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女神-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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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好莱坞的外籍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德国和瑞典的一批导演和演员。他们中间有来自德国的恩斯特·刘别谦、保罗·莱尼、宝拉·尼格里和艾米尔·詹宁斯，来自瑞典的莫里斯·斯蒂勒、维克多·斯约斯特洛姆和葛丽泰·嘉宝等。这批人都已经在欧洲或全世界享有盛誉，但是他们在20年代中期到好莱坞时，并没有受到什么“盛大欢迎”——好莱坞没有礼聘他们，是他们自己选择了好莱坞。 好莱坞当时对欧洲的电影艺术家不加礼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片厂首脑们还完全没有意识到电影制作是需要文化素养的，他们也丝毫没有想到过他们的产品会同“艺术”发生什么联系。抱着满心希望兴冲冲来到好莱坞的欧洲人并非都是如愿以偿的。以上面提到的那些德国人和瑞典人来说，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成了永久的居留者，而大部分人则以扫兴而归告终。 以精明强干、冷酷无情闻名的好莱坞电影大亨路易斯·梅耶——被《纽约时报》的著名电影专栏作家鲍斯莱·克劳塞尔斥之为“好莱坞专制君王”——在某种意义上是个“来历不明的人”；他只是在1912年申请归化时，根据推算、猜测加杜撰，在出生年月日的一格内填上“1885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以表示对接纳他的国家的崇敬。他的母亲只记得路易斯是在俄国发生大饥荒的年代里出生的。梅耶一家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屠杀犹太人的高潮中逃出俄国，移民新大陆的，在进入美国的关卡上，听不懂俄罗斯话的海关人员随便给这一家人填了个姓——“梅耶”。从最初的一座小城市的影院老板到美国最大的影业公司的总裁，从1911～1924年米高梅公司建成的整整14年里，路易斯·梅耶顺利地从放映业转入发行业，又从发行业转入制片业。他的成功，除了得力于机缘（他在1915年对格里菲斯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的投资，使他意外地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厚利，从此他一直以兼并者身份迅速扩展他的事业），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才善于笼络，勤于罗致。在好莱坞一直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我愿双膝跪倒，亲吻有才能的人走过的地面。”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2）…（图）
1924年底，米高梅电影公司成立几个月之后，路易斯·梅耶在妻子及两个女儿的陪同下，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他总是四处搜寻有才华的人——导演、编剧和演员——以便认识他们，并聘请他们为米高梅工作。米高梅建立起高度精细的组织分工，建立了制片人和导演权利分离的制片人制度，建立了明星制度，这也是好莱坞现代电影制度的开始。影片的制作也完全围绕明星转，编剧专门写出类型化人物的剧本，而后由导演专门负责完成树立明星形象的任务，制片人则将后期的宣传推广权牢牢抓在手里。从此，米高梅物色选拔了一大批导演、明星，向世界电影史输送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也使好莱坞“梦幻之都”师出有名。 