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传 作者:龚济民 方仁念-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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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太宰府内观赏之余，饮酒谈诗，醉后互相扶依，蹁跹于梅花树下，倏地灵感又自天来，沫若放歌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底本体：
花呀！爱呀！
宇宙底精髓呀！
生命底源泉呀！
假使春天莫有花，
人生莫有爱，
到底成了个什么的世界？①
①《梅花树下醉歌》，见《三叶集》第160页。
两人还一同“照了一个相，并立着，手拉着手，作歌德和席勒的铜像状”①。当时沫若和寿昌的确在以歌德和席勒暗自期许，就在这次相会期间，他们曾在沫若家的小楼上对座共读了这两位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交谈了各自赞赏的篇章。
①田汉：《关于〈关汉卿〉的通信》，《剧本》1958年6月号。
这次与寿昌相聚，仅仅六天就分了手。初交撒下的友谊的种子，必将破土发芽、开花结果。为了让白华也能分享他们的快乐，沫若便赶紧写信把这一切告诉了他。郭沫若、田寿昌和宗白华，恰似三叶草的三片叶瓣，彼此并蒂矗生，相互依存，后来由寿昌提议将他们三个月来的二十通书简结集公诸于世，沫若特取《三叶集》为书名，以三叶作为三人友情结合之象征。被田寿昌称为“中国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这部通信集，真实地记录了这三个有为的青年并肩跃身文艺新潮的心声和足音。该书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于一九二○年五月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和社会的关注，三、四年内竟重印了六次，“这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①。
①《凫进文艺的新潮》，1945年7月《文哨》第1卷第2期。
九
“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①“五四”以后，我国文坛新潮澎湃，健者云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郭沫若一出山就处在这样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活是同新文化运动一起开始的，但在“五四”风云人物的队伍里，他是后起之秀，不用说第一个尝试白话诗的胡适（1891—1962），就是周作人（1885—1968）、沈尹默（1883—1971）、刘半农（1891—1934）、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在诗坛上露面也都比他要早一些。然而，他却后来居上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沫若的诗作络绎不绝地在《学灯》上揭载出来，有时一首诗连载两天，把整版的篇幅都占了。接着，《民铎》、《学艺》、《少年中国》等杂志也开始刊载他的作品。“他唱出了自己最好的，也是我们民族最好的歌”②，“具有新诗国的开国气象”③。
①胡适：《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②周扬：《庆贺郭沫若先生五十寿辰》，1941年11月16日《解放日报》。
③宗白华：《欢欣的回忆和祝贺》
当时日本的新思潮也已经波推涛涌。一九一九年四、五月间，《改造》、《解放》等杂志相继创刊；一九二一年二月《播种人》又面世，“宣言”表示“我们为现代的真理而战”，“全部打碎过去的艺术偶像，……要播新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自此开始。沫若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也很受了影响。反转来，他的诗作也引起了日本文艺界的注意，《死的诱惑》、《鹭鹚》等篇曾被当作中国新诗的标本而译成日文，分别刊载于《朝日新闻》和《日华公论》等报刊上，受到了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称赞，以为“没想出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这样民主的气息”，“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①
①郭沫若：《凫进文艺的新潮》，《创造十年》；郑伯奇：《二十年代的一面》，1942年3月《文坛》创刊号。
不过，从当时的整个情况看来，新诗创作还显得比较贫乏、单调，连胡适也承认，他尝试的白话诗很象一个“经过缠脚后放大了”的“放脚鞋样”，实际上还“很接近旧诗”。对于这种状况，郭沫若当然很不满意。他尤其讨厌那种冒牌的“假新诗”。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在给友人陈建雷的信中说：
我看《学灯》中很登了些陈腔腐调的假新诗，所以我对于新诗，近来很起了一种反抗的意趣。我想中国现在最多的人物，怕就是蛮都军底手兵和假新诗的名士了。
