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2005-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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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吧，如果没有爱情这种信仰，滥交就是人类惟一的出路，是获取幸福的必然做法。滥交是世界上所有动物的性本能，我不认为人可以例外。在动物社会里，不滥交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比如说一只公鸡打跑了所有公鸡，母鸡们只好无可奈何地为该公鸡保持贞洁。为爱情守贞，则是人类才会有的理性的、自愿的选择。人不一定要选择爱情，正如人不一定要富裕、要成名，不一定要有信仰。惟一不变的真理是：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对其他事物的割舍。选择爱情，就须割舍纵欲。
滥交不可能产生爱情，因为是爱情不是有形的产品，不会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中途而废者没有前途。爱情类似于一场两个人的艺术，磨练越久，爱也将日益博大精深。可以说，为爱情守贞，也就是为这场艺术的自愿献身。对爱人的忠贞并不是爱情的责任，而是内容；并不是游戏的规则，而是游戏行为。反过来说，失贞也就并非罪过，至多是艺术的败笔。没有失贞行为的爱情，也许就像没有穿帮情节的电影，反而失去了真实性。
在电影《手机》里，女人对失贞歇斯底里地过敏，男人则对守贞歇斯底里地恐惧。既然如此，双方还不如用谎言各自粉饰太平，相安无事，也算是一种生活。有趣地是，双方对谎言又如此不满，女人痛恨，男人也因撒谎而日夜心神不宁。《手机》的世界于是就可笑地非驴非马，既不理想主义，也不功利主义，而是二者拼凑的一个怪胎。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男男女女们既不敢直面人类滥交的天性，又无能力追求理想的爱情。为了掩盖自己在性和爱情方面的双重无能，他们把“谎言”作为替罪羊，推出来大加挞伐。我觉得，这类作义愤填膺状的谴责本身才是很大的谎言。《手机》所创造的电影世界，彻头彻尾，正是这样一个很大、很无聊的谎言。
第九部分 灯下文字第82节 以未来的名义，用现实诠释过去
钟伟
对我而言，有相当多的词汇我始终是不知所云，例如“历史”，对于历史的定义，让我这个彻底的外行非常困惑。比历史学家的数目还要多的相关的大词汇，诸如历史的车轮、历史的智慧、历史的创造者之类，更让我如坠云里。在我看来，所谓历史，就是活着的人，以未来的名义，对过去的再现和诠释。但是以我们的“现代性”所展示的历史，往往并不是历史本身。所谓“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也许用现代语言和文字所再现的历史是最远离历史的，所以在我看到《法兰西千年史》和《美国千年史》，发现这是两本比连环画有趣得多的图片集时，恍然有了一种以“无名”抚摸历史的感觉。
骑士、游吟诗人和哥特式教堂的粗陋法国
随着年岁的渐增，我从不掩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像《道德经》这样的名篇，迄今至少有2500多年，而中国人仍然可以从中吸收不尽的精华。法国和美国有“千年史”吗？这是我看到这两本书的第一个疑惑。对于法国，我知之甚少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这个遥远国度的事情，对其印象，不过是芭蕾、香水、艺术和精巧的病态而已。在法国经历了1789…1815年这个暴乱时期，经历了上断头台的贵族、教士、革命者之前，在《马赛曲》和拿破仑出现之前，我真不知道此前的法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从1789年算起，可以被16世纪法国诗人贝莱引以为骄傲的“法国，艺术、军事和法律之母”的定义，不过区区200多年而已，何谓千年？
所谓历史，不过是现代人以其方式所选择的历史。在《法兰西千年史》中，将法国的历史划分为1000—1515年的第一历史时期，公元843年的《凡尔登条约》界定了法兰西的边界，法兰西王朝才有些微的影子。在这个时期，除了苛严的教会，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这三样东西又可以隐约地用圣女贞德、百年战争和黑死病来概括。除了骑士、游吟诗人和哥特式大教堂之外，法国历史还遗留下什么？
有几桩事情值得看一看，一个就是阿贝拉尔的故事，他是12世纪初期法国最著名的学者（当然是经院讲师类的学者），不幸的是他和自己的学生哀洛伊斯成了一对恋人，他们很快受到了教会的惩罚，阿贝拉尔最终被阉割了。幸运的是，两人死后，终于被合葬在同一个墓穴中。另一个是，在这个伴随着多次十字军东征的漫长岁月里，法国农民逐渐学会了酿造葡萄酒、用牛车和犁耕田，也形成了纺毛呢的技艺。1266年，法国的铸币终于被统一起来，但法律还是相当粗疏的，教会刑讯逼供司空见惯，处死人之后提着人头游行也不少见。1429年，一个17岁的奥尔良少女宣布她将拯救法国，经过一系列的战斗，这位少女在19岁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她的名字叫贞德。对于她是个圣女、傻子还是巫婆的判断，取决于判断者的年龄、智力和阅历。