几小时之内谈妥瑞典国宝级导演及其优秀演员，对梅耶这位米高梅电影公司的老板而言，这真是场赌博。同样，嘉宝的未来也是一个未知数。“我胡乱地想，”她说，“觉得有些奇妙的事情在等着我，美好的与令人陶醉的，沉重的与残忍的！对一位年轻瑞典女子而言，美国之旅代表一场非凡的冒险，我对过去生命中曾拥有的一切说再见。”人们以一年后即可返回家乡来劝慰这位年轻姑娘。“12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了。”同时她又说，“我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他（斯蒂勒）为我策划的蓝图，他告诉我——我该说的话和该做的事。” 此时，斯蒂勒也许还不曾意识到好莱坞的制片制度可能迫使他和嘉宝分开工作；他也无法预感到朋友们所描绘的他们两人的“理想结合”可能被米高梅的那些“主管人员”破坏。生活的一切充满希望，也充满危机；但对希望的渴望在人们的意识里占据了上风。 斯蒂勒和嘉宝抵美后的头几个星期无所事事，十分烦恼。米高梅公司也许是要煞一煞斯蒂勒的威风——因为斯蒂勒最后要求由瑞典公司发行米高梅影片一事，使梅耶对他极不信任，冷淡他一下可能会使他的头脑清醒一点。实际上，斯蒂勒和嘉宝能干的大部分事情也就是保持冷静了。据几年以后才来好莱坞的比利时导演杰克斯·费德尔的妻子弗朗索娃·罗西的回忆，这是公司方面故意制定的方针：对于即使花了很多钱才弄到美国来的人，也要让他们闲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跟上“影片公司城”的节奏。显然，斯蒂勒很不耐烦，而且他一开头就没有和公司的制片主任欧文·索尔伯格搞好关系。索尔伯格身材矮小，在这个大声大气的瑞典巨人面前，感到特别烦躁不安，颇不自在。 此时的米高梅在塑造嘉宝的新形象方面并没有体现出什么伟大的创造性。他们一般性地认为嘉宝只是那种爱好运动、喜爱户外活动的美国式姑娘，因此为她拍了一些这类的照片。在照片中，嘉宝往往是和南加州大学那些粗壮的运动员们在一起，要不就是独自站在起跑线上。 斯蒂勒不断地往西海岸给梅耶打电话，却由于语言不通无法实在地交流。等到米高梅终于给嘉宝试镜头时，斯蒂勒看出摄影师显然不知如何给嘉宝打灯光。斯蒂勒要求他们再试一次，他们干脆拒绝了，并把他称作成天捣乱的讨厌鬼。嘉宝说：“一切都是一团槽。” 嘉宝曾经说那几个月是她一生中最受煎熬的日子；来自好莱坞方面的沉默使她困惑不解；这一切使她烦恼不安。斯蒂勒像一头困兽，有些神经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有时他的激动和焦躁简直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嘉宝为了解热消暑，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浴缸里。她和斯蒂勒有时也去时代广场看看电影；然而实在说不上有一部有价值的影片，看那种影片纯粹是浪费时光。 无奈之下，斯蒂勒只得听天由命地于1925年7月9日签订了和米高梅的合同。根据合同他将于9月12日在好莱坞开始工作，届时也可以开始拿工资了。但是；他不会在嘉宝的事没有谈妥以前开始行动的。斯蒂勒要求把嘉宝开始时的工资翻一番，并把她的5年合同改为3年，以便和他自己的合同期限相一致。 嘉宝终于在1925年8月26日在纽约和米高梅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合同，但合同上却错误地把地点写成洛杉矶。随后又发现，嘉宝在签字时还不满21岁——尽管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这可引起了一阵惊慌。公司的法律部门急忙提出要求，要嘉宝一到库尔弗城就“认可”在纽约签的合同，而且还要“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律师的备忘录上还写道：“……她必须毫不挑剔地认可合同。”当嘉宝同意他们的要求，于1925年9月18日重新签字以后，所有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她是谁 快把她搞到手（图）