这时候，《学灯》编辑早已易人，宗白华已于五月间奔赴德国留学。郭沫若失去了“我的钟子期”的照拂，《学灯》对他似乎不太公平，居然把他的诗附在人家抄袭的他的诗后面发表，致使他写诗的欲望冷却了一些日子。好在有许多朋友鼓励，他并未停笔，除了继续在与宗白华、田寿昌以及成仿吾、张资平通信和交换新作之外，又由寿昌的介绍，与正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读书的郑伯奇（1895—1979）神交。这一年的九月完成的诗剧《棠棣之花》，以及翌年年假期间脱稿的《女神之再生》，他都将初稿先寄给了郑伯奇，然后又请伯奇转寄成仿吾和郁达夫，虚心征求他们的意见。尝试创作诗剧，这是沫若读了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歌德等人的剧作后，产生的新的创作冲动，结果得到了朋友们的肯定，尤其是得到了有很深的外国文学修养的郁达夫的支持。
达夫当时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与沫若一样也十分爱好文学。他读了《女神之再生》手稿，觉得诗中融合了惠特曼的豪放、泰戈尔的清幽、海涅的忿怒、歌德的深远，以及庄子的恣肆和苏轼的畅达，深深为老同学聪慧过人的创造力所打动。此时此刻，他多么想伸出手去向沫若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可惜从东京湾乘火车去博多湾要三天才能到达，怎么办呢？他别出心裁地用德文写了一首诗寄赠沫若。一个多星期之后，沫若收到了这首友谊的诗稿，于是在案头，在被窝里，在十里松原，在博多湾边，他读了又读，心中感到无限的温暖，修改《女神之再生》时，“尤得其暗示不少”。后来诗剧公开发表，他曾将这首诗译成中文附录于篇末：
他在远方，他在远方，
青而柔的春之空，
晨钟远远一声扬！
不知来何从。
只有一声，确是只有一声，
向往令我心深疼，
烦闷，烦闷，
我在十分思慕君！①
①原题为《百无聊赖者之歌》，载1921年2月《民铎》第2卷第5号。
在《女神之再生》里，诗人借上古时代共工与颛顼争帝之战，象征二十年代初中国封建军阀的南北战争，想假炼石补天的众女神之手，来“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至于这个中国究竟如何创立，诗人只是于诗剧的末尾向我们透露了一个可喜然而也颇渺茫的消息，说是他已“逃往海外去造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去了”。由于诗人目击这无垠的黑暗，不愿再写那黑沉沉挓蹚蹚的文章，因而他努力在诗剧中灌注光明和希望：
太阳虽还在远方，
太阳虽还在远方，
海水中早听着晨钟在响：
丁当，丁当，丁当。
如此把理想和愿望当作活的现实来描绘，化为现实的人生图画，正体现了郭沫若卓然独步的浪漫主义精神，显示了他特有的艺术个性。因此，一九二○年十月，当沫若在《学灯》双十增刊上第一次阅读鲁迅（1881—1936）的小说《头发的故事》的时候，虽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很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派的风味。但同时也觉得他的感触太枯燥，色彩太暗淡，总有点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驳。”①
①《文艺论集续集·“眼中钉”》
在文艺新潮中拍浪击水的郭沫若，自然向与自己的浪漫主义意趣相同或近似的弄潮儿靠拢。他与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郑伯奇以及陶晶孙（1897—1952）、何畏（即匡亚民）、徐祖正（1895—1978）等人书信和文稿往来更加频繁，每有佳作必钉成小册子相互传阅，而且各人会随兴在篇末所留空白纸张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有的象诗，有的似抒情散文，有的则是短评，这简直成了一种不定期的手抄本“回览式的同人杂志”。有人为这个别具一格的杂志取了个名字，叫做《Green》，中文译音为《格林》，意即绿色，取其象征生命，象征希望。该刊第一期的主要作品是成仿吾的短篇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第二期的主要作品是陶晶孙用日文写的短篇小说《相信运命》，后由沫若建议译成了中文，并改题为《木犀》。这两篇后面都留有沫若的手迹。被达夫誉为“散文诗”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实际上描写的是仿吾自己的留学生活，表现了流浪人的孤冷的情怀：新正初一，流浪人独自漫步街头，见有许多人无声无息地“跟着那抬灵柩的跑”，只有放风筝的孩子快乐地在雪地上蹦来蹦去，有的在“丢雪球儿玩”。达夫说“通篇被一种灰色的气氛充满了；令天涯愁客，不敢再读”，而沫若却读了又读，他以诗一样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由仿吾的小说幻化出一个新的境界：
仿吾！流浪的人！
待我再来丢个雪球儿罢，
抬灵柩的人我们让他跑去！
我们要把这满腔底氤氲，
酝酿成弥天的晴雪，
把生命底潮流美化，净化，韵化！
不可思议的雪哟！
我祈祷你永远存留，
待到地球冰化哟！①
①见1922年3月《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Green》确实代表了这一群凫进文艺新潮的年轻弄潮儿活泼的生命力与勃然的希望，它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从此大家更热情地创作，也更想对新文学运动发表意见。这样，组织文学团体和开辟新园地的要求，便愈来愈迫切了，于是，沫若的脑海里又漾出了二、三年前他分别与张资平、成仿吾洽商邀集同人筹办纯文学杂志的情景……
