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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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频频派遣郭沫若访问各国，他还常以和平使者的身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一九五○年八月，在美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的平壤，沫若于灯火管制的一片黑暗中，与朝鲜军民谈笑风生地共进晚餐，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给了正在保家卫国的友好邻邦。十一月，沫若率领我国代表团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第一次听到了新中国代表所发出的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心声。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率代表团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一届会议；四月，又飞往莫斯科参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会议；十月，他再次率代表团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维也纳会议上，他以亚洲近年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用武力从事征服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例子”，从而警告战争狂人：“无论你的武力在质量上多么优越，无论你所采用的征服方式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想以武力来征服人都只是徒劳的梦想。”①
①《我们坚决地相信：和平一定战胜战争！》，1951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以诗人和学者著称的郭沫若，在国际友人们看来，他的发言既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因此受到广泛的注意和众多的尊敬。也是出于对他的敬爱，就在这后面一次会议刚刚结束之际的十一月八日，代表团的同志们提前为他做六十大寿。同志们赠送给他一册日记本，扉页上的题词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努力，不辞苦辛”。入境随俗，各人都以西洋的方式向他表示祝贺，跟他热烈握手、拥抱、接吻。沫若无限感激，他以美好的诗篇代替答词：“同志，我多谢你们的兄弟姊妹般的热情，……是你们的热情促进了、也绿化了我的生命；我受到你们的祝福，感受着无上的矜荣。”①
①《新华颂·多谢》
由于沫若在一九五○年底的华沙会议上，曾满怀义愤地揭露和控诉美帝悍然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投掷细菌弹的罪行，并强烈要求组织国际调查，结果得到了以约里奥—居里为首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一些领导成员的支持。后来又经过郭沫若和一些国际和平战士的推动，于是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于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执行局会议，沫若率代表团再度赴会，向大会详细报告了美帝扩大细菌战的严重罪行。起初，会上对和平理事会要不要干预朝鲜战争中细菌武器的问题，各国代表意见分歧不小，一时斗争十分激烈。沫若觉得事关重大，他在会上会下抓紧一切机会进行工作，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竭力敦促约里奥—居里主席拿定主意，专门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宣传，他尖锐地指出：“支持不支持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要求，这关系到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存亡问题。若不能主持正义，还有什么理由让世界和平理事会存在下去！”第二天，大会进行辩论和表决，气氛显得非常紧张，沫若心中亦忐忑不安，但他格外冷静，一面细心倾听每个代表的发言，一面不断观察、辨析会场上的反应。会议终于通过了告世界男女书《反对细菌战》，同时通过了组织“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的决议。沫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默默坐在座位上，低看头用手绢捂住了眼睛，不愿让人们发现他在流泪，但又根本无法压抑住那直往外涌的泪泉，只得长时间地保持这一动不动的姿态。回到休息室后，他才发觉不仅是手绢全湿透了，连内衣也都被汗水紧紧粘贴在背上。身负重任的沫若，到这时候方始松了一口气，他对茅盾、钱三强等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①
①钱三强：《忆我尊敬的长者——郭老》，1982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
为了表彰郭沫若对世界和平事业的卓越贡献，“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确定他为一九五一年度获奖人之一。奥斯陆会议结束后，他径直飞往苏联首都领奖。四月的莫斯科，积雪虽然还没完全融化，但严寒再也维持不了它的统治权，树梢上最先爆出的叶芽已经透露了春天的信息。这就如同战争的阴霾终究敌不过和平的日头，穿过浓厚的乌云照射下来的最初几束阳光，意味着灿烂的金辉必将普照大地。九日下午，心中充满阳光的郭沫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隆重的授奖典礼。奖金委员会主席斯科贝尔琴把刻有斯大林头像的金质奖章悬挂在他的胸口，他捧着证书的双手激动得微微颤抖着。这一刻是如此的庄严而又神圣，他产生了一种光荣的使命感，犹如耶稣的门徒在接受洗礼，今后那怕“天路历程”长满了荆棘，他也会披坚执锐紧紧追随和平的福音，即使通途的尽头竖的是“十字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献上自己的一切。在致答词时他朗诵的新作《光荣与使命》，表明了他的心迹：
