们却能精神抖擞、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很可能被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上那些历史较长的民族所羡慕。
这或许是温斯顿终生对美国怀有特殊心理的基础所在，当然，他的美国血统和亲缘关系也有助于这种心理的滋长。
这两名青年军官直到１１月下旬才到达古巴。他俩会见坎波斯元帅后，便加入了西班牙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在胡亚雷斯·瓦尔蒂斯将军的指挥下进行讨伐战。两人随部队行军８天，穿越原始丛林，经常受到游击队的骚扰，并且亲眼目睹了对敌方阵地进行的袭击。瓦尔蒂斯将军在一次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中，表现很突出。他在敌人视野和射程所及的范围内指挥作战，炮火频频落在他及站在他身旁的这两名英国军官的周围。１１月３０日，温斯顿２１岁生日这一天，他接受了炮火的洗礼，只是由于游击队仅有一些旧的步枪，射击的命中率很低，才幸免受伤。但是，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危险，例如，遭到伏击而被俘，染上一种或几种当时古巴蔓延的流行病。
虽然温斯顿为安然度过一切而感庆幸，但他却承认，“战争中有许多时候使我认识到，我们仅仅为了猎奇冒险而不顾生命危险，这种做法是何等轻率。”他利用业余时间给《每日纪事报》撰稿，赚得一些零花钱。这家报纸曾在１８９１年聘请过温斯顿的父亲为记者，那时他正在访问南非。温斯顿为撰写这些稿件花费了不少力气，还画了草图辅以说明，但一次却仅得稿费５畿尼；而他父亲刊用一篇可净得稿酬１００畿尼。然而，使温斯顿感到安慰的是他和雷金纳德·巴恩斯被授予西班牙红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俩在亲身参加的那场战斗中所表现的“勇敢精神”。
在这次发轫新试后，温斯顿对旅行、参战和更多地报道新闻的胃口就更为强烈了。他开始琢磨要从广泛的军事经历中获取政治上的好处，接受勋章就实际表明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新闻工作不仅是生财之道，有助于弥补亏空，而且还能使自己为公众所注目，甚至会出风头而扬名。他向《每日纪事报》建议，要求担任该报的特派记者，到克里特岛采访。那时该岛的居民正起义反抗土耳其统治。但《每日纪事报》并不打算为一名特派记者支付所需的费用，这项计划就落了空。接着，他劝说母亲提请沃尔斯利勋爵批准他到南非去。在那里自詹姆森·雷德偷袭惨败之后，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关系便日趋恶化，产生了布尔人与帝国军队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他还直接向第九枪骑兵上校团长提出请求。该团是为了换防而被派往南非服役的。温斯顿雄心勃勃抱负在他当时给母亲的信中表露得十分清楚：
在南非的几个月会使我赢得南非勋章，并且很有可能使我获得不列颠南非公司的明星勋章。从这儿我将马不停蹄赶往埃及，一年或两年后我将再带回二枚勋章，从此我将弃武从文。
他希望母亲能为整个计划提供热情的支持，“这里我用书面明确地向您表示，您确实应该在这样一个时期不遗余力地帮助我”。
第一部 雄心第3节 骑兵中尉和战地记者（2）
然而，至少暂时看来，他妈妈及他本人所进行的一切努力均属徒劳，其中一个原因是第四骠骑兵团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丑闻。该团一名中尉军官的父亲是军官伙食团中一个不得人心的人员，他控告温斯顿有搞同性恋行为，温斯顿为此不得不提出诉讼，说这纯系诽谤。这一案件经法庭审理而得到解决，该人赔偿了温斯顿４００英镑的名誉损失费。但当这名控告温斯顿的军官离开这个团后，又进一步对许多名中尉军官提出控告，陆军部认为，至少应就这项控告进行调查。下院议员亨利·拉布谢尔所创办的一家具有激进观点的《真理》杂志，力图将这一事件扯到政治中去，大概想以此作为攻击军官阶层在社会上和金融界中孤傲专横的排他性小集团的手段。
这种做法，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中，理所当然容易引起流言蜚语。但这些手法并未成功，事态平息了下来：温斯顿被告知暂时不要离开第四骠骑兵团，以免被认为似乎是想回避对他的品行的调查。１８９６年９月，该团调往印度，温斯顿·丘吉尔中尉也只好一同前往。
１０月，温斯顿随第四骠骑兵团驻扎在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这里是一个山中避暑胜地，气候宜人。温斯顿与雷金纳德·巴恩斯和另一名中尉共住一所带有“宽敞而漂亮的庭院”的平房。印度仆役很多，且工钱又非常低廉，每个中尉都拥有一个“主管酒类、膳食的管家”、两个“管衣物的男仆”或贴身男仆，还有一个马夫。这三名中尉军官还共同役使两个园丁、三个运水工、四个洗衣工和一个守夜人。温斯顿一人占有三个房间，有相当宽敞的地方摆放书籍、照片和家人赠送的其他纪念品。由于下午太阳灼人，因此，团里安排的日常军务活动是：早６点出操，９点４５分至１０点４５分马厩值勤，直到下午４点１５分打马球前再也没有什么规定的军务活动。在下午的时间里，可以睡觉、写信，甚至捕蝴蝶。在温斯顿住的这所平房的庭院里，有许多美丽的蝴蝶飞来舞去，他决定采集蝴蝶标本。此外，温斯顿尤为喜好打马球，那年秋天，在海德拉巴举行了马球赛，温斯顿所在的团取得了胜利。他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当时伦敦家《原野》周刊报道过他在比赛中的成功情况：“霍尔上尉策马飞奔而来，巴恩斯先生及时接应，而丘吉尔先生则不失时机地发动了两次勇猛的进攻，将球攻进球门。”
