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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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陈启修等发起组织四川革命同志会，被推为该会执行委员、出版部委员长，主编会刊《鹃血》。
从报上获悉段祺瑞政府通缉文化教育界人士，鲁迅亦被列于黑名单中，便“商同校长，聘请鲁迅做教授”①。
应张秀哲请求，为其所著《一个台湾人告诉中国同胞书》（后改名《毋忘台湾》）作序。
①《坠落了一个巨星》，1936年11月《现世界》第1卷第7期。
致函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欧阳山，支持他创办《广州文学》周刊，并介绍他入广东大学预科当旁听生。
可见当时郭沫若接触的人，有共产党的领袖和工农干部，也有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这时候他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不过他对国民党是持观望态度的。有一次邓演达问他：“革命成功后，国民党的前途会是怎样的？”沫若回答颇发人深思：“这要看国民党怎样来适应人民的要求，假使能够随着时代的改进，国民党不会失掉它的领导地位，假使不然，那就难说。”①他更信赖共产党，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更值得追随，自从登上马克思主义这艘“宝筏”以来，他已经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他要将自己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告诉党，让党接纳他作为组织的成员。经慎重考虑后，他向毕磊吐露了真情。当时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是不公开的，只有毕磊是公开的党员，他和郭沫若经常联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899—1927）和广东区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在政治上也很关心郭沫若，了解到他有入党要求后，他们兴奋地作了仔细研究，想让他再参加一下实际工作锻炼。于是区委派恽代英和沫若谈话，建议他去参军，到黄埔军校去做宣传工作，沫若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当时正值北伐发动之际，邓演达在筹组政治部，遂决定郭沫若去该部当宣传科长。②伴随着思想上的变化，沫若的生活也将发生变化，他要从文艺界、教育界跳进革命运动的浪潮中去了。站在宿舍所在地的东山龟岗上远眺，充满了对崭新的跃马横戈的战斗生活的憧憬，他笑了。
①《纪念邓择生先生》，见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12月版《天地玄黄》。
②据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版《鲁迅在广州》。
郭沫若传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第六章 在北伐和南征途中
十六
“郭沫若同志由文学大家而大学教授文科学长，由学长而宣传科长，可以说他现在武装北伐，一枝笔能够横扫千万军的！自从创造社成立以来，所发行的刊物，无人不受沫若同志的影响，而今沫若同志由东方的诗人，浪漫的文学家实行武装起来了，明日就道长征，大有还我河山之慨，……”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日广东大学法科院热气腾腾，四川革命同志会正在这里举行欢迎郭沫若、李一氓等人参加北伐大会，阳翰笙的欢送词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台上的那个头戴军帽，一身戎装，佩着刀带，精神抖擞的人身上，他就是郭沫若。接着由他发表演说。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反动腐朽本质，指出国民革命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呼吁必须联合广大民众一起进行斗争。他的话常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
一时间，人们对郭沫若参加北伐有种种的议论，尤其是要他做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许多人都以为是委屈了他。而沫若却表示，只要有工作干，职务高低，他是不在乎的。其实宣传科长一职十分重要，很有实权，当时已经开始排共的蒋介石（1887—1975），不愿意让共产党员担任这个职务，但是国民党里又没有人可以胜任，现在由郭沫若担当此职，他们也还通得过。这本是周恩来的锦囊妙计，当他从阳翰笙、李一氓口中得知沫若愿意参加北伐，即约沫若到家里来，两个人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决定让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1885—1927）出面，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和邓演达不但接受了这个建议，而且另外还给了郭沫若一个行营秘书长的职位，军衔是中校。