郭沫若传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第四章 敲响“创造”的大钟
十
沫若对文学的狂热，越来越导致对医学的厌弃，几度想转学文科，终因挚友和爱妻的劝阻而作罢。他于烦闷绝顶之际，迎来了满怀希望的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当他提笔给田寿昌写信的时候，恰好又收到了成仿吾的来信，大伙儿不约而同，谈论的都是关于筹办纯文学杂志的事。在他们看来，“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他们明白，如果说前阶段新文化运动的锋芒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那么现阶段应当着重于新文学的建设了。这个想法，不但意味着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而且在认识上又前进了一步，为日后成立社团奠定了思想基础。
①成仿吾语，见1921年1月18日郭沫若致田寿昌信，1930年3月《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
不久，仿吾连大学毕业考试都顾不上参加，就忙不迭地应正在改组编缉部的泰东图书局的邀请，准备去担任文学科编辑主任。沫若觉得这是实现他们愿望的好机会，便决计暂时休学，跟仿吾一同回上海工作。四月一日，两人在门司市会面后登上轮船，风急浪大，仿佛置身于摇篮之中。大海在欢跃，船儿在游曳，白鸥在追踪，眼前的这一切物象，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沫若顿时有一种新生的感觉。他与仿吾同睡在三等舱的一只角上，读着仿吾随身带的德译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和《新时代》（即《处女地》），与这些书中的人物交上了朋友，发觉自己的性格颇有点象《新时代》的主人公涅暑大诺夫：不是吗？“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高蹈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①轮船驶入黄浦江口，沫若倚着船栏远望，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他恨不得跳进江心，饮几口国内同胞喝惯了的水。跨进市区后，他盱盱晘晘，想好好看一看这阔别了六年的上海滩。黄毛蓝眼的水兵狎持妖艳的女郎，驾驶着马车横冲直撞，留下一股股难闻的腥骚味和一串串刺耳的笑声；大腹便便的老爷伴着嘴唇猩红的太太，从铮亮的乌龟壳里爬出爬进，在变幻万千的霓虹灯下，他们的脸色一会儿发青变紫，一会儿又闪着血的红色与鬼的绿气；挂满了烧鸡烤鸭的橱窗里，透过灯红酒绿的折射，一双双被饥饿之火灼伤了的眼睛，……原来这理想中的“平和之乡”，不过是光怪陆离的“冒险家的乐园”！从梦中惊醒了的沫若，感觉到了幻灭的悲哀。
①《文艺论集续集·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
沫若和仿吾落脚下马霍路（今黄陂北路）德福里三百二十号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不料改组的事已成泡影，人家已经有了编辑班子，因而对待他们的态度并不热情。泰东图书局原是个资本空虚的小店，经理赵南公只顾赚钱，虽要他们帮助编书出刊物，却迟迟不下聘书。仿吾见此地没有容下两个人的位置，便叫沫若留下继续经办上海的事，自己则回到家乡去，在长沙兵工厂当了一名技正（相当于总工程师）。沫若独寓在编辑所里，念念不忘自己的使命是要出一种纯文学杂志，三番五次与书局经理交涉，终于获得同意。然而孤单单无人可商量，事茫茫没有一点头绪，到底杂志该用什么名字，是定期还是不定期，由哪些人供稿，怎样结社，如此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定出具体的办法。看来有必要重赴日本，以走访各地的朋友，征询他们的意见。
六月初，沫若回到福冈。离家仅两月，可妻儿已被追求高额租金的房主逼得搬了家。当他看到在新居门口玩耍的蓬头垢面的和儿，以及背负着博儿里里外外奔忙的安娜，忍不住“泪浪滔滔”。为了丈夫的前途，枕边还来不及叙完离愁别绪，第二天安娜又把沫若送上去京都的火车。
在京都，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晤谈后，随即又赶往东京。他坐在夜车里，独自盘算着办杂志的事：友人们的态度不能说不热情，不过大家的课业都很重，稿源将难免供不应求，似乎以出季刊为宜；至于刊名，谦逊一点可用《辛夷》，夸张一点，不妨就用《创造》。有了这番比较周密的考虑，他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何况他知道，去年仿吾也曾多次与达夫、资平等人商议过这件事，现在再谈正是时候。
到了东京，他先去骏河台杏云病院，看望因胃病而住院的郁达夫。久别重逢，正是“六年别泪知多少，不道相逢泪更多”，两人的感情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达夫问起上海新闻杂志界的情形，沫若气呼呼地说：“别提啦！上海的文氓文丐懂什么文学！近来什么小报，《礼拜六》、《游戏世界》之类又大大抬头。有些谈新文学的人，把文学团体当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