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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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
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
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
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
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
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
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
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第五部分 经济人俱乐部第49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1）
万杰
加息周期，汇率吸引眼球
2002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当1997年整个东亚笼罩于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之下时，中国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定。作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积极财政政策。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渐渐由通货紧缩转入通货膨胀，人们担心的焦点，由内需不振转为投资过热。
自2004年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CPI（消费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存款利率、PPI（生产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的非正常现象。由于银行存贷款双双出现负利率，央行加息势在必行。自10月29日央行9年来第一次加息开始，中国进入加息周期。
通货膨胀导致负利率，负利率导致加息。进一步追溯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会发现，中国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低估——按现行汇率中国国内物价低于国际水准。
因此，中国当前的所谓汇率问题（人民币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所谓利率问题（通货膨胀、负利率、加息），系出同源，且殊途同归。解决了汇率问题，利率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汇率问题也会自然消失。总之，或者人民币升值（道路1），或者国内通货膨胀加升息（道路2），或者双管齐下（道路3），中国必须在三条道路中做出选择。
从目前情况看，央行选择了首先升息，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道路1。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悬念只在于人民币何时升值、以何种方式升值、升多少。
现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升值者据说找到了八大理由，而主张升值的理由更多。在加息周期终于登场亮相的这一刹那，另一个舞台上犹抱琵琶的人民币汇率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外汇政策诸形态及利弊分析
任何一个发行货币的现代国家都有外汇政策。外汇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兑换政策，二是汇率政策。
兑换政策有两种，一是自由兑换，就是民间（包括境外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外汇，当局不作干预；二是外汇管制，就是民间必须得到许可或通过指定渠道进行外汇买卖，当局可以禁止某些买卖行为。
汇率政策也有两种，一是管制汇率（或称固定汇率），就是汇率由官方规定或者官方以市场手段将汇率限定在它期望的水准上；二是市场汇率，就是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局不做干预。
由于市场汇率的前提是外汇自由兑换，因此外汇政策一共有三种基本形态：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外汇管制加管制汇率）、完全自由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市场汇率）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管制汇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汇管制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外汇管制严重损害境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资本流入。境外投资者因为害怕将手中的外币换成本币后无法换回，因此不敢做长期投资，只有少数敢于承担风险的投机资金会进入一切快速周转领域。要让境外投资者没有后顾之忧，必须允许货币自由兑换，或对外资的撤出做出长期承诺。
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也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因为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所以当局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价格，而调控的前提是，当局手中必须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旦碰上本币换外汇的高峰，而当局外汇储备用完，管制汇率就宣告崩溃。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理论上看，自由的外汇制度是最好的，没有以上两个弊端。但如果全世界非主流货币都采用这种外汇制度，将导致交易成本严重上升，国际贸易从业者无所适从。假如全球有100种货币实行自由外汇制度，那么将有上下浮动的4950种汇率，这等于将国际货币市场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史前时代。所以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半管制外汇政策，尽管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
中国目前对国内居民采用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而对外国机构和人员实行官方指定汇率、统购统销的特殊政策。这种外汇政策的优点有两个，一是国内居民资金无法进入汇市，降低了遭遇金融风暴的风险；二是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不会削弱外资进入的吸引力。
但这种外汇政策也有缺点。它在国内实际物价与国际市场平衡的情况下非常稳定，但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可能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一是可能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取短期暴利；二是将可能导致逐利资金以实物贸易替代汇市操作，引发国内的物价波动和利率危机。中国当前已经感受到这种尴尬局面的威胁。
中国输入通胀与人民币升值压力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状态，国内市场一经启动，就呈现井喷式增长；加之外汇管制对外国居民网开一面，中国迅速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国内市场的快速启动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尤其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但是产能增长反映到货币供求上需要一段时间，因而汇率难以随之做出紧贴式的调整，这就导致中国的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渐渐走低。尽管对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估测，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从10％到40％相去甚远，但人民币被低估则几乎无人加以否定。
人民币被低估为国外逐利资本提供了快速赢利的机会。比如：将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购买物资，然后销售到美国市场上再得到美元——这一赢利模式相对于在中国做直接投资，风险更低、收益更高、操作更简便。
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导致从美国到中国的单边货币流和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美元储备急剧增长。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边贸易同时破坏美国和中国的物资－货币均衡，导致两个国家都出现物价波动。
在美国的一侧，由于货币流出和大量非本土生产的物资涌入，导致了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在中国的一侧，由于美元换成的人民币全部投入市场，与本土消费者形成竞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输入通缩，中国输入通胀”。
短期内看，输入通缩对美国构不成致命威胁。首先美国的经济总量远大于中国，对华贸易所占比例有限，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幅度也有限。其次短期内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要容易，美国只要适当增发货币，就等于向中国收取铸币税，无偿得到中国的物资。
第五部分 经济人俱乐部第50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2）
但中国输入通胀，对国内市场冲击极其巨大。而治理通胀的难度远大于治理通缩，无法治理的通胀，必然伴随利率危机，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但利率调整对于资本市场将构成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而这种呼声，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个别行业的实际利益受损。中国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相比，存在结构性差异。因而从中国流向美国的物资流，其类别组成并不均衡。它对美国市场的冲击，不仅降低整体物价，更改变美国国内的物价结构。那些与中国产能重合的行业，因价格上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而面临被挤出市场的危险。这些行业及其政治代表，必然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交涉，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二是人云亦云，占了便宜又卖乖。将贸易顺差视为好事，贸易逆差视为坏事，是近代欧洲重商主义的一贯传统。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益最大的是美国消费者，但美国政界部分人物或者是不明其理、真的糊涂，或者是转嫁矛盾、故作糊涂，总之以贸易逆差为理由，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或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三是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短期利益背后的长期危机。对外的贸易逆差，短期看是美国发行货币而无偿占有其他国家物资，但长期来看则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一旦这些流出的货币返回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物资，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国家，不可能限制境外主体入内购物。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外来物资将抑制美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增长，进一步扩大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及其杀伤力。而如果人民币被低估，从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就不可避免。按照美方统计，２００２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１０３１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２３．７％，中国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出于这种担忧，一些美国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促成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