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海临风_杨澜-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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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线尽头那一团亮色的云霞。

维尔的人们单纯而快乐，像一群孩子，最鲜艳的滑雪衫、最大胆的玩笑、最好的体力和胃口。有穿着短袖布裙在室外餐厅穿梭的侍女，有手臂上吊着绷带，仍不忘大口喝啤酒和吹牛的男人，也有在黄昏时分缓缓驶过灯火融融的街道的那辆马车。

维尔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连麻烦不断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也来到了维尔。新年之际，她与所有来维尔的人一样，寻找一个几乎变得陌生的权力——快乐。无论王妃还是村夫，在快乐面前变得平等，自我内心的满足使世俗的价值变得无关紧要。滑雪和寻找快乐使他们的沟通不成问题。

但滑雪还是成问题的，特别是对我这个从未滑过雪的人。过去对滑雪的唯一感官认识是梦见自己从雪峰疾驰而下，忽然在转弯处发现正前方一棵粗壮的松树，眼看就要迎面撞去，脚下却无论如何不能控制。。

幸好同行的朋友中有滑得不错的。在他们的悉心传授下，第二天我就掌握了要领。在照顾脚下的同时，居然能不时抬眼四下张望一番，颇为自命不凡。

雪无拘无束地下着，时密时疏，根本不理会什么章法。溪边灌木丛裹着层层霜花，没有了春华秋实的点缀，倒愈显得雅致。高树枝丫上有一只黑羽的鹰，在瑟瑟的风中纹丝不动，缩颈向天。额顶一簇金色的绒毛，是银色世界中的亮丽。没有老树昏鸦的凄凉，也没有冷眼向人的孤僻，它承受着寒风朔雪，却安详而自得；自信得不必显示，清高得无需证明。

我停下脚步，望着它，算是不周到的致意，它也不怪。我们对视了一会儿，直到身后的朋友大嚷我挡了道路。

一滑就是五公里，心情松快得像雪花。这才知道雪中的景致和雪中的心情才是滑雪的真正乐趣。

离开维尔的前一天，我和朋友们有了乘坐热气球的经历。

这一天格外晴朗。彩虹般颜色的气球膨胀起一个饱满的惊喜，我的心情早已轻飘飘得不能自己。

几乎没有震动，已经飞行在半空中。刚刚还置身其中的大地转眼成了渐去渐远的风景。热气球的驾驶员don有十二年的经验，但他承认他所能做的不过是调整气球的高度来捕捉不同的风向，至于气球的具体航线及落点，实在是听天由命的。大家一致说：这才是热气球的魅力所在——既有控制的可能性，又保留了不确定性，所以这比任何精确设定的飞行来得更刺激。你既不能盲目自信，又不敢放弃努力的机会。其实人生的乐趣也是如此，全在这定与不定之间。

大家一路赞叹着身下的景致。

当我们俯瞰世界时，有没有一双眼睛在俯瞰我们？

回到纽约，期末考试成绩揭晓：除了一门功课得b＋，其余全部是a，这在哥伦比亚大学绝对算得上是好成绩。在美国的第一个寒假就这么结束了。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

。



老人啊，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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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呀？六十岁就够本儿了。”——说这话的大多数是青年人。

我的爷爷今年九十三岁了，他年轻时脾气刚烈，老了倒成了慢性子。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捧一杯茶，看一份报纸，或双手拄杖，垂眉闭目，打坐人定，真像一位老神仙。最近他竟长出新牙，大家都说他返老还童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他八十多岁时曾生过一场大病，卧床不起。当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吃力地欠起身，一双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眼中落下泪来，似乎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想活下去，想活下去啊！”那神情，像是一位迷路的幼童，张皇不安，孤单无助，心中充满恐惧。在那一时刻，我突然明白人类对于生的留恋，对于死的畏惧是多么根深蒂固。凡是轻言生死的人，除非他经历过死亡的考验，不然都是草率而不可信的。

有人说，老年的来临之所以可怕，便是因为它与死亡的距离太近，让人没了退路。也有人说，比生理的死亡更为可怕的，是力不从心的烦恼和不再被需要的沮丧，精神的空虚与孤独无异于慢性的自杀。年轻人不愿自寻烦恼，不愿设想六十岁以后的麻烦事，全不顾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

然而时间并不搭理我们。它不紧不慢地向前走，让我们每个人最终尝到它的厉害。它也将把中国带人老龄化的下个世纪。如果老年生活从根本上是让人担心和烦恼的，那么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不是会变成一个不快乐的人群吗？

有人寄希望于在养老金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有人呼吁在医疗护理上为老年人设立系统的服务。我认为，社会固然承担着无可推卸的责任，但老年人自身的精神健康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关键。

