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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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如今，个人隐私被过分重视，自我封闭的现象日趋严重。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文明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些观念往往不容易改变。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的重视人与环境的共存、强调社会连带感的现象，可以理解为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的回归。　　　　
　　　　同样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社会在战后高速发展期的住宅建设，对传统的居住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简单的抛弃的方式，而事实证明是失败大于成功。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潮以后，尤其在近年，一般的市民对LOHAS的“重视环境和健康，崇尚持续可能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同时，在建造、环境保护及自然能源的利用等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第四部分　建筑视野第33节　建筑的永恒

　　　　贺承军　　　　
　　　　历史上那些宏大而坚固的建筑残痕，试图宣示永恒的意义。但这一宣示是矛盾而富于反讽性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金字塔这种体量庞大、造型稳定、结构牢固的纪念性建筑，仍然抵不住时间打磨。四千多年，就磨成这样，再磨四千年将会怎样？永恒，到底是以多少年作为底限？　　　　
　　　　但在语言上，永恒或永久是有具体实用价值的。一个男人永远爱着一个女人，白头到老，就具有公认的永恒意义，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永恒爱情，也通过精神与语言而传存。这种传存永久之道，即是人类精神通过神或上帝而取得意义。　　　　
　　　　反观建筑，因为它是通过无生命的物质以有形的体块堆积而成，则尽管其有形的生命会长久于人的个体生命，但建筑在精神和语言上的永久性，要脆弱得多，也充满歧义。这是人类以自我主观为中心设计的语言座标上，对一切非人类生命的物体的刻意编排。永恒的建筑，是人类可以崇拜也可以贬废的东西，因为它是人工造物。　　　　
　　　　人类以自身的需要，来定义建筑的永恒尺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院里委派我和一位搞测绘的同事参加与天津大学的“湘西民居调查”合作项目。我们跋涉于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数小时的山路上时有野兽出没而见不到人，偶尔遇到一座简陋的凉亭或稍有人工痕迹的路边泉台，或一块甚不起眼的“石敢当”咒语碑，我们都欣慰不已。人工造物之渺少而亲切，在大自然中却昭示着一种永恒意义。　　　　
　　　　在大都市中，宏筑巨构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尽管建筑语言喧嚣纷繁，人作为个体置身其间，反觉麻木而陌生。那种给人启示和惊喜的建筑甚为难求，精神的支点很难找到人造物与大自然间的合适交汇场所。永恒的概念，就在大规模的无差异的人工环境中丧失了。而世俗行政力量对永久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之限定，更加诡谲不定。以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我们的城市命名它是永久性建筑，而以木头、塑料、油毯和帆布为基本材料的，被称为临时窝棚。与大规模的城市巨构相比，木头、油毯造的房子实在太渺小了。但恰恰是这种所谓窝棚，在继续履行着人类建筑的基本功能：遮风避雨，提供安全的居所。而那些宏构巨厦、豪宅成为炫耀性的场所，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人性的相对顽劣的那一面需求。只是现代哲学家们为这种顽劣性作了一番巧妙的修饰，将之披上“人类精神更高层次追求”那么一件外衣。　　　　
　　　　在炫耀性的场景中，永恒之辞光经常闪耀，但永恒的真义已逐渐衰变。从居住者对居住场所的关切度考量，其实临时性窝棚凝聚了更深切的人性需求。这就是在城市贫民窟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人类故事。从墨西哥城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曼谷，从北京到广州，贫民窟被城市当作罪恶的渊薮；而从旧金山到纽约，贫民窟的场景已经好莱坞梦工厂制作，打扮成富于幻想与冒险的地方。　　　　
　　　　贫民窟是暂时的，贫民窟是永久的。中国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及与边缘地带紧密相连的广大乡村，贫民窟甚至成了“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部分。我常常站在城市豪宅与窝棚之间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豪宅的居住者在幻想更换更大的豪宅，窝棚居住者想离开窝棚，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吗？同一座城市的城市梦想是否包括了它们？那么，是谁在思考和追求城市的万年大计？没有任何人。可能，所谓万年大计，完全是个假问题。永恒建筑问题，已不存在于现代城市之中。　　　　
　　　　如此说来，经典的城市美学可能面临根本危机：人类不能对假问题作出回答，而只能对现实的真问题作出思考。设想城市美学的永恒形式不可能，而应当赋予人类现实的追求以永恒性，这是人类语言的圈套，也是语言的基本归宿；永恒建筑存在于广义的语言之中，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形式。　　　　
　　　　这个思维之锁打开了，反而印证了另外一条真理：关注平民或贫民的建筑，那些形式存在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建筑，具有伦理上的永恒意义，而那些显现君主、教皇们意志的伟大建筑，形式上存在长久一些，却是一种虚假永恒性的显现。这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师们面临的最大困惑，由于往往求不到解，因而迷失在虚假的永恒之道上。


