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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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沫若又想到数日前郁达夫的儿子郁飞小朋友来访的事。从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给郁飞的信中，可以猜测自己多年来所牵挂的达夫已经“凶多吉少”，在苏门答腊“失踪”后可能已被日本宪兵暗杀。唉！国家多灾多难，人民也多灾多难。多灾多难的朋友呵，刚迎接回来一个，却又送走一个，而且是永远不复返了！这也是生为中国人的一种凄惨和不幸，假使是在别的国家，不要说象达夫这样在文学史上不能磨灭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都要发挥她的威力来清查一个水落石出的，可是现在又有谁会去管他呢？对挚友强烈的思念之情使沫若感到通体冰凉，夜不能寐。在无数次的幻觉中，达夫有时是象往常那样，无拘无束、热情洋溢地向他走来；有时又是血肉模糊、不断呻吟着向他招手，于是沫若用颤抖的笔写下了：
我要哭，但我没有眼泪。我要控诉，向着谁呢？遍
地都是圣贤豪杰，谁能了解这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饲虎的人呢？不愿再多说话了。达夫，假使你真是死了，那也好，免得你看见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增加你的悲哀。①
①见《历史人物·论郁达夫》。
他只能以这几行文字寄托自己的哀思，此外还能再说什么呢？
死者激励着生者，不能撒手不管“这愈来愈神圣化了的世界”。沫若感到必须带动广大青年促进和平民主运动，一同来整治这个世界。三月十九日，他与沈钧儒等人参加重庆青年举行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在致词中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认清，今天人们大都不满意国民党，主要因为它已失去了革命初期的青年精神，而成了“老人党，老爷党”了；教育大家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千万不能象某些青年那样“腐化”、“恶化”，不是想做官就是当特务；殷切期望年轻一代学习过去真正为革命而牺牲的青年的精神，献身于今天的民主运动。为了鼓励广大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勤奋学习，他还亲笔为《青年学习》月刊题签刊名。重庆青年联谊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了该会辅导员，谆谆教导青年朋友们要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把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
而要成为坚强的战士，那就不但自己能经受住生死的考验，而且也要能承受住战友们死亡的沉重打击。四月八日，叶挺夫妇以及王若飞、博古、邓发、黄齐生在由重庆飞往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于黑茶山不幸遇难。在追悼大会上，沫若宣读祭文：“生为民主，死为民主……”他的声音一会儿低沉，一会儿高亢，祭文在他手中颤动着，他如泣如诉，群众也声泪俱下。
民主的战士们呵，崇高的榜样，
为着争取和平胜利飞往北方，
遇着了雨暴风狂，被迫下降。
这天大的损失呵怎样补偿？①
①《见蜩螗集·挽四八烈士歌》。
这万种辛酸的冲击，万种悲愤的煎熬，万种回忆的洄漩，折磨着沫若伤痕累累的心头，他生平从不曾遇到过这样沉重的悲伤。
沫若知道过度的悲伤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继承烈士们的遗志。他擦干眼泪，细细思量国家的前途：是走向民主团结，还是维持独裁分裂，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生死的歧途上。他依然无法定心做学问或搞创作，党组织需要他继续以无党无派人士的特殊身份，进一步做好统战工作。在这样的时刻，他认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尤其要检点自己是否真正的既贤且达，不要藏在无党无派的幌子里干着助桀为虐的帮闲勾当。只要有利于民主团结，他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与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共同发起和组织各项活动。三月，他与马寅初、沈钧儒等人出席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举行的茶会，表示鉴于当前经济危机严重，政治逆流肆行，颇为中国前途忧虑，说要和大家一起为中国和平民主而流血。四月，他与张澜、罗隆基等七十五人联名致电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希望该会本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宗旨，重视由于美国政府以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以及运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进行内战所造成的中国的严重局势，并对中美谈判借款事宜可能引起的后果提出忠告。当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重庆分会成立时，他也到会致词祝贺，勉励会员为民主运动作出贡献。
