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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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

　　对党的关怀，我特别感谢。我在悔恨自己为党工作得太少了。

　　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

　　沫若拉着立群的手，面对这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四十年的妻子，他是多么地舍不得啊！深怕她病弱的身体会经不住悲痛的打击，便再三叮嘱她：“遇事要冷静，要实事求是。”他仔细端详着妻子，见她脸色焦黄，目光忧虑，他的心都碎了。他以恳求的口吻，又一次对她说：“你不要悲观。你很泰然，我就放心了。”①他长久地凝视着她的面影，又迷迷糊糊地似乎进入了梦乡，眼前出现了一棵挺拔、健壮的银杏树，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里的那棵吗？不，是前海西街十八号院子里的那棵，一九五八年把它从西郊林场移植到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后来一九六三年搬家时再度移植了过来。这棵银杏年年开花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孩子们都很喜爱，常偎依着它，沫若特为它取了“妈妈树”的名字，寓有“孩子们少不了妈妈”的深意。沫若记得十分清楚，当立群因病去外地疗养期间，正是这棵银杏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那些望眼欲穿的日子，他也常常独自望着它的身影，魂牵梦绕……

　　

　　①于立群：《化悲痛为力量》，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版《呼唤春天的诗人》。

　　病重的沫若生命力还是旺盛的，经过医务人员和同志们的精心治疗、护理，他又转危为安了。五月下旬，听说正在召开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作为全国文联主席的他，又迫切希望赴会与新老文艺战士促膝谈心。由于有了前面多次的教训，医生和立群当然再也不会同意。沫若为不能亲临盛会而惋惜，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同志们的身边。于是照样将自己的肺腑之言以书面形式递交大会，希望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文学家、艺术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大胆创造”，“特别希望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的闯将，他们努力加强思想武装，敢于坚持真理，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放开笔来写，拿起笔来投入战斗，把‘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枷锁踏在脚下，深刻地、光彩夺目地反映我们的伟大时代”！①

　　

　　①《衷心的祝愿》，见《东风第一枝》。

　　在沫若看来，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是文艺界承前启后、拨乱反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开得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文艺的前途，因而他特别牵挂。六月三日清晨，他一睁开眼就问秘书王廷芳：“文联的会开得怎么样？周扬同志来过吗？”王廷芳告诉他会开得很好，周扬已于昨天晚上来过，医生不同意会客。他听后愣了一下，说：“我这不是挺好吗？太失礼了。”王廷芳说可以打电话请周扬来，他略加考虑后，犹豫地说：“他很忙，这太麻烦他了。”他让秘书在电话中与周扬商量一下。周扬很快来到医院，沫若已经坐在沙发上等候，今天他的精神之好，是多少日子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周扬向他转达了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的热切心情，也向他汇报了会上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热烈情景，以及大家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坚强决心。沫若频频点首，显得十分高兴，再三要周扬向同志们致意和问候。周扬说：“您是歌德，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是我们中国的国宝！大家都期望您早日恢复健康，重新领着我们前进！”沫若笑了笑，幽默地说：“我是什么国宝，我是‘郭宝’；你做了很多工作，我没有做什么工作，很惭愧。”①

　　

　　①周扬：《悲痛的怀念》，1978年6月19日《光明日报》；王廷芳：《光辉的一生深切的怀念》，见1979年《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

　　六月五日，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专门有一段，说：“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会议。全体代表细心聆听了他的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深受鼓舞，衷心祝愿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伟大战士郭沫若同志早日恢复健康！”①沫若由衷地感谢同志们的关怀，他在顽强地和病魔作最后的斗争。

　　

　　①见1978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六十

　　文联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之后不到一星期，沫若的病情急剧恶化，原来只是一瓣肺叶有炎症，现在已经变为双侧支气管肺炎。他抵抗细菌的能力非常弱，而且药物过敏，有些抗菌药不能用。从上海请来抗菌素专家会诊，采用国外进口的丁胺卡那霉素，然而效果也不显著。沫若感到自己不行了，他对护士们说：“对不起，你们白辛苦了，好不了啦！”持续高烧，他太痛苦了，有时不想吃饭，医生劝他一定要进食，为了不让医护人员为难，便听从了他们的意见，说：“那就吃吧。”然后艰难地，食而不知其味地一口一口磨着……

　　病魔常常缠得他迷迷糊糊，时而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护士们当然听不懂这些胡话，只有立群最清楚，这是他在潜意识中继续当年和“四人帮”的斗争。

　　六月十一日下午，沫若肺炎大面积复发，病情急趋直下。他感到时间的紧迫，便用尽全身的力气嘱咐立群：“要相信党。要相信真正的党。要相信……党中央。”他的呼吸已经愈来愈急促。傍晚，医生再一次用听诊器仔细听了他的肺部后，神情异样地走出病房，秘书连忙追出来，焦急地问：“现在郭老的病情怎么样？”医生声音沙哑地回答道：“肺炎扩散了，不能控制了，病情十分严重……”于是决定马上通知有关人员来看望。

　　次日上午，来医院探望的同志川流不息。这时沫若的体温接近摄氏三十九度，血压很低：低压不过四十，高压也只有六十。张光年哭着高声说：“郭老啊，全国文艺界的同志们都特别挂念你，想念你，你一定要保重啊！”沫若听懂了，十分艰难地吐出“谢谢”两个字，就不能再开口了。周扬、周培源等人来时，沫若眯着眼，嘴唇微微掀动，似乎想说什么，可是已经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乌兰夫也来了，王廷芳贴着沫若的耳朵轻声告诉他，他直愣愣地望了乌兰夫一眼，没有表情，也没吭声，仿佛已经不认识了。乌兰夫再三嘱咐医护人员：“要想一切办法，用最大的努力，抢救郭老！”

