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故事 关于教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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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曾为马路写过一副挽联：
往日列师门最怜年少多才常指青云期远到
朔风传噩耗顿触老人旧感重回白首忆前游
随着大学里学习风气越来越不像话；苏教授对于已故的马路之厚望；也水涨船高地越来越重。在给研究生上课时；他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到马路；他总是以马路的捷悟和善于苦思；来挑剔其他弟子的不足。在回忆中；马路变得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大。在后来的岁月中；每到马路的忌日；苏教授一定让我寄一笔钱给他的遗孀；当年马路妻子带着马路的骨灰离去时；苏教授就给过她一千元钱；这钱还是我帮着去银行取的。虽然苏教授在后来没有中断过寄钱；但是马路的妻子一去沓无音讯；从来都没有给苏教授回过信。对于我来说；马路夫妇之间；总是有些解不开的迷。首先；马路似乎并不是怎么很爱他的妻子；大学的四年里；他从没有回老家探过亲；也从未向我流露过自己如何想念妻子儿女。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原因来解释；事实上；马路很少向我提到过他的家庭；偶尔提到；每次都带有掩饰不住的不满。有一次；马路甚至向我提到了他妻子曾经有过的所谓不忠。马路的妻子在与马路结婚前；曾和自己的表哥谈过恋爱；当然不是一般的谈过；两人的关系一直是马路心头的耻辱。繁忙的学习生活期间；马路能与我促膝倾谈家事；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这次一吐为快的谈话中；马路告诉我许多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由于他的家庭成份不好；他能够去公社中学教书；完全得力于未来的老丈人的缘故。马路的老丈人是公社的副书记；他有两个女儿；有意招赘喜欢读书的马路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他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小女婿；可是结果始料未及；马路却成为了他的大女婿。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亲戚来学校看过马路；他就是马路妻子的表哥。三天里；这位表哥吃住都在学校里；白天吃食堂；晚上和马路睡同一张床上。他们之间看上去很客气；用一种十分怪的家乡口音对着话；大家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那位表哥已是一个地道的中年人；他的小孩已经成人。我和马路之间仅有的那次有关他家庭的谈话；就发生在送走了表哥的当天下午。我们从苏教授家出来；已经是吃饭时间；匆匆去食堂填饱了肚子；马路突然提出来要我陪他一起散散步。我们沿着校园走了一大圈；他显得十分疲惫；神色黯然；走走歇歇；一路都在谈那位表哥。越说越没有办法平静；越说越刹不住车；越说越沮丧。我们的谈话是从沿海一带的走私开始的；马路叹着气告诉我；说他家乡现在的走私活动非常厉害；那位表哥靠贩卖走私录音机；捞了不少钱。在八十年代初期；最流行的走私商品；是日本的手提录音机；这位表哥此行的目的；是考虑到大学里有许多人在学外语；想让马路为他在大学生中推销他的走私录音机。送马路妻子去火车站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在车站又一次遇到了她的表哥。因为来过学校；有许多人曾经都见过这表哥；大家都力这不期而遇感到高兴；觉得孤儿寡母的；一路上有个熟人照顾；毕竟是件好事。由于我是唯一知道其中秘密的人；因此只有我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这绝不会是一次偶然的相遇。和一年前相比；这位表哥现在是真正的阔了；手上戴着一个大的黄灿灿的戒指；金光闪烁十分耀眼；虽然他故作正经；然而我还是能看出他有些慌乱。马路逝世以后；班上同学曾经慷慨解囊；为他的遗属募捐集资。每当我想起当时的募捐；或者是去邮局帮苏教授替马路的遗孀汇钱；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位躲藏在背后的表哥。我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在车站的情景；那位表哥伸出那只带着金戒指的手；去接马路的骨灰盒；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骨灰盒里马路痛苦的呻吟。多少年来；大学同学重新回忆起当年的寒窗苦读；必然会谈起马路。大家必然会旧话重提；再一次谈论像马路那样；把性命都搭了进去；究竟值不值。马路是读书时代的一种终结；他是班上的一面旗帜；是时代的一个标签；他的死；实际上也是宣告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结束。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就足够了；书本上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事实证明；大学里苦苦学到的绝大多数东西；走上社会后并没有任何用处。马路死了六个月以后；系领导召集班上的同学开会；作毕业分配动员的形势报告。大家突然发现；四年的大学生活已经到了尽头。我们被一本正经地告知；由于社会上对人才的需要；我们这些毕业生的前景十分看好。未来的社会；将非常看中一纸文凭；有了文凭；我们可以昂首挺胸；通行无阻地走向社会。让同学们耿耿于怀的；是在这次形势大好的尾声部分；系党支部的一位胖子书记站了出来；笑容可掬地动员大家献血。献血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选择的时机似乎有些不妥。大家不得不把献血和具体的毕业分配；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经过四年的学习；肚子里的学问多少增加了一些；然而这并不意味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由于措辞听上去不是那么入耳；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过多了宣传献血无害；物极必反；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学生毕竞不是小孩子；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有一点无可回避；这就是大家的心头；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就反感；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夭折的马路。要是我们的献的血；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贡献点血；真算不了什么大事；献血以后；每个同学都拿到了三十块钱的营养费；在当时；三十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反正就要毕业了；留着钱也没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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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这一年他已76岁。事实上；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请他说几句；他的开场白；便是称自己为“出土文物”。然后又即兴对“文物”二字；进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说；后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和古人所说的文物；早就不是一会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左传桓公二年》中有这么一句：“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场面热闹；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大家起哄；要他表演节目。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苏教授也不推托；说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轻轻地哼几句；于是拉开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声音并不低。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都觉得怪怪的；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唱完了；一位教《欧洲文学史》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苏教授笑着说：“表演节目；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况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师不肯放过；说不朗诵雪莱的诗；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苏教授拗不过她；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联欢会以后；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打电话去；说车早就出来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再去打电话；那边已不耐烦；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什么时候到；跟他们没关系。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说：“我走回去；这点路没问题。”说了；怕系领导不放心；又安慰他们：“有马路他们送；就可以了。”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苏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苏教授回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与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肉；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辞；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调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作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作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晴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八十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碴；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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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一九八三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作是老夫子了。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肉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