我今天接受了无上的光荣，也接受了庄严的使命，
我要向全世界传达出我们中国人民的坚毅的决心：
我们要更进一步为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决不逡巡，在和平力量团结一致之下，全人类一定会战胜细菌！①
①全诗见《新华颂》。
回国后，他将这次获得的十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作为抗美援朝的经费。
一九五二年夏天，沫若在北京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筹备会之后，又飞赴柏林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他既是东道主又是大会的核心领导力量，日夜忙碌不堪，所作报告《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代表了大会的基本精神。冬天，以他为副团长，与团长宋庆龄率代表团赶往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他在发言中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前后情况，强调“停止今天的战争，就能制止明天的战争”。大会期间，他与约里奥—居里主席多次个别交谈，建议和平运动应该打出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以争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人民，约里奥—居里表示完全同意。在沫若看来，约里奥—居里是许多可尊敬的和平战友中“最可亲近而心悦诚服”的一位。当时，约里奥—居里曾向沫若表示：他愿意和他夫人一道带着部分助手到中国来，帮助我们开展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研究。沫若当然十分欢迎，遗憾的是因种种关系，后来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维也纳会议结束以后，沫若与宋庆龄率代表团转道苏联返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迎来了一九五三年元旦。新的一年给沫若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任务，他就象毕加索为和平大会画的那只翅膀舒展、羽毛丰茸的鸽子，尽管战争的烟雾还在到处弥漫，它却能振翅高翔，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一月十三日沫若接到通知，说他与宋庆龄将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接见，这自然是他久久盼望的、曾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表达了崇拜之情的斯大林，怎能不叫他万分激动？当天晚上十点一刻，在克里姆林宫一间素朴、庄重、静穆的长方形房间里，穿着栗色呢制列宁装的斯大林，完全象对待家里人一样，亲切地与宋庆龄和郭沫若握了手。沫若觉得他是那样的平静、爽直，没有丝毫的矜持和客套，以致坐在他的面前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他们象谈家常似的，斯大林问到解放后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感情、妇女的工作概况、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汉字改革、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等问题，作为我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在文教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所取得的成绩。斯大林希望中国青年除重视科学技术的学习之外，也要注重教育的学习，提高当人民教师的光荣感和责任感，沫若微笑着点头称是。对于宋庆龄和郭沫若这样两位著名的和平战士，斯大林表示了深切的关心，希望他们努力争取有发动侵略战争危险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地来从事维护和平的事业。他还鼓励他们说：从事和平运动的人要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要象法国的一位少女那样，她为反对把军火运到越南去，躺在铁轨上阻止火车的前进。谈话在不知不觉中进行了将近两小时，沫若等怕斯大林过于疲劳，只得起身告辞，斯大林一边说“你们要使我疲劳是很不容易的”，一边亲切地与他们握别。①
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沫若回国后仅仅一个半月，突然获悉斯大林不幸得了脑溢血症。三月五日，他急匆匆发了电报表示诚挚的慰问，没想到第二天斯大林就逝世了。即与李富春、张闻天、罗瑞卿等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奔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三月九日，苏联人民在红场为斯大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六匹纯黑的马拖着炮车上的灵柩，斯大林的遗容通过水晶棺盖仰向天空，沫若和苏联各民族的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代表都脱了帽，在风雪中默哀、流泪。一两个月之前，沫若是最后一个与这位伟大领袖握手的中国人，今天他觉得“依然还在我手上的斯大林的温暖谁能相信不依然还在斯大林的手上呢”？①
①《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回忆》，1954年3月5日《人民日报》。