眼下马上就要远征，数日来沫若既要出席北伐誓师大会，又要忙着应酬和参加欢送会。最使他感动的是，孙炳文特为他在一座餐馆里大开饯别的欢筵，并赠予“戎马书生”的徽号，这使他感到十分荣耀。左广州整整住了四个月的他，结识了许多新朋，遇见了不少旧故，一旦又要离别，实在也有点依依不舍。他会怀念这儿盛开红花的英雄树，会怀念在英雄树下并肩战斗的伙伴，不过他一定会做到在誓师大会上的誓词：“革命不成功，誓不回广东！”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十万人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分别向盘踞在两湖的吴佩孚部和江西以及福建、浙江的孙传芳（1885—1935）部进军。郭沫若是二十一日跟随总政治部离开广州的，这支连工作人员和夫役在内约有一千人左右的队伍，负有特殊的政治使命，诸如宣传、动员、组织祝捷之类的工作，样样都得管。出发那天，赶来送行的创造社的同仁们早就等候在黄沙车站，他们激动地挥手向沫若等人高喊：“等待你们胜利归来！”沫若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火车。翌日抵达韶关，即下车行军，翻越南岭，追踪以北伐军先遣队叶挺（1896—1946）独立团为核心的第四军。队伍每天在酷暑中行进，不怕日晒雨淋、餐风宿露，很快进入长沙。
政治部原先只备有两匹马，专供主任邓演达和俄国顾问铁罗尼（即塔伊罗夫）使用，一路上沫若都是步行的。到了长沙之后，才给沫若和俄国顾问的翻译纪德甫也配了马，可是沫若不会骑，常让给别人享用或驮行李。这个丢掉“戎马”的“书生”，却往往跑在队伍的前头替大家张罗宿营地，有时还为大家烧菜煮饭，怪不得他在给安娜的信中十分自豪地说：“我是异常的顽健，连自己也出乎意外。”①本来邓演达曾担心他一不能吃苦，二于军事是外行，现在看到他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一切忧虑都化为乌有。由于邓演达需要经常住在司令部参预军事谋划，他差不多把政治部的事情全都托付给了郭沫若。
①见《北伐途次（四）》。
叶挺独立团突进到湖北咸宁，已经逼近武昌。沫若接到了邓演达的指令，带领总政治部先遣队紧跟而上。八月二十五日清晨过汩罗江，火红的朝霞映在江面上，沫若骑着马在江岸的浅山中颠簸，想起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跋涉过的路程，不觉豪情满怀，久无诗兴袭来的他，此时此刻竟在戎马倥偬之际吟得一首五律：
屈子行吟处，今余跨马过；
晨曦映江渚，朝气涤胸科。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汩罗：
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①
①《汐集过汨罗江感怀》
然而征途中并非时时都慷慨激昂，也有低沉丧气的当儿。一天晚上队伍走散，沫若与秘书李一氓继续在山间的田畴上赶路，暮色越来越浓，周围的山冈渐渐由深蓝化为黑影，好象在紧紧包抄过来。沫若突然生出由广东出发以来不曾有过的恐怖念头：怕附近山里藏着的吴佩孚的散兵，会乘着黑夜冲下来；又怕林中窜出土匪、强盗，前来趁火打劫。一路上胆颤心惊，好不容易找到歇脚的村庄时，他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八月底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相继告捷，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国民革命军急需马不停蹄地去占领武昌。这里有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做，沫若一行即于九月初赶到纸坊南湖，把政治部临时办公处设在南湖的文科大学内。此地已进入敌人的大炮射程，武昌的城廓隐约可见。武昌本是相当坚固的要塞，城墙高而且厚，都是用石头和砖块垒成。城墙外有碍防守的建筑物，已在日前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攻城时被烧掉了，看来没有攻城炮，城墙是难以摧毁的。当时城下的国民革命军只拥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英寸口径的野炮，而城楼上的军阀部队却用从炮舰上拆卸的大炮，来加强他们的防御。面对这种境况，铁罗尼幽默地对郭沫若说：“K同志，不好啦！我们不能够在武昌城内开午餐会啦。”沫若亦诙谐地回答道：
“或许我们可以开一次夜会哩！”
要攻克武昌城，的确不容易。总司令蒋介石曾提议对于攻城士兵只许前进不准后退，后退者一律枪毙，但遭到了大家的否决。九月二日决定组织敢死队，准备在当晚借着夜阴爬上城去。这就需要大量的云梯，可是国民革命军没有工兵队，怎么办呢？只好把政治部当作临时的工兵队。沫若刚写好标语、拟就传单，现在又要立即派人到民间去征集梯子，然后还得将它们扎接起来，才能作爬城工具。他身先士卒，顾不上对这种活儿的生疏，亲自动手，居然也绑了三、四架。能将自己的汗水洒在攻城的路上，他感到无限的欣慰。夜暮降临，在南湖的一个空旷的大院内，墙上满靠着各式各样的“云梯”。沫若站在院中的高台上，在苍茫的夜色中向攻城的勇士们作了动员讲话。战士们怀抱着献身的精神，决意连夜拿下武昌城，他们当然清楚这样做代价将是惨重的，因此氛围异常悲壮。当夜未能攻克。五日夜间重又发动攻势，结果仍遭失败，死伤惨重。
次日凌晨，苏联顾问铁罗尼的翻译纪德甫不幸在宾阳门饮弹身亡。平日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从踏上征途以来，和沫若虽时常呆在一起，却很少直接交谈。但在这次参加攻打武昌城的晚上，临出发时他竟特别用力地拉着沫若的手，沉静而决绝地说：“今晚上我们无论怎样是要打进城的，打不进城我不回来见你了！”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忏语。沫若抚着德甫的担架，默默听着从现场归来的战友描述他牺牲时的情景，心中充满了哀思。一个往日与自己成天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伙伴，现在一下子就被无情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给幸存者心理上的震动和负担可真难以承受，沫若生平还是第一次体验这样浓重的悲哀。他怀着沉痛的心情，为这位亲密的战友购置了棺木、衣衾予以收殓，还特意将那颗致德甫于死命的子弹当作珍贵的纪念品保存起来。晚间躺在床上，他回想着两个月来与纪德甫相处的日日夜夜，心里觉得空落落的，索性爬起来一口气做了四首悼诗，这才踏实了些。所作都是七绝，其中第三首云：