温斯顿后来把马球说成是对陆军军官最有益处的娱乐活动之一，并且把打马球作为英国军官与印度的达官贵人之间进行社交的主要渠道，双方经常组织比赛。但是，整个说来，他认为在印度驻防时期的生活是“单调、乏味而使人感到百般无聊”。
他从未像在古巴时那样接到过把自己介绍给驻印度的高级军官的推荐信件。他感到，作为一名军人，他对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了解得太少了，他很少为在班加罗尔的“英印”团体亦即英国侨民组织中交朋友而劳神费心。温斯顿觉得，这种交往活动是十分单调乏味的。至于说到同印度人的交往，除了前面提及的有时和印度人打打马球之外，甚至也不大想同贵族们社交。
这一年年底，亦即温斯顿到达印度仅三个月之后，他就开始活动要求调往埃及，因为他有理由相信，在那里，英国—埃及为控制苏丹即将采取行动。温斯顿说服母亲为此事给驻防埃及的军事长官基奇纳将军写了封信。当时他给母亲的信中说：“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与此同时，他还忙于自学，通过阅读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麦考莱的《英国历史论文集》、柏拉图的《共和国》英译本和温伍德·里德的《人类殉难记》等著作，温斯顿很快就找到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认为，《人类殉难记》这部著作所提出的对基督教的批判，是“那么具体，以至使我在某些时候都难以相信”。此外，他还让妈妈寄来一套《政治年鉴》，以使自己能够学习当代的政治史。
１８９７年春天，温斯顿到了例行休假期间，他急匆匆地赶回家。在伦敦，他拜访了保守党总部，同秘书们进行了磋商，以便安排他将在樱草会于巴思举行的会议上发表第一次政治演讲。这一次机会使他确信，演说也是他的多方面的才能之一。在此之前，他总怀疑自己能否正确发字母“Ｓ”这个音，并且觉得这一缺陷会使听众拂袖而去。然而，这次演讲效果极好；“演讲结束时，掌声如雷，一直持续了好长时间。我毕竟也能做这样的事……我开始对自己和世界非常满意”。
但就在温斯顿度假期满的前夕，他获悉印度西北边境的山区发生了骚乱，距这里不远则是亚洲三大帝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交界的地方。他认为，这为他提供了向往已久的行动时机，他决定立即动身返回印度。动身前，他给宾登·布拉德将军连续拍了几封电报，这位将军指挥一支被称之为马拉坎德的野战部队，当时正在出事地区组织军事行动。温斯顿在迪普丹尼的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家中会见了这位将军。威廉·贝里斯福德勋爵的夫人丽莉，原来是马尔巴罗公爵的夫人，这位勋爵是她第二个丈夫。宾登将军欣然答应了温斯顿的请求，表示尽管他不能亲自将温斯顿安排在自己的指挥部里，但却愿意接受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前往，并且说假若一旦有人伤亡，或许还会将他派到一个战斗岗位上去。这样，温斯顿得到了他所在团的超额假期，在这位将军的帮助下，领到了《加尔各答先驱报》的记者证。后来，他还应邀为伦敦的《每日电讯报》发送通迅稿。
马拉坎德野战部队对袭击英军各前哨阵地的边境地区游牧部落施行报复性军事行动。派出的英军分队四处烧毁边境地区居民的村落，但在返回基地时难免不遭到袭击，在路上经常处于危险境地，因为当地部落村民利用缴获的现代化枪支，也能打伤部分英军士兵。英军不允许伤员落入敌人之手，通常每个伤员均须由４名身强力壮的士兵护送回去，这就是说，每有一名伤员实际上就等于失掉了５支枪的火力。军官的伤亡率尤其高，因此温斯顿很快就能加入部队参加战斗。最初，他被任命为宾登将军参谋部的联络官。他骑马飞驰于各个分遣队之间，开始只是一个人单独行动，但后来有一次差点儿被怀有敌意的部落村民在马背上生擒活捉，此后便改由两名印度骑兵陪同。９月１６日，温斯顿在一支正撤退回来的分遣队中执行军务，途中陷入重重困境。他给妈妈的信中说，这是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溃败，被俘获的伤兵让这些野蛮的畜牲凶残地切成肉块”。温斯顿本人开始时担负帮助运送伤员的任务，后来则参加了保卫这支分遣队的战斗。他在距敌人大约４０码的地方射击，先是使用他自己的手枪，而后又用一名伤员的步枪。“我虽不能确切地知道，但我觉得射中了４个敌人。”这支１，３００人的分遣队在这次行动中死伤１５０人。