第四部分　建筑视野第34节　住在街上

　　　　德源　　　　
　　　　以前我们是这样生活的：住在街上并且享受着街坊，享受着街道，享受着街市，似乎是很农耕的一种居住方式。不是吗？每当我们驱车经过村庄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就是不折不扣地这样度过每一天。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小区，围上围墙，立刻进化升级，这里一般是干部的专属住区，是城市平民做梦都不敢想的所在。　　　　
　　　　小区，也就是小众的生活空间，讲的是地段的方便和矜贵，然后就是住家的身份、等级、资历，小区之小，可见一斑。小区代表了阶层生活的不同，是计划经济的居住体现，是福利分房的特殊福利。　　　　
　　　　小区持续至1990年代末，社区兴起，精致的围墙、欧式的立面、花园、会所、泳池、步行街，不一而足，商品时代降临到住宅产品上，社区建设成为发展商比拼内力的大舞台。　　　　
　　　　而将来，我们还要住在街上——说得好听点，是住在街区。　　　　
　　　　从小区到社区，再到街区，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居住进化论的真实体现。　　　　
　　　　生活在小区缺乏真正的安全和舒适，生活在社区却又缺乏真正的繁华和交流。如果是一个太大的社区里，你又正好住在靠里的位置上，你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打消“出去走走”的美好念头，因为，走出社区需要花你10分钟时间——更可能的是，走出大门，就是另一个属于车辆而非属于行人的街道。夸张一点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集中营。　　　　
　　　　那么，住在街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一抬腿就是街道，有车来来去去，但是更有行人经过；街转角的小店是熟悉的档主，见面打个招呼；走去街对面的面包房买几件新出炉的面包，包起来带回家——　一切都在步行几分钟里发生，简单却富有自由感。这就是住在街上的妙趣。　　　　
　　　　人车分流刚刚成为许多社区争相标榜的物业价值，禁止陌生人进入生活区域也已经成为了社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共同法则，住在街上岂不是要产生更多不安全因素，从而大大降低高尚物业的生活水准吗？正确的答案是：当下高尚物业的规划取向已经开始了OPEN化街区建设的全面探索，住在街上将会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居住形式。　　　　
　　　　无论从横向的世界还是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住在街上往往是富人居住圈落的典型特征。远的不说，单说近代中国最典型的居住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天津五大道。五大道是上个世纪初的租界区，德国、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建筑风情在这里集中展现，并且与本土文化产生了相互的融合与借鉴，成就了一幅独特而沉静的生活画卷，尤其令后人叹服的是它对街道以及街区的尺度把控和气质营造。　　　　
　　　　五大道上的街道尺度一般都保持在7米的宽度，街道两侧是树荫掩映的人行路，然后是花台花坛，再退后就是住家的围墙，一般高度在两米左右，高过人头顶不是很多。沿着围墙散步，相当清静惬意，围墙里面是建筑，一般最多是三四层的高度，不会给街道上的行人以任何的压抑感，且对土地的利用也很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建筑密度。局部有大量的连排住宅，独门独院的人家也大都相连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沿街道居住的邻里街坊。　　　　
　　　　每家每户的门都朝向街道，称之为街门，而门内的院落有大有小，有的是前院，有的是后院，与外部连接紧密，同时也保持着私密独享的空间。　　　　
　　　　这样构成的街区路网较密，更是大大便利了住户的出行与彼此交往。街道之间的交汇能够精雕出若干个小巧实用的街心公园，成为大家碰头的好地方。围墙之间的连接也绝没有简单处理成直角，而是花费心思变成了弧形的交汇，经过时，畅顺自然，视野无碍，有的转角又会开出几家店面，方便生活的同时，也是让人产生亲切感和交流感的街区符号。　　　　
　　　　谈到交流，确实是街区所能够带来的生活价值，这里包括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外部丰富的可能性达成的种种交流，其实都是体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精神内质。　　　　
　　　　把关注的目光拉回到今天，让我们看一看深圳的华侨城。华侨城在孟大强先生规划之时，就非常强调地坚持，所有的道路都命名为“街”，而非“路”。现在我们明白了，华侨城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区，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街区。住在街上的价值，从华侨城的居家地位急剧上升可见一斑。　　　　
　　　　依山就势，曲径通幽，蜿蜒连绵，饶有趣味，这就是华侨城街道的显著特点。这样的特点直接导致并完善了包容性与防卫性兼而有之的街区功能。包容性，就是说它与外部空间的无阻碍联结，任何人从多点进入都很方便；防卫性，就是说由于没有直来直去的大路，拐来拐去的街道，不熟悉它的人很难辨认，极其有效地防止了外来车辆以及行人的穿越。　　　　
　　　　华侨城的街道宽度也不超过10米，这与历史形成的天津五大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要义呢？万科的规划专家肖楠先生作出了解释：这样的宽度使人更容易通过，可以与场所建立更好的交流感。如果超过10米，可想而知，车辆行驶速度加快，行人更是无法到达街的对面，那就不是街了，而是马路。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交流感的产生不一定局限于会所或者花园，更多的可能倒是在街头，那就是为什么“上街”这个词始终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美好憧憬。只有开放的街区，会给我们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一个前提。　　　　
　　　　交流感也是我们今后需要购买和享用的物业附加值之一，就像现在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保安、清洁等物业服务带来的尊贵感。交流感在日常的居住体验生活中，可能会比尊贵感更丰满，也更有价值。　　　　
　　　　不妨期待着，住在街上的日子正慢慢向我们的生活靠近。