我所认识的高寿老人几乎都很豁达乐观，比如我的外婆。今年八十五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每天亲自去市场买菜，打扫房间，还要照顾近九十岁的外公，好像不服老似的。她的座右铭是：“人要劳动，心要放宽。”她幼年丧父，家里穷得只能吃蚕豆。她整夜地和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勉强过活。年轻时的她和外公从浙江绍兴老家来到上海，勤俭持家，撑起一个小小的五金店，渐渐殷实起来。家中前前后后住过十几位前来投靠的穷亲戚，有的一住就是几年。她一视同仁，资助不少远亲的孩子成家立业。“文革”时，她和外公被划为“资本家”，家业被抄。一生积蓄，化为乌有。她的退休金也被取消，一时家境非常困难。原来受恩于她的亲朋好友竟有人以怨报德。没听她怨恨过谁。她说：“多做好事，自己心里踏实。”“文革”结束，政府发还了几千元钱，这当然不抵当年被抄去的财产，但她挥挥手说：“身外之物，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辈子靠自己的劳动吃饭。现在政府给我恢复了退休金，又有了劳保，就可以了。”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在我看来，她对“施恩莫念，受惠莫忘”的参悟，远远高于许多“知识分子”。

简单的“知足长乐”并不是幸福老年的全部秘密。德行的修养，智慧的锤炼，更代表了老年生活中积极主动的一面。

古罗马著名演说家西塞罗曾与友人细述老年之道。他说：“凡是靠自身不能过美好、幸福生活的人，无论什么年纪都会使他们烦恼；凡是力求从自身寻求各种美好的东西的人，按自然规律必然产主的一切事物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可厌。在这类事物中首先要数老年。人都希望能活到老年，却又抱怨它的降临。愚蠢使人变得如此反复无常！”当时有人对西塞罗说：“您对老年的降临如此洒脱，乃是因为您既有名望又有财富的缘故。”西塞罗回答说：“这不假。极度的贫穷中，聪明的人也会一筹莫展；但是愚蠢的人，即使给他大福大贵，他也还是会感到百无聊赖。”

我见过戎马一生的将军，晚年无法忍受侍花养草的生活，整日在对金戈铁马、纵横东西的往事中黯然神伤；也见过平凡一生的看门老汉，在迎来送往的忙碌中，在信件报纸的传递中，自得其乐，对世事的变迁一通百通。人的精神寄托，实在不能以世俗的功败来评价权衡啊！

《杨澜视线》的选题之一是美国老年人的生活。为此我采访了位于纽约市外斯坦顿岛上的“安乐家”老人院。这是一家公益性质的养老院，人院标准是取得绿卡三年以上，个人存款在一千美金以下，那里60％以上的居民是华裔老人。他们在养老院的吃住由美国政府负担，另外每人每月可领取一百多美元的零花钱。我走进这家养老院时是上午十点左右。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射进一楼的活动大厅，这里是老人们活动的主要场所。窗边一排排的沙发上，坐着三三两两的老人，或念念有词，或呆坐出神，互不搭理，对我们的摄像机也没有任何兴趣，连眼皮也不抬一下。陪同我们的杨女士解释说，这些老人大多患有老年痴呆或轻度精神疾病，但尚未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如果没有医护人员提醒，他们可以在这里坐上一整天。在大厅的另一边，有几张大桌子，围坐着一些老人，正用毛线、彩布一类的材料做着手工艺品，如提袋什么的。他们偶尔彼此交谈几句，但声音很轻。我看到其中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妇人，手工做得很巧，便上前攀谈。她姓蔡，来自上海虹口区，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就去世了，现在有两个女儿在上海工作，一个儿子已在纽约成家立业。几年前她来到美国，起初与儿子、儿媳、孙子同住，而现在则一个人生活在老人院里，儿孙有时一个月也不打一个照面。

“想他们吗？”我问。她没作声。过了一会儿，头也不抬他说：“不想，想他们做什么？！”

“你在来美国之前想过会住在老人院里吗？”

她摇了摇头。

“想不想回到上海去？”

她又摇了摇头，说：“回去没有地方住了。”

“女儿们呢？”

“提她们做什么？我不想她们。不想了。”老人眼角渗出了泪水。

记者的本能促使我再问下去，但我没有，因为那样分明会触动她的伤心事，使一颗在彩色绒线中稍得安慰的心又伤痛起来。而一旦伤痛起来，我又如何安慰？她泪水后面的细节我无法了解，我也宁愿不知道。当初她即将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该是非常兴奋的吧？她的在上海的老姐妹们该是非常羡慕她的吧？她跨越太平洋，追求的幸福老年该是与现在的境遇有不少差别的吧？孩子曾是她一生的事业和寄托，如今她一贫如洗，言语不通，把岁月时光编织进一只只手袋中，才是她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吧？

我默默地起身离去，又望见沙发上那些乖乖坐着的老年病人，其中有一、两个正聚精会神地用手去抓在眼前光线中舞蹈的灰尘。对比蔡老太，他们显得幸福多了。

就在采访了这家老人院的当天下午，我在离住处不远的理发店里遇到了一位名叫戴维的美国老人。当时，理发师约瑟夫正在给他系围脖儿，冲着镜子对他说：“戴维，你现在越来越精神了，等我给你剃个漂亮的发型，保你比年轻时还帅。”

