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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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须有完备信息和超级理性，也即是说，决策者必须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制度，才可能选择出最优的制度来。但决策者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所以，制度是不能被选择的，也即是说，制度只可能是演进的，而制度成本的比较，也只可能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那么，有必要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或者理解博奕是如何进行的，才可能比较出交易成本。
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汪丁丁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整理”，他利用罗宾斯的机会成本概念说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机会成本的大小，因而交易费用大小便无法比较。接着，在《产权博弈》中，汪丁丁以四个案例阐述基于开始的均衡点，如何因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导致不同的产权分配制度（另一个均衡点），以说明“对产权关系演变的研究可以转化成在给定时刻（从而给定个人知识传统）对一次性产权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点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类似‘交易费用’、‘外部效应’和‘剩余索取权’这类概念是局部分析框架里的概念，它们在博弈论框架里没有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应用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之后，产权、剩余索取权、交易费用均有赖于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结果而定。产权的界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只能是在静态的均衡点上比较，当出现不对称信息的混合策略解时，这种比较有赖于概率意义而定。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假设条件，交易费用才能在不同的博弈均衡上进行静态比较。因而，汪丁丁认为：“理论不应该继续建基于‘交易费用’概念上，尽管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概念是局部均衡分析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么，什么是企业？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解答这个问题，张五常将其推演成契约原理，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以为市场和企业均是契约的特例，却没有给出在博奕论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进一步，汪丁丁还怀疑此种考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归返真实》开篇所说的：“对任何契约结构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研究者对契约各方所在的特定社会的整体了解。”也即是说，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事物（契约）保持客观的独立性，但却又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理解契约制度背后的潜规则（默会知识），这本身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问题是：企业是什么？
重新回顾哈耶克对“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解，制度不是设计出来，而是参与者自发扩展（博弈）的结果。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重新指出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的联系。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从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这是他用来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
从一种博奕论视角来说，关于企业的问题，有必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事件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
个人进行决策的环境不是由人们想像的、没有自身目的的不确定状态所决定。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部给定的自然界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相联系，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被表述为“行为不确定性”。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在不完备信息的对策中，尽管局中人有明确的目标，仍有行为的不确定性。
遵循诺斯关于“人和人”和“人和自然”的两分法，可以这么重新理解为以下两部分，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制度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变迁。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技术可能值，而制度的创新变迁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减少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正是一个博奕论视角下可比较的交易成本。很有趣的是，经由科斯…张五常…汪丁丁的阐述之后，对于企业的理解又回到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去了。
奈特从固定工资的角度考察问题，隐含着熊比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于一个博奕环境不确定而博奕因素同样不确定的真实世界环境，我们实在很难说，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能真正通过利润被估价。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来。
在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包括契约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不确定性。因而与其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不如直接回归哈耶克和奈特的理解。与其说企业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如说，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由其利润所得来衡量这种博奕结果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
人类社会为了对付此种不确定性，按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其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并经由长时间的博奕演变，最终出现于秩序之中。也即是说，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地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就是在原子状的无意识海洋之中，重新集结出一个个孤岛。从而，群体表现为诸种制度和组织面貌，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博奕”的某种中间状态。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作为孤岛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孤岛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契约状态（文化意识、制度结构、管理水平等等），或者是来源于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无论如何，结成企业这种孤岛之后，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得以量化并获得报酬，从而，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得以淘汰掉低能力的组织，使扩展秩序之中的不确定性得到衡量并形成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如果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那么，与汪丁丁的理解不同，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市场被哈耶克阐发为扩展秩序，而企业则基于市场而诞生，企业、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
