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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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夫子吃饭》和《孟夫子出妻》中的孔孟都是“巧伪人”，沫若自信并没有故意要把他们漫画化或者胡乱地在他们脸上涂些白粉，而是在事前已经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力求绘出其真容。在他看来，“任意污蔑古人比任意污蔑今人还要不负责任。古人是不能说话的了。对于封着口的人之信口雌黄，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①但对已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作者的笔则是要采取反叛的途径的。孔孟有虚伪的一面这原是客观事实，而沫若之所以要在这个时候和盘托出这一面，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都在鼓吹尊孔，妄图借历史的幽灵以掩饰他们的丑恶面目，用“大成至圣先师”的香火以迷惑大众的心窍。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情地刨了这些坏种的祖坟，的确可以收到讽谕的效果。
栖身了无风处的沫若，尽管不能亲历祖国境内斗争的风浪，但他也还是感觉到了浪头迎面扑来，他不愿坐视，迫切需要参战，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写小说、做文章都能配合。遗憾的是自己时时痛感对于国情的隔膜，无法从祖国人民活生生的生活中采撷资料进行创作。近来不是有人责备他“石女化”了吗？他不想辩解，对他说来要紧的是行动。他一天都闲不住，就连胸部生了碗口大的痈，医生说有生命之虞，他也还要坚持读书、看报和作文。疼痛难忍的创口，使他产生一个执拗的念头：“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②他多么渴望返回祖国，直接参加火热的斗争生活。
①《从典型说起》，1936年10月《质文》第2卷第1期。
②《归去来·痈》
沫若随时随地都在注视着祖国的动静，每有好友来访，总要尽情谈论抗日的形势。这种对母国无限怀念的心情，在他题赠给朋友的一首五律中，表现得极为真切：
信美非吾土，奋飞病未能。
关山随梦渺，儿女逐年增。
五内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难甘共鱼烂，矢得一升腾。①
①《汐集·信美非吾土》
离别祖国快十年了，无论国还是家，都发生了怵目惊心的变化。亲爱的母亲和大哥已于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先后病故，最使沫若痛心的是无法回国奔丧。来日本的第五年，又由沫若亲自接生，新添了一个儿子志鸿。家庭的拖累倒不算什么，最难受的是精神上的种种刺激。一九三六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原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的武装政变，宪兵居然也要把沫若拉去询讯。此次暴乱很快被平息，其后执政的广田内阁更加反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在经济上推行“战时体制”，在政治上则搞什么“国体明征”，并实施“社会新编制”，妄图健全法西斯体系。生活在这样一个比监狱还不如的国度，连一般有爱国情绪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被加紧监视中，何况对郭沫若？他想起有人说他“海外十年”是在享清福，诚然，比起“火线十年”或“铁窗十年”的朋友，自己委实要惭愧得流泪的，不过他实在并不想再这样“福气”下去。
这年年底，在福建省政府供职的郁达夫，以出国购买印刷机为名顺道游历日本。当他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佐藤家门前时，可把沫若和安娜乐坏了。十年不见，一旦重逢，彼此不知有多少话要相互倾诉。达夫和沫若专门约见了一次，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记得一九二十年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了《广州事情》，沫若站在当时的立场上曾去信批评这篇文章“倾向太坏”，后来再加上王独清的挑拨，达夫“因一时感情作用”而与创造社脱离了关系，两位亲如手足的朋友之间顿生龃龉。然而一旦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便什么隔阂都消除了。眼下，他们取着偏僻的路径并肩而行，时而漫步在真间山一带，时而徘徊于江户川畔的大堤上，冬阳煦煦，江风习习，友情的话语互相温暖着心肺，这中间自然少不了谈论中日两国交锋的形势，达夫希望沫若再度归国共事，沫若何尝不想重温旧梦？
在达夫滞留东京期间，沫若曾先后应改造社、中国文学研究会、东京诗人俱乐部、日比谷山水楼主人之邀，出席他们为达夫举行的欢迎会。在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作东道主的晚宴上，沫若应增田涉索求留下一首七绝：
银河倒泻自天来，入木秋声叶半摧。
独对寒山转苍翠，渊深默默走惊雷。