　　下午，中央负责同志都赶来看望，立群等人大声告诉沫若，只见他用力睁大着眼睛，然而已经失去说话的能力。显然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体温高达摄氏四十度四分，呼吸每分钟多到四十四次，血压下降到几乎量不出了。一切药物都已经不起作用，所有医疗器械也都派不上用场，心电图屏幕上跳动着的波形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平直……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十六时五十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走完了辉煌而曲折的长征路途，泰然地告别了人间。枕头下还压着成仿吾赠送的新著《长征回忆录》，那是他最后一次离家住院时，特意关照家人为他带着的一本书。①

　　

　　①成仿吾：《怀念郭沫若》，1982年11月24日《文汇报》。

　　十四日，新华社发出讣告：“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同志，因病长期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六岁。”同时公布了治丧委员会名单，计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宋庆龄、赵紫阳、陈云、邓颖超、沈雁冰、胡耀邦、成仿吾、周培源、周扬、巴金、夏衍、侯外庐等七十四人。①

　　

　　①次序按原名单排列。

　　沫若安详地躺在长青松柏和鲜花丛中。十七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代表怀着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并向他的妻子于立群和子女郭和夫、郭庶英等表示亲切慰问。当天，他的遗体即由方毅、许德珩、沈雁冰等人和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以及家属，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六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致哀，北京城沉浸在悲哀的气氛中。下午，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庄严肃穆的会场里悬挂着郭沫若的遗像，安放着他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以及首都群众近两千人参加了追悼会。由叶剑英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确切的悼词表达了党和人民对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历史剧，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开拓者。他创造性地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要建树。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对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遵照郭沫若的遗愿，六月二十日早晨，一架银灰色飞机载着他的骨灰，飞到山西昔阳大寨的上空，盘旋三周，将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虎头山的青松格外青，绿油油的谷子、玉米苗似乎也长得更茁壮了。

　　悠久便是你，悠久便是我。

　　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

　　和祖国大地合而为一的郭沫若，熏风永驻，遗范长存。悠久便是他，悠久便是火，悠久便是郭沫若！

　　

　　






郭沫若传后记






后记

　　自一九八二年拙作《郭沫若年谱》问世后，曾陆续收到不少老前辈、新朋旧友、海内外郭沫若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信，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和支持，有的同志还期待我们再接再厉，为郭老写传。我们的老师许杰先生也曾诙谐地说：“这是你们的头生子，今后要多生几个才好哇！”老师的教诲、朋友的厚望使我们懂得了，即使自己才疏学浅，只要扎扎实实地苦干，自己的劳动成果终究会得到读者的承认，并对他们有所裨益的。这个信念鼓起了我们的勇气，所以当几家出版社邀约我们写郭沫若传，或评传，或文学传记时，我们便又跃跃欲试，最后决定选择比较适合我们的一项，即《郭沫若传》，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订了合同。

　　为了借鉴别人的经验，我们曾阅读了不少中外名人的传记。大凡名人逝世后，总会有人为之树碑立传的，有的早在生前就有人抢着为他们挥舞生花妙笔了。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郭老的一生时间跨度大，从清朝末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民国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如同一条在历史的长河中翻滚腾跃的蛟龙，闪亮的鳞片间免不了夹带些许这样那样的泥沙，这原是不足为怪的。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如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要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

　　诚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员名将，一生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真切地把握他的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感情流动的波痕，以发展的观点统观全过程，同时又不能忽视各个阶段存在的具体问题。郭老在人生征途上起步不凡，初出夔门就满心希望：“我要以松柏的态度来刻画出自己的年龄，能成为合抱的大木给天下的劳人以一片清荫，即使中途遭了电击或者枯死，我也希望它的残骸能够供给贫苦人一把取暖的柴。”后来的行动的确证实了他的誓言，不过也不可否认其步履维艰，他曾一度灰心、失望、颓唐，也曾一度孤寂、懊丧、徬徨。至于他的风流韵事，其实也不必讳言。他曾以歌德自况，周扬同志也说他是中国的歌德，这倒并非溢美之词，他们两人确实有不少相似之处。

　　由于传主思想变迁纷繁复杂，生活道路久远宽广，文章学问博大精深，凭我们有限的才识，显然难于为他绘就细巧逼真的画像。我们只想以粗大的笔触为他全身勾勒一个轮廓，有时又借助一点细腻的描绘以表现他的性格，这里免不了要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稍加一些合理的想象。通篇力图用事实说话，尽量少发甚至不发议论。如果这样做能为郭老留下一幅粗糙的剪影，我们也就满足了，然而是否符合传记文学的要求，这只有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了。

　　在撰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多蒙前辈、师友如成仿吾、翁植耘、黄定慧、饶鸿竞、应义律、王廷芳、郭和夫、郭平英、李伟江、宋彬玉、方如伟等人的关心和帮助。尤其是成仿吾先生，他曾为拙作《郭沫若年谱》题签书名，结果因故未用，他非但毫无意见，竟又慨然允诺为本书题签，之后不到一个月即与世长辞了，因而本书的出版，对他老人家也是一个诚挚的纪念。另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本书责任编辑同志为了推动本书的写作，曾陪同我们去沙湾、乐山、重庆寻访郭老当年生活和战斗过的旧迹，使我们获得了不少感性材料；还有曾健戎、唐明中、郭宗瑨、杨华等同志和日本朋友内山篱、小野寺和子等先生为本书提供了一些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龚济民方仁念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夜

　　　　　　　　　　　　　　　　　　　　　　　　于华东师范大学一邨171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