“算了吧，我年轻时头发比现在密多了。对了，我还没跟你算帐呢，这两年我的头发越来越少，怎么也不见你减价呀？”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我留意打量着这位风趣的老人。他花白的头发，红通通的脸，挺直的腰板，充沛的底气，真是位精神的老先生。老人生活的选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我当下决定采访他。

他爽快地答应了，但说当时正有个约会，不如傍晚在街心花园碰面，那是他每天散步的必经之地——原来我们还是邻居。

当他如约出现在花园时，手里已牵了两只棕色的鬈毛狗，老远就跟我挥手致意，兴高采烈地指着树上的花蕾说：“纽约的春天总算来了，我还以为它今年要耍赖了呢。”

我们东拉西扯地聊起来。老人今年已近八十岁了。他出生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农场里，三代同堂，一大群孩子。”整天乱糟糟的，没人能完整地说一句话。”他笑着说。后来，他不愿意再过平淡的农场生活，只身来到了纽约。当过餐厅侍从，杂货店伙计，最后不甘寂寞，上了表演学校，做起了演员。他提了几部电影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心想这下会使老人难堪，便连忙补充一句：“我才来美国两年，很多老电影我没看过。”

他毫不介意，说：“别说是你，就是美国人也早把这些电影忘了。我当时演的只是些小角色，我自己都记不得了。不然，今天我坐在这儿，不是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找我签名了吗？”他顿了顿，挺得意地眨了眨眼睛，继续说：“不过，我最骄傲的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演艺圈里，我一直都有工作，从来没让我太太孩子担心过。我太太可漂亮了，可惜去年她过世了。现在，我跟它们过。”他说着，拍了拍身边的鬈毛狗，两只小狗亲热地伸出舌头，起劲儿地舔了舔他修理得很整齐的胡须。

我问起他的孩子。他告诉我，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干得不错，在大公司里做经理，也已生儿育女。前两天过父亲节，孙子、孙女们还给他寄来了贺卡。逢年过节，儿女们都来看他，他也时常去他们那儿串串门。

“但我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他说，“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即使是亲生儿子的负担。我能自己照顾自己。再说，我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我在学电脑，每天在电脑网络上读报纸杂志；我还研究股票行情。不瞒你说，我早些时候买的股票，价格都已经上翻了好几倍。”老人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显然，能跟我这位小听众吹吹牛，他很开心。

“如果有一天您无法照料自己了该怎么办？”我不知趣地问。

“我早就买好了保险，到时候会有家庭护士上门服务的。当然，并不是每个老人都有这个条件。我是很幸运的一个，计划得比较早。”

我被老人的自信感染了。早晨在养老院里的压抑心情稍稍舒缓了一些。

在美国的三年中，我发现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老年人对自身的看法。据美国官方统计，七十岁以上的华裔老人的自杀率是白人老人的十倍。我个人认为，这固然与华裔老人经济状况的相对贫困有关，但精神方面的因素恐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杀与绝望相联，绝望又是失望的积累。而失望呢，就会牵扯出原本的期望。不少华裔老人对自己晚年的期望往往依赖于子女对他们的态度，诸如是否与子女注在一起，子女是否孝顺等等。在我们的传统中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如果年纪大了，子女却不在身边照顾，岂不与孤老无异？住老人院更被不少老人认为是丢脸的事。而美国人的家庭似乎就是为两个人准备的，儿女只是中间十几年的过渡。儿女一旦成人，经济上就与父母绝对分开，父母一般来说也不愿像许多中国老人那样承担抚养第三代的“麻烦事”。乐得自己出外旅游——累了一辈子，该清闲一下了。反过来，父母年迈体衰，子女虽然通常也会每周过来探访一下，但亲身服侍的并不多见，父母也并不因此责怪子女——因为他们年轻时也没有照顾过自己的父母。每个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几乎全由自己负责。如果工作时没有给自己预备下养老金，那可全怪自己，这包袱做子女的一般不会承担。

两种观念，孰优孰劣，很难给以简单的判断。一方面，人是需要亲情的动物，生老病死，总是希望有亲人相伴，至于彼此不愿迁就，难以和睦相处，而坚持与子女分居的想法，其中多少有无可奈何的成分。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负完全责任，年轻时不依靠父母，年老时不依赖子女，在物质和精神上保持相对的独立，又的确是一种比较积极的人生态度。我个人认为，前者可以更多地从子女方面得以改善，而后者呢，对于老人自身的精神修养，则是有借鉴意义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近来颇为憔悴。问其原因，才知道其父去世后，其母精神孤寂，无以排遣，不时拿女佣出气。近来情况更趋恶化，一天几个电话打到儿子单位，要求儿子昼夜陪伴，对儿媳又百般挑剔，弄得我这位朋友与妻子也产生了一些不和；稍有小恙，就疑是不治之症，定要住院治疗，还时时冲医生发脾气，说他们与儿子一起欺骗她：“你们就是希望我早点儿死。”儿子对这位母亲毫无办法，人被搞得精疲力竭，只有叹气摇头的份儿。其母的处境固然让人担忧，儿子的烦恼也实在值得同情。各家的实际情况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