在座的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木村毅、林芙美子等人都在围观，但见字迹歪歪扭扭，似乎象作者本人一样带着醉意，然而诗中的意识完全清醒。
在中国文学研究会设的宴会上，酒过几巡之后，沫若突然代达夫接杯痛饮，他有些担心达夫酒醉之后会自我暴露，泄漏他俩谈话的内容。散席前，主人武田泰淳照样吩咐店里的侍女拿了些斗方来要大家题字，沫若一口气写了好几张，其中给达夫的也是一首七绝：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题罢，他怕自己的用意太露，便握着武田泰淳的手反复说：“我永远在日本住下去。”出门时还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①
①两次赴宴的情况系据增田涉等人的回忆以及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年谱》，转引自吕元明：《郭沫若在日本》，见1983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7辑。
一个月后，达夫又回国了。这一对“孤竹君之二子”哟，“叔齐”西去，“伯夷”仍留东国。此番携手相期何处聚？但愿不久春申江畔重相会。
郭沫若传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第九章 “又当投笔请缨时”
二十五
日本早已于一九三二年进入军人专政的时代，这以后内阁频频更换，日益成为军部的傀儡，他们疯狂地发动和扩大侵华战争，梦想重演“蒙古人马蹄到处无青草”的惨剧，因而正直、反战的政治家不断遭到杀害。沫若十分敬佩老政治家西园寺公望（1849—1940）和尾崎行雄，尤其感激尾崎敢于在一九三七年的内阁会议上仗义执言。这年的四、五月间，日本的一部分基督教徒特在东京日比谷设宴慰问尾崎，沫若亦应邀出席作陪。席间，他请求尾崎谈谈对中日战争的预测，得到的回答是：战争难免，日本的政治家已经对军部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去碰一次崖，然后才有可能觉悟。这话句句说到了沫若的心里，他相信中国这座“崖”如同铜墙铁壁，而今四万万同胞正在用自己的血肉建筑新的长城，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参加筑城的行列。
眼看战争的确不可避免，沫若更加心急如焚。为了推进抗日，当他听说丰禾子迫于日方刑士的滋扰已决定回国去广西，便托她捎了一封信，请颇受桂系军阀重视的她的父亲转交白崇禧（1893—1966），以敦促蒋、桂合作一致攘外。不久，这封信顺利地送到了收信人的手中，这是“四·一二”政变前后曾一度受命逮捕郭沫若的白崇禧，所万万料想不到的一桩奇事。①
①据凤子：《雨中千叶》，1981年8月16日《光明日报》。
五月下旬，沫若接连收到郁达夫于十八日同时发出的两封来信，一为航空，一为平邮，说明有急事通知。原来达夫为沫若回国的事长期奔走已见效，他在信中说：“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至于南京方面怎么会召沫若回国的，达夫只约略提了一下，说“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为进言者”。沫若一时当然无法知道其中的奥妙，后来他才弄清楚：由于他在甲骨、金文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引起了西园寺公望的注意，这位颇有名望的日本政界元老认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了。日本报纸早就把这个消息当作新闻报道出来，国民党也乘机予以大肆宣传，而且不惜添油加酱。一九三四年上海《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四期就曾刊出《郭沫若受知西园寺》一文，称西园寺十分赞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有关古文字学研究著作，特在别墅亲自设宴招待郭沫若。他们这样做，无非想证明郭沫若已投靠西园寺公望当了汉奸。看看社会上没有多大反响，不久这件事也就无人再提。时至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张群、何应钦等人妄图与日本相勾结，便又想起郭沫若与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因而他们就请求蒋介石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让他回国再作安排。事情决定后，便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
回国果真有了指望，沫若心花怒放。可是在动身之前，有两件事需要当局预先办好：一是取消通缉的手续，二是汇上足够的旅费。达夫原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结果等了一个多月还未见音讯。弟弟、妹妹都早已风闻并来信询问，叫他如何回答是好？为了使亲人们安心，他只得在回信中说“出处进退我自有权衡，请不必为我过虑”①。
①1937年6月21日致妹夫胡灼三信，见1980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8辑。