一旦遵循博奕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组织，那么，将博奕状态形式化为企业，比不形式化为企业更有利于测度。组织比合作博奕的默契更明确，默契的合作博奕又比非合作更明确。这就是说，企业比之市场，是一种更稳定的组织状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的好处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看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简便地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等，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
张五常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边界的无法确定而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它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过渡状态，比如说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GDP或汇率，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比之企业这种测度形式，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成本要远远高得多。不同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常需要长时间的兴衰成败的考察才能显示出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使我们想起了黄仁宇对国家“数字化管理”的考察。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更好地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
本文的整个推论就是：为什么有企业？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个词语来源于北望论坛颤抖手兄对这文章的批评，被认为最符合我所想表达的想法）。
第五部分 经济人俱乐部第42节 发展的城市是大地的希望
——甲申春节探亲有感
赵晓
所谓“三农问题”是眼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上自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自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但笔者向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并不太准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学上已有专门定义的“二元结构”问题。事实上，离开了城市和城市化这一元，单单将眼光放在所谓“三农问题”上，是很难找到“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方案的。
农历甲申年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大大印证了笔者的想法：中国的城市化正前所未有地加速改变着乡村，并带来新的生机。
笔者老家江西奉新县是典型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典型的中部亚热带水稻种植与山区经济型农村地区。据《奉新县人民政府统计局关于200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2002年三个产业结构为44∶33∶23，很显然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仍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现今的中国农业增长有限、增收有限，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地方，其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都会存在许多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农村地区，却因中国城市幅射力量的加强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是“打工经济”的崛起。据估计，全县20余万人口中，每年出外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的高达数万人，某些乡村几乎倾巢出动。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一年所创造的收入至少在两亿元人民币以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汇回本地，并用于买房置业、婚丧嫁娶等消费，从而对当地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
笔者这次还特地回到了当年下放的小山村参观，结果失望地发现，除了山山水水的风光一如昨日外，衰败迹象反比昨日更盛，这可以说印证了有些人强调的农村问题之严重性。但是，恰似陆游诗所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衰败的山村相对照，我还看到了县城的日益繁华，无论是街道、市面以及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村里有本事的人或者移居大城市，或者移居次一级的县城，从而抛弃了小山村。年轻人更是如此，大多打工在外，并且不再愿意回到小山村，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
我有一位亲戚，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先是开的士，每年赚五万元，积三年而创货运公司，现在据说一年可轻松赚20到30万。他的家已搬离这个小山村，改到交通更方便的毗邻公路的一个地方安家落户，新建的房子耗资七万，是一栋漂亮的小楼，那有出息的大儿子干脆已移居镇上。
关于中国的地区差距，经济学界的一个看法是，以属地而计的GDP统计方法夸大了这种差距，如用以人口而计的GNP来统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是相符的。另外，关于“三农问题”，明眼人曾指出，农村衰败是因城市兴起，应该说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也是吻合的。
所以，地区差距并没有那么可怕，农村衰败也没有那么可怕。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二元结构中综合考察。
其次，城市幅射力量的强化，带来农村定位的调整及新的生机。奉新距南昌仅70公里，过去交通不方便时，只有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因此需要碾转走上五、六个小时。前几年沥青公路修好后，行程已缩短至二、三个小时。这次回家，我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路正在拓宽成六车道的大道，并且可望在今年通车。
如大道修成，从南昌至县城，个把小时也足够了。交通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幅射力量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和农村定位的改变。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电话（全县居民用户普及率达37％）、宽带的普及，相信很快会带来全县经济的变化，是前所未遇的发展良机。
这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可带来空间的改变。在过去的交通条件下，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一旦交通条件改观，农村不再是农村，而实际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城市经济幅射的一部分。笔者预测，因新的高等级公路修通，很快将出现上班在南昌，下班回奉新或周末在奉新的新候鸟一族，进而带来奉新房地产经济、旅游经济以及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由此，笔者曾对当地人士提出，奉新的发展定位应做出回应，及时调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几年的发展思路要改，不一定非要重复别人发展工业、污染环境的老路，而是要充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就像台湾宜兰县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跳过工业化，着重通过环境的保护，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新的城乡变化态势下的经济优势，寻求后来居上的发展。
第三，围绕城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新调整。历史上，奉新的猕猴桃、大米、毛竹等一直是传统优势作物，也是过去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但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却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苗木产业。据县统计公报载，2002年，全县的花木产业面积达2万亩，从业人员5千余人，并形成4个千亩连片花木基地，花木已成为部分农民增收的一条好途径。
对于这一产业，笔者专门调查了当地的一个大户。该大户用于苗木种植的承包土地达150亩，但每亩农地每年承包费用仅200元，加上人工等费用，每年的全部支出也就10几万元，但创造的收益却堪称暴利。譬如，他收购并卖出一棵较为贵重的桂花树可获利几千到上万元不等。而且，他的产品卖出去也罢，暂时卖不出去也罢，关系都不大，并没有太大的市场风险，笔者戏称是一旱涝保收的“绿色银行”。这样的产业，无疑将成为振兴奉新经济的重要产业。
本文所罗列三宗：打工经济、农村融入城市并带来新的定位、围绕城市化的农业产业调整，全都是二元经济互动之结果。在这里，关键是打通二元经济的“经络”，勿使其堵塞，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