但至少当时的法国离一个文明的国度还相距遥远。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尽管当代法国往往被冠以艺术和浪漫之名，但在当时，巴黎绝对是肮脏的地方，13…14世纪，法国出现了许多公共浴池，这些浴池逐渐成为传播流言和朋友聚会的地点，也成为妓女和通奸者出没的场所。而另外一本十分有趣的书显示，从1200年开始，巴黎市中心的无辜者公墓始终是其最大的墓地，在公墓周围渐渐形成了市中心集市，直到18世纪末市内公墓被取缔和迁移之前，巴黎在几个世纪里笼罩在腐臭之中，当时的梅希埃激愤地在《巴黎的地下世界——革命者、走私犯和洞穴爱好者出没的地方》写道：“想要知道自己是否正在接近这座世界第一大都市，你不必看到它高耸的建筑物，你只要用鼻子闻一闻就事先知道了，啊！这座高傲的都市，在你高墙背后隐藏着什么令人作呕的秘密呢？”。因此1348年开始，法国反复发生黑死病之类的瘟疫并不令人特别惊讶。
同时期的中国，经历了宋、元、明三个朝代，对1515年处于明朝中叶的中国来说，有15万人口的巴黎至多就是个小集镇，毕竟中国的繁华已经在《清明上河图》中表露无疑了，但令人沮丧的是，那种摩肩接踵、挥汗成雨、嘘气成云的繁华正渐渐离中国远去，郑和七次下西洋也不过是在炫耀帝国的繁荣，而不是进一步扩张帝国。当时中国在出现大的纺织作坊，中国在忙于修长城、防倭寇，庞大的帝国已经在衰落中了。
断头台、雅各宾派、拿破仑的骄傲法国
1515…1815年被划分为法兰西的第二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国内在不停地作战，一个线条是几乎无休无止的极端宗教主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教派之间毫无人性的大屠杀不断发生。另一个线条是流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狄德罗、卢梭等伟大的思想家，也出现了凡尔塞宫这样的建筑，凯旋门在1815年还是个在建工程。但原谅我再亵渎一下法国，对于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真不懂得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血与火之间，资产阶级开始不妥协、不退让地出现了，也许西哀士教士所发问的话，能概括这个阶段：“所有一切，在它目前为止的政治秩序中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在要求成为什么？有所作为。”
在1515…1648年期间，法国因宗教而分崩离析，红衣主教和国王的关系日益密切。当时法语版的圣经出版了，在原来天主教之外，出现了路德派教徒和加尔文派教徒，1541年，加尔文的法文版《基督教原理》出版，教派之间的纷争导致由天主教或国王发动的各种大屠杀不断出现。关于世俗政权和宗教，我们常常说，让恺撒的归恺撒，让国王的归国王。而在这一段极端宗教的氛围下，红衣主教和国王日益勾结。尽管当时法国出现了像笛卡尔这样的科学家，但总体上而言，我觉得《法兰西千年史》中最不值得阅读的就是这一段，我不是无神论者，但却对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学说深怀惧意，而一旦政教合一，无论这种宗教或类宗教以何种神圣和终极关怀的形式出现，我总怀疑这种神圣就是邪教。糟糕的是，这本小书这一部分选择的几乎全部都是黑白素描，也许是作者有意要突出这一历史的窒息感吧！在此后的60年间，法国忙于建造凡尔赛宫，这个工程花了21年的时间方才建成，当然，秉承法国人一向的酸涩心态，这本书还特地强调，诸如蒸汽机、有轨机车之类的东西，向来是法国人发明的，只是法国人依据其谦逊的传统才使得这些发明成为英国人的传奇。这令人想起差不多就是同时期或稍晚，中国的圆明园也开始初具规模，到法英联军火烧此园之前，圆明园已是连绵10公里，由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组成的洋洋大观了，园内珍藏了不少历代书画、金银珠宝、宋元瓷器等。我想说一下的是，首先闯入圆明园的是法国人，据说每个法国士兵口袋里装进的珍品，价值三四万法郎。当然也还需要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对圆明园坚持不懈的“石劫”、“木劫”、“土劫”，才能造就今日面目全非的圆明园。就法国人对其卢浮和凡尔赛宫历史的骄傲，以及中国人对从阿房宫直到圆明园的戏虐性的虚无来看，实在是我们更胜一筹，至少在南京，每逢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汽笛是鸣响了，钟声也敲起来了，但南京城中依然是车水马龙，喧哗升平，绝大多数人喜气洋洋，历史在嘻笑中幻化为一缕随风而去的轻烟。
然后国王、流民和第三等级的较量开始了，各种伴随流血和屠杀的较量都被冠名为“法国大革命时期”。先是巴黎市民在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当时的路易十六问：“这是造反吗？”回答是：“不，陛下，这是革命。”