这次在莫斯科期间，使沫若又有机会再一次与法捷耶夫晤面。他俩在大小国际和平会议上已经成了老朋友，沫若非常喜欢这位性格直爽、笑声朗朗的苏联友人。年初听说法捷耶夫病了，当时沫若恰好在苏联，曾去皇家病院他那间象书房一样的病房看望过他，因此这次他一出院，听说沫若在莫斯科，就赶紧来苏维埃旅馆回访。沫若关心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他说基本上已恢复，但有件遗憾的事。他把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扣成一个圈，对着嘴巴举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这个快乐大夫不允许了。”沫若自然是会意的，便也笑着说：“不喝酒对身体确实是件好事！”法捷耶夫却又说：“碰到好朋友不能‘干杯’（这个词是用中国话说的）不是件苦事吗？”说罢又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古人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大概就是“赤子之心”吧？沫若觉得法捷耶夫对于朋友是天真的赤子，而对于敌人却是坚强的战士。①
①《雄鸡集·献身精神的榜样》
一九五三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值得纪念的，这是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祖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端。沫若对建国三年多以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在旧中国留下的百业俱废的残破基础上，他已想到了将来新中国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前景。他积极参加了救济失业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及失学学生的工作，因为他很清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的知识分子是越多越好。他关心文字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理事会一成立，沫若便当选为常务理事。其实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就已写了有关文字改革的书面意见递呈毛泽东，主张一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二要成立专门的文字改革机构。一九五二年二月召开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他在讲话中既指出：“中国文字改革是一个长远的问题”，“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又坚决主张必须走向拼音化；他还以生理学作为依据，提出“中国文字宜横写右行”，因为眼睛视线横看比直看要宽得多，文字横行能减少目力的损耗。由于他竭力倡议报纸书刊的文字均应左起横排，最后终于使这项提议得以在全国实行。①
①郑林曦：《郭老热心文字改革的二三事》，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作为科学院院长，沫若为新中国攀上科学高峰甘当铺路石子。他满怀信心认定在未来的科学宫殿中，中国人是会夺魁的，因为新中国的土壤、气候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一九五○年五月间，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政府与人民，满腔热情地欢迎自海外直奔祖国而来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两双科学家的大手紧紧相握，两颗赤子之心密切相连，……祖国的山岳河川在寻找着你，沉睡千年的大地在等待着你。……是的，我听见了山川的低语，我听见了祖国的召唤，我回来了。……两对湿润的眼睛交流着心灵的信息。九月间，听到美国政府无理拘捕申请回国的钱学森博士和赵忠尧教授时，沫若立即致电约里奥—居里，吁请他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同谴责美帝的无理行径。钱学森、赵忠尧既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自然有权利回到母亲的怀抱，献身祖国的科学事业，自此他密切注视着钱学森他们为返归祖国而作的斗争。
在中国科学院内，沫若十分重视历史考古工作。跟那些野外考据发掘工作进展得很快的欧洲国家相比，他总觉得中国的大地已经沉睡得太久，它为等待自己子女的挖掘似乎已等待得不耐烦了，因此他曾建议专门成立有关考古的研究机构。不久，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设立了考古研究所。沫若亲自领导，对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作了很多具体指示，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沫若参观了“敦煌文物展览”之后，心情异常不平静，他回想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支队伍在渺无人烟的荒漠中，为拯救祖国的文化遗产，描摹和保护石窟中辉煌的壁画，几乎熬干了心血，现在总算挨过了长夜，盼来了黎明。去年为了鼓励这支队伍的同志们能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他曾在百忙中给他们拍去了电报，充分肯定大家的工作成绩，他知道人在困难的境地更需要人情的温暖与对自己工作的正确评价。同志们是好样的，他们的出色成绩使全国人民感到惊奇，沫若认为应该给这些长年累月埋头于考古工作的同志和单位嘉奖，以充分表彰他们的成绩。①
①常书鸿：《回忆和悼念》，见三联书店1979年5月版《悼念郭老》。
沫若即使在各项工作都层层压来，有时自己都不知如何分身是好的情况下，也没放弃点滴可以利用的时间来从事学术著述。他自己明白，年岁大了，缺少年青时那股激情与劲头，因此写白话诗常常只是为了应时应景，确实“诗多，好的少”。现在每当真正激动时，他往往以旧诗词的形式来渲泄感情，似乎这更得心应手。这期间他自认能留给后代的有用的东西，恐怕还数他的历史、考古的著作。他不希望将一些夹杂着谬误结论的论著去贻误后代，对于自己已经认识到的问题，每每检讨了又检讨。为此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出版的、作为《十批判书》的补充的《奴隶制时代》，就把他原来定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上下限时间作了修正，将下限由原来的东西周之交，改定为春秋与战国之交。一九五二年八月由人民出版社影印重版了《甲骨文字研究》，同年《金文丛考》也重印了，沫若借写《重印弁言》的机会，表述自己当年研究、考释的目的，并以此奉告自己的同行们：“旧东西也是有它的麻醉性的，愈深入便越易沉沦。”①他在《中国古代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