在这样一场战斗中，温斯顿虽然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为了赢得受人注目的勇敢声誉，有时还要甘冒没有多大必要的风险。他在给他妈妈的信中表示，这样做，决非轻举妄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骑上灰白色的小马，沿着散兵线行进，而敌人却匍匐隐蔽在那里，这或许是愚蠢的，但我下了巨额赌注，好让人们看到，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勇敢或更有气魄的行动了，倘若失去了观众，事情就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１０月初，宾登·布拉德爵士派温斯顿到急需军官的第３１旁遮普印度步兵团任职。这位将军十分赏识温斯顿，在给原来所在团的指挥官布拉巴宗上校的信中说，这位年轻的军官“干起来一个人能顶两个普通的中尉军官”。但是，印度陆军司令部不同意温斯顿从班加罗尔调往印度边境地区，几天后，他接到命令，重返第四骠骑兵团。这样，他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使命就结束了。
战斗期间，温斯顿千方百计为《每日电讯报》和《加尔各答先驱报》撰稿，描述他亲眼目睹的那些事件，报道他从部队的军事行动中所获悉的新闻。他的报道将战斗的实际场面描绘得十分生动，但又恰到好处，不披露全部情况。他不愿承认，英、印军队在一次溃退中受挫的详情，以及落入敌人手中的伤员所受到的骇人听闻的折磨；他不愿吐露敌人伤员落入英、印军队的手中时，也“毫不迟疑地予以杀害”的事实；他也未向英国公众泄露，英军配备了达姆开花弹，“说起这种枪弹的炸裂效果，”他说，“那真是令人心惊胆战。”尽管在１８９９年签订的海牙公约禁止使用这种子弹，但效果并不理想。温斯顿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毕竟是一名英国军官，而且他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一战场，也完全归功于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那位将军。但重要的是，温斯顿注意到了这些事实，并且向家人亲朋反复谈及真相，他打心眼里对此感到厌恶。
对温斯顿个人来说，这场战役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对自己的勇敢有了新的自信心，正如他对母亲说的“在采取行动这方面，我还未发现过比我更强的人”。当他回到班加罗尔时得知，已决定授予他一枚勋章，以及“我想得到的两个勋标”。后来温斯顿又听说，宾登·布拉德在战报上提名表扬了他，对此，他感到很满意，洋洋自得。他立刻构思了一个将他给两家报纸撰写的报道编书出版的计划，并把这本书定名为《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他所以想这样做，原因之一是由于他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通迅均未署上自己的名字。温斯顿热切希望“在选民面前扬扬名”，故而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大失所望。这是他妈妈在同伦敦的朋友商量好以后擅自决定不署名的，因为伦道夫夫人早已理解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报纸上讨论使他的上级伤脑筋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１８９８年春天，朗曼公司出版了温斯顿所著《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他未能认真地校订书中引用的各项例证，因为他急于尽快地出版这本书，以便抢在与他竞争的记者之前发表。因此，他让妈妈聘请她的妹夫莫尔顿·弗雷温，为他审阅例证、修改词句和标点符号。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因为弗雷温文字修养很差，经他修改后错误更多。尽管如此，大多数评论家还是承认这本书不错，指出该书的实际价值所在。英国文学协会所要求达到的文学水准或许太高了，评论说“这本书在风格上，就好像是迪斯累里写的书让一个当印刷工的狂妄读者进行了修改似的”。这一评论使温斯顿挨了当头一棒。然而，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应该承认书中许多地方均显露出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特质。《泰晤士报》评论道，“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旁观者》杂志认为，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三军联合杂志》是一家专供部队军官阅读的杂志，它评论说，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并向军队的每一个军官推荐读读这本书。杂志的编辑还立即邀请温斯顿为该刊撰写一篇有关边疆政策的专稿。温斯顿很快将文章写好后寄去。在这篇文章中，他概括地阐述了书中得出的各项结论。他认为，我们或许迄今还未曾实行过“前进的边疆政策”，因为我们的任务应该是根据那些地区多山的特点来制定政策。这种地形最适宜进行游击战，老政策在人力物力上困难重重、劳民伤财。这项政策过去曾被采用，现在如要废止，将引起严重后果。主要应解决的问题是想办法节省开支，诸如部队调动应该谨慎而不宜草率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