然后是激进的雅格宾派革命和他们的断头台，无数皇室成员和贵族、温和派、罪犯、革命者、最后是罗伯斯庇尔本人，被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是马拉被人杀死在他的浴盆里，在中学接受美术史教育时，马拉之死的油画简直有墓志铭一样的肃穆效果。马拉被通缉后在巴黎的地下洞穴中生活了好几年，崇敬他的人写道：“经过了暗无天日的洞穴生活之后，这个面色棕黄的怪人，看上去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世界”，而诅咒他的人则说：“马拉是个彻头彻尾的仇视人类的人”，“人民之友”。马拉是被一个温和的吉伦特派女子科尔黛所暗杀的，在恐怖的雅各宾派垮台后，法国各地的马拉胸像被扔进了臭水沟。火的时代，在这个血与火的过程中，有一个叫拿破仑的小个子让法国人至今引为骄傲，我的无知让我始终不能了解为此人骄傲的理由。
接下来是暴民杀贵族，革命党杀贵族，然后是市民杀保皇派，然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革命和屠杀。《马赛曲》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这首歌的原名叫做《献给吕内克元帅的军歌》，这个元帅是什么人我毫不知晓，然后是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当然应该看到，那个袒露胸部的年轻妇人手中拿着的是黑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象征，而红色才是工人运动的象征，白色在当时属于波旁王朝。
从二月革命、巴黎公社到美好时代
雅普将1815…2000年划分为第三历史时期。1848年，二月革命延续着血的悲剧，书中的第506页终于出现了有关这次革命的照片，历史不再纯粹是画家们以想像进行的重构，而多少有了一些“历史”的味道，从金石到甲骨，再到典籍，尽管中国历史屡次遭受劫难乃至断裂，在我看来，中国历史明显还是比法国厚重得多。据说这次下层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革命失败后，不少革命者躲进了巴黎地下错综复杂的洞穴，或悲惨地死去，或被无情捕杀。当时法国出现了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文豪，巴黎的洞穴世界，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也有所涉及。
巴黎公社的疯狂丝毫不逊色于1789年法国所经历的，在此前是普鲁士人伤害了法国人高傲的灵魂，19世纪中期，一个文化的、工商业的、时尚的法国还没有来得及展现魅力，就被粗俗的普鲁士人击败，但恶梦还没有结束，1871年的巴黎公社紧接着就来了，这场革命毫不留情地毁灭一切，包括传统的和新生的，革命者肆无忌惮地杀戮和被杀戮，在战士的排枪前，教士们似乎还试图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枪口说些什么。不过梯也尔带领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公社社员的杀戮同样毫不留情，巴黎的地下洞穴为社员提供了庇护，但仍有高达一万人被杀死，当时的漫画说：“公社社员又回来了！他们随时都会从地下冒出来。”从一个石膏矿矿井中就有被捕的一位有名的公社女领导人，《巴黎的地下世界》中介绍说她叫杜邦，是公社最为放荡的女人，而《法兰西千年史》中也恰好有一个公社女领导人的照片，不过译名叫达维德，我怀疑她们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是如此，两本书比照阅读倒也颇为有趣。
随后的40年，被称为美好时代，法国似乎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浴血后重生了，艺术、教育和工业蓬勃发展，埃菲尔铁塔矗立起来了，并延续了40年的世界第一的美名；印象派画家开始孕育，在水气中的色彩如此强烈而鲜艳；罗丹的雕塑、巴斯德和他的灭菌法、居里夫妇和他们的放射性元素、左拉和他身后的社会主义幽灵，都在恍忽中构造着最令人神往的巴黎。除了霍乱之外，这个时期的巴黎，有莫奈笔下的芭蕾舞女，有健康而放荡的年轻女子所钟爱的自行车和红磨坊夜总会，一切令人着迷。只有在这一刹那，我对法国，因巴黎而有了些许好感。
此后呢？我的文字已经过于冗长，法国终于将自由女神像拆散运到了纽约，而小一些的原样则留在了塞纳河上的格勒内勒桥，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当今的法国，其戏剧性的角色，已经不再是有趣的事情了。当然，巴黎的地下世界仍然令人好奇，那是截然不同于巴黎地面的另一个洞穴爱好者的世界。
最后我以抱怨结尾，作为一本好书。《法兰西千年史》的118元定价实在是高了些，而24开本使这本书小而厚，不适宜旅行中的随身携带。而《巴黎的地下世界》虽然精彩，但由名声不响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所用纸张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许只有我这样无知的人才喋喋不休，智者如冯友兰，对于这一切，用了一句话：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第九部分 灯下文字第83节 引文
刘齐
拉脱维亚学者阿。彼得洛维奇曾说：“引文是人类智慧发展到较高阶段才出现的文明现象。”对此，北京文献学家郑一贤指出：“诚哉斯言！遥想当年，先祖半人半兽，音都发不准，哪个会想到引用同伴的见解来证明自己？再说同伴嗷嗷乱吼，也未必有见解。”
上海专家章敬辛援引李贽的诗文暗示，北京同行的意见大体还说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