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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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雄心第3节 骑兵中尉和战地记者（3）
１８９８年夏天，温斯顿继续从事写小说，这项工作在前一年就已开始。他预先将小说情节构思好，写作时只对结构作些细微的改动。作品描写的是一个虚构的名叫“劳拉尼亚”的国家内战中所发生的故事。“劳拉尼亚”这一国名，是仿照１８９４年出版的安东尼·霍普所写的《赞达战俘》一书中出现的“罗里塔尼亚”一词而来。温斯顿这部小说书名叫《萨伏罗拉》，这是一位英雄的名字，一个年轻的政治领袖，具有温斯顿赞赏的一切品格——英勇、机智、博学、善辩，不仅有对“人间的一切乐趣的鉴赏力”，而且还有哲学家和理性主义者的观念。萨伏罗拉是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在公众支持下图谋推翻军事独裁政权。独裁者的妻子露西尔暗中同情萨伏罗拉，在这位军事独裁者打发她到萨伏罗拉那儿探听谋反计划时，俩人一见钟情并日益发展。在温斯顿笔下，这位女英雄“容貌美丽”，她的沙龙中“挤满了来自各国最著名的人物……温文尔雅的使节们向她提出了一系列微妙的暗示性问题，她都非正式地一一作了答复”。除了这些，温斯顿对她并未作更多的描写。伦道夫夫人对这个角色还作了点提示，但在描写爱情这一节时，温斯顿颇有不知所措之感，于是不得不请班加罗尔的一位要好的军官给予帮助，但在对话和描写上没有多大改进。在这本书中，对内战本身的描述占去了大部分篇幅。温斯顿对这类叙述驾轻就熟、十分内行。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巷战经过和统治者官邸最后被占领的情景。但是，写到这里，书中的情节虽已变得复杂起来，却远未得到充分展开就进入收尾，最后几页以概括性的议论而结束。
尽管这部小说通俗易懂，读起来也十分轻松有趣，但现在人们之所以对它发生兴趣，则几乎完全囿于这样的事实，即这是一部因其他种种原因而变成了出自名人之手的作品。例如，我们注意到，在温斯顿塑造的一些不太重要的角色中，有几个人物明显地直接与他的经历有关。其中有一位叫贝蒂妮的老保姆，她照料萨伏罗拉的情景与当年爱维莉丝特太太照料温斯顿的情景同出一辙，“她从萨伏罗拉出生之日起就忠心耿耿地细心照料着他，一直未曾间断过”。还有一个人物叫狄洛中尉，这可能就是处于军队生涯初期阶段的温斯顿本人的化身。他渴望参加战斗以赢得勋章，爱好打马球忠于自己的事业。萨伏罗拉本身所具有的品格与才能均反映出温斯顿本人理想的追求，而这与他对父亲诸多往事的回忆又是分不开的：
他希望得到不朽的功名，却又冷静等待着毁灭的到来。在这当中，生活会赋予他什么样的责任，是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他生前进行了多次演讲，并且总是告诫说，世上没有一件好东西不是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这些即席讲演的技巧存留在听众的心中，这种修辞之花培植于温室之中。
这部小说首先在《麦克米伦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温斯顿得到了１００英镑的稿酬。１９００年２月，朗曼公司出版了这本书。温斯顿本人对它的价值明显存有某种怀疑，他在前言中写道：“现在我以极其惶恐不安的心情将此书公诸于众，以求得公众对它的评论或给予宽容。”总的看来，评论是使人安心的，但他们并不鼓励丘吉尔去重复这种事情。《环球》杂志评论说，这部书“十分明显只不过是一位业余作者的作品”。《雅典娜神庙》杂志认为，此书“并不是一部优秀作品”。然而大多数评论者，如《展望》杂志提出，该书至少是“有趣的，给人们的闲暇时间增添了色彩”，《学院》杂志称这本书是“一部令人惬意的和振奋的作品”，《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充满生气和活力”。《泰晤士报》评论道，“在萨伏罗拉身上体现出来的好的方面，本质上都是与战地通迅相关的。”“而它缺乏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优雅风度，当然与斯蒂文森相比，相差就十分悬殊了。”《星期六评论》写道，“他所描述的事件是真实的，而他刻划的人物则是抽象的。”《旁观者》杂志的评论或许是最宽宏大量的，尽管同时也指出了书中的一些谬误之处，这家杂志写道：
如果说他没有安东尼·霍普先生所具有的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他却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划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份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劳拉尼亚出版物的价值确实在吸引着人们——它充满活力的修辞、打动人心的力量，当然未必能构成独树一帜的警句。