闲暇无事中，斯蒂勒和嘉宝一起去拜访摄影大师阿诺德·靳特。这次会见也是嘉宝一生中一次大的转折。会见是由大都会歌剧院的瑞典籍演员马塔·赫德曼安排的——他和靳特过从甚密，并且非常欣赏靳特拍摄的照片。那天，嘉宝半开玩笑地对靳特说：“如果您能在什么时候为我拍摄几张照片的话，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为什么要等‘什么时候’呢？”靳特当即回答说，“为什么不在现在？现在您在我也在，我这就给您拍，它将证明您确实在我这里待过。” 嘉宝对这样体贴的恭维报以微笑，但认真地说：“不，不，现在不行。您瞧我这身衣服，还有我的头发今天也梳得很不满意。”靳特说：“这都无关紧要。我感兴趣的是您这双眼睛以及您与众不同的额头。” 于是，靳特为嘉宝拍了将近一个小时的照片，有特写镜头，有半身像，这些照片都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拍摄得最成功的要算是嘉宝用一只手托着下巴的那一张。摄影机赋予这只手兰花般的纤巧。人们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嘉宝脸部祈求的神情、蓬松的头发、一双纤细白嫩的手、沉重的眼睑下一双神秘深邃的眼睛和丰满柔润的嘴唇。靳特在这些照片上表现出了一个女性的全部特征，紧紧地捕捉住了嘉宝内心世界中热烈渴望的一瞬。 这些照片寄到库尔弗城后，嘉宝美丽的容貌使人们为之倾倒，立即引起了一阵骚动。 路易斯·梅耶也看了这些照片，连声追问：“她是谁？快把她搞到手！”他并没有想到这就是被他冷落过的那位瑞典女演员。也正是到这时，嘉宝才真正受到好莱坞的器重。嘉宝在试镜时发挥了精湛的演技，制片厂连夜为她寻找合适的剧本。正好，有一部将要拍摄的影片《激流》的女主角突然生病，不能上场，公司决定由嘉宝代替。嘉宝在影片中充分展示了女主人公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不同形象和心理变化，显露出她善于表现不同性格的惊人才华。加之每当她变成另一种人物形象时，摄影技巧也随之微妙地加以变化；使她的演技获得了米高梅公司上层的充分肯定。 据嘉宝说，在《激流》开拍之后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梅耶就迫使她把3年合同延长为5年。这最清楚地说明，米高梅公司这时已经从每天的样片里看到了他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宝贝，因而想要抓住她。梅耶是比较谨慎的。他在一封信中告诉她说，如果他没有把握使她能为他服务3年以上，他是不会出钱拍她的影片，也不会出钱为之作广告。他耐心地解释说，一个5年合同和一部影片的商业生命密切相关。比如说，她签订了5年合同，她所拍的任何一部轰动的影片，在她转到另一家制片公司以后，仍可以继续上演两年。也就是说主演该片的明星虽然已经在为米高梅公司的对手赚钱了，米高梅公司却仍然在宣传这部影片。但是任何与嘉宝感情上的逻辑相悖的东西，不管是否有商业上的意义，她都无法理解。“我第一部影片还没有拍完，他们干吗要我签5年的合同呢？”此外，斯蒂勒的合同是3年的，她希望在他合同期满时能够同时脱身。 米高梅公司急于要利用嘉宝的第一部耸人听闻的影片，让她马上接着拍第二部影片《荡妇》，由斯蒂勒导演。斯蒂勒得到工作非常高兴，嘉宝也因能和他一起工作而喜出望外。他们合作了10天，突然斯蒂勒被撤换下来。斯蒂勒在拍摄现场语无伦次，指挥混乱，无疑是由于他的英语不好。斯蒂勒毫无保留地明确表示，他认为与嘉宝配戏的男主角安东尼奥·莫雷诺是一个慕虚荣的花花公子。斯蒂勒命令他把头发梳得高高的，以显得比嘉宝高，又命令他穿上靴子以使她的脚相形之下显得娇小玲珑一点。但当莫雷诺意识到影片是在突出嘉宝时，变得非常敏感。此外，斯蒂勒犯了不可宽恕的罪：他浪费时间、挥霍金钱。通常好莱坞的导演们在拍摄以前早就把场景设计出来了，而斯蒂勒却要当场即兴排练，让偶然性在最后成品中起部分创造性的作用。