第四部分　建筑视野第35节　回归市中心和城市再生

　　　　傅志强　　　　
　　　　引导时代的城市活动产生于怎样的场所？虽然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在思考21世纪的城市居住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　　　　
　　　　在城市再生的问题上，可能许多人会注意到美国的SoHo现象，SoHo是纽约曼哈顿南部地区SouthofHoustonIndustrialArea的简称。曾经因为该地区居民反对修建快速道路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一度是繁荣衰退最严重的地区。但是，近几年通过现代艺术活动的聚集和展开，本地区开始复苏。甚至有不少先端产业的据点安在该地区。这种市中心的再生现象，一般被称为SoHo现象，并逐渐影响了美国的许多城市。例如，丹佛的LoDo、西雅图的SoDo、旧金山的SoMa、芝加哥的SuHu等地区。在其再生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被称为Loft的居住形态的新商品。　　　　
　　　　SoHo现象是与展开新的城市活动相适应的空间的一种结合以及其连锁的现象。活动是指各种的艺术、创业等活动，相适应的空间是指其场所、规模及可以接受的租金。其次，有历史积蓄的环境魅力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相呼应的条件所引起的相乘效果，得以产生新的城市活力以吸引人们的聚集。这就是SoHo现象。如果城市没有了产生这种新的活力的动力，必然会趋于衰退。　　　　
　　　　许多人知道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的《雅典宪章》。1998年EU的11个国家城市规划师组织发表了《新雅典宪章》。这是针对21世纪的城市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阐述城市经济的活性化。行动纲领指出：“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在其自身资源的同时，还有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度”；“为了强化城市的经济基础必须促进扎根于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群的开发”；“中小型企业群以往有多产生于旧城的倾向，我们必须学习这些历史城市所具有的特质”等等。从中可以感受到行动纲领，对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将来所面临的课题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文脉上又与前面提到的SoHo现象有共通之处。　　　　
　　　　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再生不应采用大规模完全推倒重建的方式，应该采用局部更新的方式，这也是美国近年所提倡的新城市主义的一种思想手法，即所谓“贤明的成长”。尽可能对旧城以及市中心进行再认识，再发掘，抑制无限制的郊外扩张。　　　　
　　　　回顾20世纪的城市开发，大多是为了解决城市薪水阶层的居住问题，即便成为人们“乐于居住的城市”，也还不能成为人们“乐于前往的城市”。仅仅是“乐于居住的城市”不能产生21世纪新的城市活力，如何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是20世纪的城市开发所缺乏的，也是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一个课题。尤其在考虑城市居住方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因为，它的城市改造考虑了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便利，同时又能确保居住生活的城市环境。　　　　
　　　　面临大规模城市化过程的中国，各个城市在开发大量的“乐于居住的城市”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的开发思想。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其历史上形成的城市整体，尤其是城市中心的活力。缺乏历史积累的新城市的开发更需要注入这些可以形成城市魅力的元素。


第四部分　建筑视野第36节　当“心的指尖”触动空间

　　　　志鉴　　　　
　　　　1958年，日本音乐学院青年毕业生小泽征尔（生于1935年9月），开着一辆悬挂厂家标志的摩托车，孤身远涉重洋去欧洲学习钢琴和乐队指挥，而后，小泽凭借天赋、机遇和刻苦努力成为了著名指挥家。　　　　
　　　　安藤1941年生于大阪。高中时代，安藤就有一种要“到海外去”的强烈愿望，他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资格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18岁时安藤开始考察日本文化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庙宇、神殿和茶社等传统建筑，与小泽征尔的游学经历相类似，安藤在1962～1969年之间，也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周游了世界。通过游历，观察和体验了不少的建筑，这包括美国建筑的现代建筑与技术、亚洲的宗教和艺术、欧洲的浪漫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