温斯顿一边仍在班加罗尔利用余暇时间写他的小说，一边敦促妈妈设法把他调往埃及。他给母亲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上进的年代，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推进之。”１８９８年夏天，他又按期休假，并立即赶回英国，为调往埃及作准备。他先雇好仆役，收拾好戎装，以便一有机会就能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加入基奇纳将军的部队。但基奇纳却显得有点不近人情，置伦道夫夫人和她的朋友以及温斯顿本人施加的压力于不顾。很明显，这位将军发现，温斯顿计划在近期内脱离部队。基奇纳认为，在苏丹的军事生涯会耽误他的前程，因此基奇纳将军一开始就回绝了这一请求，甚至连伊夫林·伍德爵士从中周旋也无济于事。伊夫林·伍德爵士是基奇纳将军的副手，是伦道夫夫人的社交密友杰妮小姐的朋友。尽管如此，温斯顿一旦回到英国，办起事来优越条件就多得很。他会见了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他答应马上请克罗默勋爵去找基奇纳。那时克罗默任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基奇纳要依靠他的密切合作。这样一来事情就好办了。而基奇纳也已经发现，他需要将第２１枪骑兵团作紧急调动，因而在接到克罗默的信件之前似乎就同意给温斯顿新的任命。
８月初，温斯顿乘船沿尼罗河上溯，去新的骑兵团报到，并给《晨邮报》发了几篇通讯稿，这家报纸是他父亲的老搭档，答应温斯顿的稿酬一定会高于以前《每日电讯报》所付的数额。温斯顿加入第２１枪骑兵团后，随部队向南推进，穿越沙漠地带，进行长途跋涉，一天要走３０英里左右。在高温条件下，他们每天要损失五六匹马，许多士兵受不了酷暑的煎熬，中暑病倒。温斯顿虽然身体状况还好，但是有一次，在急急忙忙追赶部队时，天黑下来了，他迷了路，“被困在茫茫的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在行军途中，部队饮食十分单调，只能吃点牛肉罐头、饼干和熟啤酒这类随身携带的食品充饥。他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他料到在攻陷喀土穆之前，会有一场战斗要打响，要求她“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借慰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他进而含蓄地提到这种崇高的感情。由于发现医疗设施不足，因此他在信中又附带说，“一旦我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此后不久，恩图曼战役打响了。与此同时，基奇纳又派遣为数不多的部队向喀土穆挺进。９月２日清早，天刚蒙蒙亮，温斯顿正在执行巡逻任务，他第一个发现大约有４０，０００名托钵僧正在准备发动袭击。温斯顿所在的骑兵部队在向敌人进行激烈的交战后，脱了身，人员未受伤亡。后来，在敌人再次发动进攻时，他所在的部队调为后备队，基奇纳的步兵和炮兵粉碎了托钵僧发动的进攻。敌人乱了阵脚，大部分被逼回撤，留下与英—埃军队对峙的，看来似乎都是一些手持长矛的人，组成一道很单薄的防线。这时，第２１枪骑兵团飞马奔来，冲入战场，其目标是迂回到敌人侧翼，袭击溃逃者。然而骑兵们发现，这些人不是手持长矛，实际上拿的是步枪，他们在很近的距离内猛烈射击，骑兵队伍顿时陷入了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迅速撤退。当他们冲出敌人防线时，才发现后面还有大群大群手持长矛的人，在此之前他们却没有注意到。温斯顿后来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我对面，大约有四排狡猾的敌人……我们冲过去时，未遭到任何攻击。我方有人跌下马来，身体当即被砍成几段。还有五六匹马也被间接攻击所打伤，再就没有其他什么损失了。后来我们又冲进溃败敌人的阵地，展开了短兵相接。队伍被冲散了，人员不见踪影。我策马跑了一程，与敌人遭遇时就用手枪瞄准面部射击，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三个肯定是死了，有两个是否打死还无把握，有一个就是更说不准了。
大群的托钵僧又渐渐地集结起来，温斯顿看见有两个敌人在只有２０码远的地方正用步枪瞄准。刹那间，他策马向大约１５０码远的骑兵中队集结的阵地飞驰而去。骑兵队伤亡得不轻，“在３１０人中……１名军官和２０名士兵阵亡，４名军官、４５名士兵受伤……而这些人员的伤亡是在１２０秒钟时间内发生的”
温斯顿的战友所表现的勇敢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遭到重大损失，仍积极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以突破敌人的防线。在这样的时刻，温斯顿完全赞成这一军事行动。但使他失望的是，团长明智地决定，不骑战马投入战斗，这样不仅会取得同样的军事效果，而且大大减少伤亡。依靠这个办法结果打垮了敌人，枪骑兵团占领了阵地，收回了阵亡人员的尸体。英—埃军队的炮火支援总的来说对这场战斗起了决定性作用，约有１０，０００名敌人被打死，而基奇纳的部队只伤亡了５００人左右。基奇纳没有对第２１枪骑兵团发出冲锋的命令，他或许对该团损失严重感到失望，但他承认该团作战英勇，并根据他的提议，给参加这次战斗的人员颁发了３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和其他许多奖章。温斯顿的战功并不特别卓著，这或许因为他是该团的新来者，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得到部队长官较多的青睐。