沫若时常感慨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来的事态。继重庆较场口血案而起的，还有南通血案：三月十八日，江苏南通市民集会要求和平、反对内战，遭到国民党军警武装镇压，多人受伤、被捕，甚至被绑架暗杀；还有北平血案：四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央公园举行的国大问题讲演会议，遭国民党特务破坏，陈瑾昆、江绍原教授被殴受伤；还有……在沫若看来，这些血案都是“较场口的翻版”。“人民在苦难中伸长颈子望了两三个月，所望到的是什么呢？顽固法西斯分子的愈演愈丑的闹剧，漫天的扯诳，遍地的灾荒”，沫若不能不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沉默了。我们要吼出在苦难中的人民的呼声。”①
①《天地玄黄·〈联合三日刊〉发刊词》
在国家处于这样的非常时期，学术、文艺也要动员起来为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而出力。作为学术界的泰斗、文坛上的巨子，沫若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在这方面所应负的使命。为了将致力于民主文化的学者自由结合起来，他与马寓初、侯外庐、邓初民等人成立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认为实现科学与民主这个“五四”以来的课题，今天依然是学术工作者亟待解决的课题，只是我们的工作场所不应该局限于狭隘的研究室或实验室，应该扩大成为社会或国家，这才是“把科学精神来切实地领导政治”。
自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一九四五年十月该会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沫若一直是理事，先后为文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后为贯彻毛泽东《讲话》精神，无论在理论阐述抑或创作实践方面，他都力图紧紧跟上。现在在《文艺工作展望》一文中，他又说：
文艺既以民主为其内容，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在争取民主。首先我们总得浸透于民主的精神，贯彻着民主的号召。……
或许有的朋友会说，那样是太政治的了，那样是把文艺作为了政治的奴婢。这种见解应该是过了时的。文艺不仅要政治的，而且要比政治还要政治的。假使文艺不想做“政治的奴婢”的话，那倒应该做“政治的主妇”，把政治领导起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无论古今中外，他都是领导着时代，领导着政治，向前大踏步地走着的。
在为全国文协所作的《纪念第二届“五四”文艺节告全国文艺工作者书》中，沫若更全面地论述了文艺工作在和平民主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具体指示了今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强调“文艺是始于人民，终于人民的”，人民既然需要和平与民主，文艺便应当歌颂和平而诅咒一切反和平的障碍，便应当表扬民主而抨击一切反民主的存在。总之，他认定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斗争实践、创作实践中体验人民的一切，扫荡所有反人民、非人民的意识，务使自己成为人民以下，而不是人民以上或以外的任何存在，从这样的立场、观点和生活出发，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文艺。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后不久，延安《解放日报》特以《中国新文艺运动中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献》为题刊出专文，予以高度评价。
这时候沫若已经准备离开重庆。五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由于抗战的胜利，文化中心又逐渐转移到上海，原来麇集重庆的文化人现在纷纷走出青木关，沫若终究也决定择日东下。五月四日，他去抗建堂参加庆祝文艺节大会，演讲完毕后从台上一跃而下，坐在前排一只空位子上，恰好邻座是上海一家报纸的特派记者黄裳。这是一个很好的采访机会，黄裳自然不肯放过。考虑到沫若是重听的，交头接耳谈显然不合适，他便从笔记本上扯了一张纸，写上“请郭先生赐予访问的机会”几个字，书面提了几个问题，每个问题下面都留有空白，然后递给沫若。沫若接过一看，欣然顿首，随即从黄裳手中接过钢笔，迅速作了回答：
“先生何时赴京？”
“六日至十日之间。”
“先生赴京后工作计划如何？创作？剧作？”
“将往上海。两种都想进行。另外还想研究历史，尤其是农民运动史。”
“对于郁达夫先生遗集事，及郁先生的最后的情形有所闻否？”
“到上海后进行全集事。无所闻。”
“先生对最近时局的观感若何？”
“我是乐观的，虽有曲折，但民主终必胜利。”①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沫若举家乘飞机赴上海。离渝前夕，他曾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深深感到过去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虽然在文艺的道路上找到并确立了为人民服务以及民主的正确方向，但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回顾重庆六年半来的战斗生活，他觉得重庆既值得留恋，又特别令人讨厌，且不说“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尤其是“它有那些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那些家伙在今后一段相当时期内，恐怕还要更加跳梁吧。假如沧白堂和较场口的石子没有再落到自己身上的份时，想到尚在重庆的战友们，谁能不对于重庆更加留恋？”②
再见吧，可诅咒而又值得留恋的重庆！
①黄裳：《关于郭老的两件事》，《战地增刊》1979年第6期。