沫若叫别人不要过虑，而他自己却忧心忡忡。恰逢端午，按照日本风俗，附近农村每家的空场上都竖起了旗杆，上面挂着用红布和黑布做的鲤鱼，小的有几尺长，大的长达一丈多，一遇风便在空中飘荡起来，俨如鱼儿在游泳，这大概是象征鲤鱼跳龙门。孩子们嚷着要爸爸带他们去看“鲤帜”，可是说什么沫若也提不起兴致。接着又是梅雨季节，天总是那么黄沉沉地摆着一副不阴不阳的面孔，周围的空气好象在融化着的黑铅，分外的闷人。报上载着，苏联和日本在黑龙江边发生了什么纷争，据说日本兵打沉了苏联的一艘炮舰。只要国际上一有这类风吹草动，沫若就不得安宁，六月底七月初，刑士和宪兵轮番来探询，简直把他当作苏联间谍似的。他想起前几天四川达县城区第二小学全体师生寄来的一封信，便又取出来重读了一遍，从这里得到了莫大的慰藉。信中对沫若深表关切，并以雨果相期许，说雨果亡命英伦时，一个人在多维尔海峡的半岛上遥望他的祖国法兰西，那种情景是何等雄伟而豪放；遥想先生远在东洋独个儿出游于海岛或沙滩之上，对于母国怀念的情绪必定不亚于当年的雨果。出于家乡人民之口的知己之言，沫若怎能不动心？他谦恭地写了回信，并应师生们的索求为他们作了校歌。他含着热泪，在信中说：
你们以法国的雨果期许我，我是敢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中国又快满十年，离开我们四川，更已二十四年了。自己实在是没有什么成就，真是对不起自己的国族，想起来，实在是很惭愧。不过我思念我国族的情趣，实在是有难于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者。自己一息尚存，总想努力，以期不负一切已知未知的朋友的希望。我们国族目前处在危难的时候，我们做国族的儿女的人，尤当是生死与共，我久已立志要使自己的最后一珠血都要于国族有所效益。朋友们，你们以后请时常鞭挞我罢。①
①见《双鲤鱼》，1937年7月《中国文艺》第1卷第3期。
归国的事尚无着落，“七·七”事变的消息却赫然载于报端。为了看到真实的报道，几天来沫若的床头堆着许多中国报纸，他当然不会轻信日本报纸上的歪曲宣传，说什么事变的起因在于中国驻军枪杀了一名日本士兵。上海出版的《大晚报》上分明说，七月七日那天夜里，在北平（今北京）西南宛平附近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本侵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并要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遭到中国军队的严辞拒绝，日军竟炮轰宛平城和芦沟桥，当地驻军即奋起抗击。沫若意识到此事非同凡响，实际上昭示着母国已经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时局吃紧得很，有许多日本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在街头巡行，请求过路人每人缝上一针，据说这密密麻麻地缝了“千人针”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作为前方将士避弹的护身符，这当然是一种迷信。这些妇女或是出于对儿子的钟爱，或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脸上大都显露出悲苦、迷茫、抑郁的神情，显然她们绝不愿意自己的亲人到他国去送死。街上还有一些在乡军人少年团团员，也在拦住行人输金募捐。沫若不愿看到这种种情景，事变发生以来他深居简出，然而眼虽不见，耳朵却不能摆脱空中飞机的轰鸣声，这是寓所附近航空学校的学员，正在日夜不停地驾机演习。最讨厌的是，刑士、宪兵和警察上门纠缠更勤，他们无端地追问沫若对这次事变的意见，喋喋不休，没完没了。一天，一个刑士又来盘问：“这几天蒋介石大概很苦吧？郭样，你知道得很多吧？”“大概是吧！”沫若故意接住他的话头，然后从反面作了回答：“好在我这几天很糊涂，反正这些事和我漠不相关。我向来是反对他，才跑到此地来的，现在就让他去吃些苦头吧！”刑士听了他的话，高兴地点点头、耸耸肩，一会儿就被打发走了。这时日本当局之所以密切注意蒋介石的动向，是因为他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已经宣布对日作战。
在沉闷难耐的空气中，幸有金祖同常来扣访。七月十五日，祖同又来了，师生两人随便交谈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沫若说：“事情很有扩大的可能，因为这里天天在报纸上宣传中央军胡宗南部、商震部、陈诚部和东北军万福麟部北上的消息，藉此欺骗他们的人民，从而可以调动自己的大军，实现并吞华北的阴谋。”祖同看见沫若一脸的怒色，声调也越来越高，待他略微镇静了一些，才又发问：中国军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沫若绝对主战，他不加思索地回答道：“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祖同十分关心老师个人的出路，便直率地提出：“这是你走的最好机会了，看形势，全面抗战或有因此爆发的可能。”他担心如果两国正式开战了，那时候沫若就完全成了笼鸟槛猿，再也脱身不得。沫若很感谢弟子的好意，但又说：“你走的机会比我多，你是个单身汉。”是的，沫若不能不为自己走后家属的生活无着而踌躇。同时他也清楚，自己的出走比谁都麻烦，单是摆脱日方的严密监视就不容易。他在猜测，这些日子刑士和宪兵来得特别频繁，就是怕他逃离日本，一旦他们感到防不甚防，也有可能会弄死他。于是他想到了要写遗嘱，祖同愣了好一会，方才明白他的用意，便为之磨墨润笔。沫若从书堆里抽出一张日本稿纸，沉思片刻，就决绝地挥毫疾书：
遗言
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从新建筑起来的。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