好莱坞的制度根本不允许这种有特殊癖好的艺术家存在，他们发誓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只顾自己的艺术爱好而不顾其他利益的导演在公司里发号施令。 其实在这之前，在斯蒂勒刚开拍几天之后，曾经有一个比要撤换斯蒂勒更坏的消息传来了：一直在瑞典本土发展电影事业的嘉宝的姐姐阿尔娃患肺结核死去了。斯蒂勒处理这件事的方式表明，只要能使嘉宝做出他所需要达到的效果，他能残酷无情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把这份电报捏在手上达24小时之久，然后，在拍摄现场佯称这份电报是刚收到的。 这时正在拍摄影片开头的狂欢节场景。嘉宝的翻译雨果·伯格是这件事的目击者，他回忆说：“当噩耗传来后，整个拍摄现场的空气好似凝住一般，人们出于同情而鸦雀无声。”嘉宝默默地坐在那里，双手捂着脸达好几分钟之久，然后她站起身，面色恢复不寻常的平静：“来吧，莫里斯，接着拍吧。” 也许正因为斯蒂勒的这种做法，增添了嘉宝在他所导演的这场戏里的那种悲痛欲绝的神情。这组镜头在弗里德·尼伯罗接替斯蒂勒当导演以后仍然保留在影片里，成为嘉宝表演的经典片段。 在斯蒂勒导演《荡妇》短短的几天里，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极具魔力的嘉宝。影片以时髦的假面舞会开始，然后突然地、戏剧性地转到嘉宝所扮演的角色上。她扮演一个不幸的已婚妇女，在包厢里拒绝了她的最新情人之后，就匆匆穿过狂欢的人群，白色的衣裙一闪而消失了。她那瘦长的体型和有力的双腿使她在逃跑中显得紧张而富于挑逗性。突然，她遇到莫雷诺，然后，人们看到了一张异乎寻常的脸——疲乏、紧张、苍白。她戴着一张看上去像是皮疹般的白色面具，遮住上半个脸。任何其他女演员如果带着这样的满脸倦容，必然会显得无精打采。但是，这种疲倦在嘉宝的脸上却变成了某种紧张的、渴望的神情。这种神情在这个人物绝望心情衬托之下颇具戏剧效果。
第三部分：也许演 也许不演 但是我想回家了神秘莫测恰恰符合你的性格（1）…（图）
嘉宝承认，斯蒂勒被辞退以后，她非常痛苦，但却拒绝作进一步的评论。“葛丽泰·嘉宝将把人们迷住了，而且我坚信她将永远都是个谜。”一位采访记者证实并固定了嘉宝在她自己的混乱思维中和在公众的想像里所具有的形象。“她看来个子高高的，笨拙尴尬，局促不安……穿着一套朴素简单、皱皱巴巴的衣服，戴着一副绿色护目镜……她说在加州太阳太刺眼。”这篇文章似乎是把嘉宝日益捕捉不定的吸引力标上明确的标签，因此取名《神秘的陌生人》。 此时，斯蒂勒和嘉宝的地位有些颠倒了：他变得愁眉不展、无精打采、悲观失望。她刚刚拍完《荡妇》没有几天，又接着投入另一部新片。《荡妇》拍了18个星期才结束，这是不可置信的。因为，米高梅公司平均一部影片只拍5个多星期。公司这时开始把嘉宝作为它的一项投资而加以保护，并力图解除她对斯蒂勒的依附。嘉宝最初只被批准在美国工作6个月。1926年1月米高梅公司又为她申请延长6个月，但是同年7月，他们又为她申请一年的居留期，这是外国人临时居留的最长期限。 但对于斯蒂勒，代表米高梅公司的洛杉矶一家法律公司——洛伯·华尔克·洛伯公司，于1926年5月写信给米高梅公司建议：“除非你们准备在1926年7月6日以后还要用他，我们认为你们不应再为斯蒂勒申请延长居留期限。”到7月6日，他在美国已住满一年。斯蒂勒心烦意乱、极不光彩地留在美国。他被迫放弃《荡妇》片头上的署名，以便让弗里德·尼伯罗独享导演之名。斯蒂勒一直垂头丧气、闷闷不乐。这一情况持续到派拉蒙影片公司的德国监制人艾利克·波默命令该公司的制片主任贾西·拉斯基设法把斯蒂勒从米高梅公司借出来，担任波拉·尼格利的新片《帝国饭店》的导演为止。即便如此，米高梅公司仍然不肯为斯蒂勒的工作许可证延长拍片所需要的6个月期限，直到他和拉斯基的合同正式签订之后才算替他延了期。米高梅公司还希望，倘若他要待在美国，那么就得远离该公司，也就是在远离嘉宝的地方工作。 梅耶打算把嘉宝留下来，但是做得微妙。在嘉宝拿到《肉与魔》的脚本以后，她就去找梅耶。“我当时对梅耶说：‘梅耶先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