②《天地玄黄重庆值得留恋》
郭沫若传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第十六章 迎接新中国的曙光
四十六
适从山里来，上海今依旧。
喧嚣声振耳，内战复何有？
可怜满街人，茫如丧家狗。①
①见1946年5月14日《文汇报》。
郭沫若全家抵沪后的第六天，即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田寿昌在三和楼设宴为之洗尘，沫若即席赋诗一首，抒发了新到上海的观感。上海诚然是个“海”，茫茫一片，一切好象都无头绪、都无轨道，唯其如此，遇事更需要冷静思考。日前他曾给《消息半周刊》题词，云：“保持冷静的头脑，辨别事实的真相，真理所在，以全生命趋附之。”这也正是沫若的座右铭。
一家六口初到上海，住房成了大问题。他们先借住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友人家里。一天上午，于立群对来访的女友说：“今天下午或明天早晨就要搬家了，”她指指她们所在的屋子，“这是朋友的房子。马上要搬去的还是朋友的房子，在施高塔路口，交通更不方便。”朋友感叹道：“没有条子而想得到房子，怕很困难，而郭先生又哪里来条子呢？”“不，”立群苦笑着说：“我们有，我们有的是骨头条子。”①的确，多年来沫若经济拮据，哪有黄金、美钞购买房屋。十余天后，他们搬到了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口狄思威路七一九号（今溧阳路一二六九号）居住。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旧式花园洋房，底层用作会客室，卧室和工作室则在楼上。正如天官府是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聚会的中心一样，狄思威路也很快成为上海的天官府。新成立的群益出版社上海分社，就在附近施高塔路恒丰里七七号，由冯乃超在负责经营。沫若也常到这里与来访者晤谈，有时还一同在门口的招牌下摄影留念。
①《郭沫若夫人的烦恼》，1946年5月12日《文汇报》。
奇怪的是，刚到上海不久，外间就在传说郭沫若即将东渡日本。不知是什么人在放风，沫若觉得十分诧异，他对《文汇报》记者说，这种消息纯属无稽之谈。此番来上海，要做的事很多，跑到日本去干什么。实际上自从踏上春申江畔，一个多月来沫若连歇脚的工夫都没有，别的且不说，单是社会活动就够他应付：参加著名记者杨潮（羊枣）追悼会并担任主祭，参加改良平剧座谈会，往上海百货业工会演讲，参加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大会，去圣约翰大学文艺欣赏会演讲，出席诗人节文艺欣赏会，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筹备会，为柳亚子补庆六十寿辰，应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之邀往育才公学讲《科学与文艺》，出席“尊师劝募”联欢大会，参加高尔基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参加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如此等等，忙得他就象走马灯似的。尽管他对过去的上海、目前的上海均无好感，尤其从六月一日开始，国民党宣布对这座城市实行“警管制”，即市民随时随地要受警员、警官老爷们的管制，这显然是法西斯症的一种表征，特别令人厌恶。然而这里是党组织需要自己参与开辟的战斗阵地，怎么可以擅离职守呢？
眼看蒋介石点燃的内战烽火越烧越旺，沫若时刻关注着国共双方的动向。当他获悉来犯的国民党十万官兵反被我们部队包围起来的消息时，高兴得逢人便讲。一天，他和冯乃超去访于伶，大谈时事，越谈越兴奋，当场吟得七律一首题赠于伶，对粉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充满信心：“一边大打一边谈，内战烽烟北到南”，“莫谓人民终可侮，盘肠一战我犹堪！”①
①见于伶：《怀念郭沫若同志》，《上海文艺》1978年7月号。
反对内战的呼声响彻全中国，蒋介石不得不于六月六日假惺惺地发布十五天停战令，沫若一眼看出这又是在耍花招。他一面就此事答《民主》周刊记者问，一面为《周报》撰写时评《十五天后能和平吗？》，提醒人们认清蒋介石这一着是为了在军事上“好作更大规模的部署”。停战期间，国共双方代表在南京频频接触，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人士在内的第三方面代表亦陆续赴京，沫若作为第三方面代表之一，也赶去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清晨沫若到达南京，第一个感觉便是：石头城犹如“一篇粗杂的草稿”，根本显示不出国都应有的风貌。大概国民党达官贵人把所有的兴趣都集中到内战的赌台上去了，谁也没有心思来为这座著名的古城整容。停战期限只有三天了，沫若急匆匆与第三方面代表梁漱溟、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张君劢等人晤了面，了解到近日来他们的活动情况和谈判的经过，知道国共双方至今没有可以达成协议的征象，真是“事急时危”。国民党依然死命坚持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最后决定权”，并在整军方案中无理要求共产党军队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张家口、承德、烟台、威海卫、苏北以及一切铁路交通线，对此，中共当然没有考虑的余地。沫若拜会政府代表邵力子，先就所谓“仲裁权”问题试探道：“据报上所载，听说马歇尔对于这项大权的接受都有点踟蹰啦。”邵力子毫不含糊地回答道：“在他当然会客气，不过要给他，他还是会接受的。”沫若心中在暗暗思忖，马歇尔并不姓“马”，他的一言一行还不都是为杜鲁门政府着想。又谈到整军方案问题，沫若直率地说：“我觉得政府所提出的方案，只是增加问题的困难，并不足以帮助问题的解决。那好象是要中共全面投降了。”邵力子未曾表态，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