在粉碎了托钵僧的军队之后，很快就占领了喀土穆，其他地方也就轻易地被占领。温斯顿注意到，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伤员完全得不到足够的护理。他还看到，基奇纳并不制止他的部下杀害或虐待托钵僧被俘伤兵，并且对亵渎马赫迪坟墓的行为采取放纵的态度。这进一步证实了温斯顿在以前给他母亲的信中所表明的对基奇纳的印象：“他可以是一位将军，却决不是一位绅士。”在这段时期发给《晨邮报》的稿件中，他也没有用批评性的言词提及这些事情，因为他不想老在基奇纳的部队里呆下去。这年１０月他回国休假，然后又返回驻扎在印度的第四骠骑兵团。
第一部 雄心第3节 骑兵中尉和战地记者（4）
温斯顿再次决定将他在这次战役中所写的通讯报道编辑成书出版。他计划这部书要比《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规模更大，书中将包括英国与苏丹早期关系的史料，写到喀土穆围攻战和１８８５年戈登将军阵亡而结束。令人欣慰的是，在班加罗尔，温斯顿的军务并不繁重，打马球占去了一些时间，并在军人马球锦标赛上卖力为本团赢得了胜利。在决赛中，第四骠骑兵团马球队进了４个球，而温斯顿一人就独进３个球。除此之外，他仍有大量空闲时间从事写作。１８９９年３月，在最后离开印度之时，他已写完全书２３章中的１８章。在返回英国途中，他在开罗作短暂停留，克罗默极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一些英国和埃及官员，从他们那里，温斯顿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回到英国后，这部书很快就写完了，８月份他收到了校样。温斯顿请索尔兹伯里勋爵为此书题辞，这位首相虽表同意，但态度却十分谨慎，他必须首先弄清书中是否存在政治上有争议的问题。然而，书中对基奇纳提出了一些尖刻的评论：“这位将军律己很严，对别人都漠不关心；”“在他所指挥的部队各单位里，有一个遭到极度忽视的机构，那就是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１８９９年秋天，这部名为《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全书篇幅很长，共９５０页，分为两卷，定价３６先令，为《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售价的１０倍。开始时，该书并未像出版者预期的那样引起读者较大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在该书出版后不久，南非战争就爆发了。但是，它出色的描写技巧却赢得了评论界高度的赞扬。与他保持着友好关系的《三军联合杂志》认为，“毫无疑问，这本书是迄今描写这一题材最好和内容最全面的书籍。”《蓓尔美尔杂志》也提出类似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是描写苏丹战争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展望》杂志甚至说，作者“对苏丹极有研究，就像金莱克对克里米亚有研究一样”。自由主义思潮的喉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该书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丘吉尔先生对敌人所具有的骑士气概”。然而，有些评论却认为，温斯顿对基奇纳的批评过于苛严。《原野》杂志认为，他所作出的这种批评“给人一种带有个人反感的印象”。《泰晤士报》把这说成是“作者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专横态度”。《星期六评论》用沃波尔对老威廉·皮特进行评头品足为例，在无意识中作了预言式的提示：“他总是在这位可怕的骑兵首领身上挑刺。”
１８９９年春天，温斯顿辞去了军职，因而他就再也不会遭到威廉·皮特那样的厄运了。威廉·皮特实际上是被军队开除的。在六七两月，温斯顿为赢得奥德姆议会的补缺选举而奋斗，详情我们将在后面加以介绍，但这次竞选活动以微小的差额失败。这种失败并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看来他进入议会的时间只不过推迟了几个月而已。可见，到了９月，人们清楚地看到，同布尔人的共和国的战争不出数星期就要爆发，他将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派往南非。为此双方商定，该报前４个月付给他１，０００英镑，此后每个月付２００英镑作为活动经费，同时又表明对他的文章保留版权。１０月１４日，温斯顿乘船驶过好望角，在船上与《曼彻斯特卫报》记者Ｊ．Ｂ．阿特金斯晤面，很快俩人交上了朋友。后来阿特金斯在追述旅途中的温斯顿时说：“他身材修长，一头淡红色的头发，面色苍白，但相当活泼，经常跳上甲板，翘首眺望，就像诗人勃朗宁描写拿破仑时一样；有时他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之中，双手时而交叉，时而伸开，这不但不属于神经质，倒好像有助于解开思维上的疙瘩。”
到达开普敦后，温斯顿立即着手在义勇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