患难相随自汨罗，阵中风露饱经过。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到如君总不磨。①
①《汐集·悼德甫》
纪德甫牺牲后，武昌城下的军事行动一时没有什么进展，沫若受命带领部分同志偷偷渡江去主持政治部汉口办事处的工作。当时的汉口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刚刚攻克不久，各种报纸依旧唱着老调，因而有必要在这儿压压周围敌人的气焰，壮壮革命的声威。沫若大刀阔斧地封闭了两家反动报馆，迅速成立了新闻检查委员会，同时组织和加强民众团体，促使民气大大高涨了起来。这样前后只化了一个星期，整个市面便顿然改观。当然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当汉口码头工人将他们逮捕的工贼送交政治部办事处法办时，沫若坚决主张就地镇压，可是请示了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却和蒋介石一样主张下令释放，并责备办事处“不懂策略”，批评郭沫若“是一位感情家”。既然是感情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又何苦要占着职位干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差使，令人讨厌呢？沫若一气之下写了辞职信。幸好邓演达及时过来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沫若直抒己见，认为他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过于顾忌、妥协。邓演达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并且表示今后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由他作主。
长时间被围困在武昌城内的敌军已经弹尽粮绝，部分守军不得不开城迎降。这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沫若是最先知道这件事的人之一，此时他正在汉口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开幕典礼，会上他兴高彩烈地向代表们宣布：“今天敌军要开城迎降，今年的双十节值得加倍庆祝，可说是四十节。同时，总工会又在今天开幕，更加值得加倍庆祝，合起来是六十节！”①会后，他想尽快将攻克武昌的消息告诉三镇市民，可是已经来不及发号外，也来不及打锣通知了。急中生智，他立即写了“攻克武昌，活捉守将”八个大字贴在汽车上，然后自己坐在里面，请司机沿着大街小道四处行驶。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满街都是放鞭炮的，鞭炮屑把马路都垫高了。街上全是人，汽车只得慢慢的走。有人误将车子里的郭沫若当作活捉到的守将刘玉春，就拼命用石头砸汽车，以致车子的漆和玻璃都有损伤。沫若眼看宣传目的已经达到，便吩咐将车开进小街，绕道返回设在汉口南洋烟草公司内的政治部办事处。②两三天后，政治部全部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晋级为中将。
①《讲革命掌故》，1948年10月16日《华商报》。
②据刘盛亚：《郭沫若在重庆》，见曾健戎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郭沫若在重庆》。
战争时期调动频繁，十一月七日沫若刚刚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突然接到邓演达的电话，嘱咐速往刚攻占的九江主持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为了适应军事进展的需要，沫若二话没说，即于第二天与李一氓等人乘船赶赴九江。南昌攻克后，总政治部在那里设立了驻赣办事处，沫若随即又转道南昌正式兼任办事处主任。本来预定在九江工作两周即回武昌，不料被先后坐镇九江、南昌的蒋介石拖住下放。早在汉口时，蒋介石就曾托邓演达转告郭沫若，希望他能随同进发江西，当时他婉言谢绝了，可是现在却无法脱身。蒋介石对他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每次接见都要起身相迎。一九二六年除夕，总司令部在旧督军公署餐厅设宴招待部直校级以上干部，沫若亦在座。席上，蒋介石操着一口浙江官话致词，声称武汉不宜建都，要把正在从广州迁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留驻南昌，一切听他指挥。席间竟有人高呼“蒋总司令万岁”，蒋介石也居然默默领受而不加制止，沫若看着他那一对居心叵测的眼睛，心中不禁升起疑团：蒋介石的野心正在不断暴露，他究竟能不能革命到底呢？
由于蒋介石不顾部分已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反对，擅自挟持中央政府暂驻南昌，致使南昌和武汉实际呈现出分裂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一月初邓演达已去武汉，他在离南昌前夕曾约郭沫若谈了一次话，认为沫若已经由尝试革命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希望为了革命的前途要特别多加保重。不断经历革命烈火的锻炼，沫若在政治上确实越来越成熟，因而参加共产党的要求也日益迫切。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中旬，他就曾以迫切的心情写了一封信，由南昌秘密寄给“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陈仲甫先生亲启”。陈独秀（字仲甫，1880—1942）接信后不久即复示，对于沫若的入党要求颇为赞许，同时说明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