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船去中国-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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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象一阵风一样掠过范妮的心，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可是，她马上就感到紧绷的全身“呼”地一轻，她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逃路。要是自己连神智都不清楚了，谁还能来要求自己怎样怎样，谁还能来追究自己怎样怎样。一切就都交给别人处理了。范妮想起了英国电影里的奥菲丽欧，王子的情人，她疯了以后，每天只要拿着个花环走来走去，然后躺在飘满了花瓣的溪流里，顺流而下。这是一个容易对付的结局。老实说，范妮没觉得现在有什么不好的，她不吃东西，可是也不饿，她睡不着，可是也不困。头是很痛，好象什么东西要从里面破墙而出，这让她有点害怕，但是却不惊慌。反而，在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的时候，人象云一样漂浮着，范妮终于体会到了放任自流的轻松。
鲁本来认为范妮会渐渐恢复原状，在她被明确告知他不会买她的帐以后。鲁有好几次明确地表达过，在心里，他都觉得自己太粗鲁了，但是他认为自己必须发出明白无误的信号，所以还是这样做了。但是效果几乎没有。范妮的动作却越来越慢，好象梦游一样。她仍旧散着眼神，不停地自言自语，描述自己见到的每一件东西。直到有一天，范妮不停地说了几个小时，说得嘴唇上干起了一层皮，皱了起来，然后又裂开，出了血，可还不停嘴。鲁耐着性子去听范妮的悄悄话，这时他发现，她说的都是幻觉。她说喷泉上起火了，消防车来救火，但是没有用，火越来越大。又说简妮到飞机场几个小时了，怎么不到家，好象是迷路了，该去警察局报失。好象范妮讨厌简妮这个人，她也学着鲁的口气，再三抱怨说Always problems，就象鲁有时抱怨范妮那样。鲁害怕地望着范妮流血的嘴唇，干裂的伤口刚刚结上，又被拉裂开来，鲁看着，都觉得痛，但范妮就是停不下嘴来。这时，鲁终于想到电影里见到过的那些女精神病患者，范妮的行为和她们简直太象了。鲁这时才意识到，也许范妮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
鲁陪范妮去看精神科医生。对范妮的诊断花了很多时间，因为精神科医生让范妮做一些判断忧郁症的测试表，但是范妮有不少英文词都看不懂，得靠鲁给她解释。鲁借着这个特殊的时刻，真正走进了范妮的心里。他才知道，范妮认为自己活在这世界上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她原来是个自卑的人，所以做出自尊的样子。而且，她是一个没有归宿感的人。鲁的心痛了一下，那时，他体会到自己和范妮在精神上秘密的连接，这种精神上的连接在他们那种被身体欲望和猜忌的干扰的关系中若隐若现，但终于不曾消失过。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没有归宿感的人。他怜惜地看着范妮的脸，她的嘴肿了，嘴唇裂得不成样子，脸也因为失去了神智而变得特别无辜和无耻。
但是医生说，这些想法都是由于忧郁症的病态心理造成的，与这个人的世界观无关。依据范妮的测试表，和心理医生的谈话，医生判断范妮得了重度忧郁症。
从诊所出来，范妮被一辆黑人开的拆除了消音器的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吓得一抖，就往后面退。鲁不得不用自己的胳膊环住范妮的身体，半推半抱地鼓励她往前走。从知道范妮怀孕到现在，范妮的身体是第一次这样正式落进鲁的怀抱里。鲁这时才发现，范妮的身体变得象吸尘器的管子那样细，空和僵硬。他抱着范妮，好象抱着一件空衣服。鲁闻到她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油腻气味，那是只有在无家可归者身上才会有的气味，照医生的话说，那是典型的忧郁症病人的气味，他们对生活一点兴趣也没有的表现。鲁忍不住将自己的脸侧过去，让开范妮身上的气味。
鲁真不知道此刻他心里的感受，是恼怒，还是同情，是怜悯和懊丧，还是恐惧和厌烦。第一，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该负什么责任，第二，他不知道范妮的将来会怎样，她该怎么办。医生叮嘱过他，要赶快通知她的家人，范妮已经有很明显的自杀倾向了，应该要送她去疯人院，这样可以保护她的安全。医生的话显然吓坏了鲁，他可不想范妮死在他的周围，他受不了这样的事，也处理不了这样的事。
在鲁成长的过程中，女孩怀孕不是新鲜事，但他没见到有谁象范妮这样，竟然真的为这么个不快的插曲而疯了的。他抱着范妮象纸板一样薄的肩膀，感受着范妮对世界的惊恐。汽车喇叭，突然迎面而过的行人，都将她吓得打哆嗦。鲁不得不紧紧抱着她，使她不至于落荒而逃。鲁这时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自己使范妮恐惧呢？自己是不是也对范妮做错过什么呢？尽管他想不出来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总觉得是不干不净的。
路过他们的行人，大都看出了范妮的异常。敏感的人都远远给他们让出路来。鲁不得不在路过那些人的时候低声道谢。他听到几个十几岁的孩子路过他们身边的时候，讨厌地说了句“臭味”。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鲁所熟悉的，十几岁的人都讨厌自己看到不幸的人和事，其实鲁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脸“呼呼”地烫了起来。
鲁看到自己莫名其妙被迫陷入这样被人绕着经过的境地，不得不负起照顾范妮的责任，良心还在自己心里不安而不解地嘀嘀咕咕，审判着自己的行为。他讨厌自己这个处境。Always problems，他愤怒地抱怨着，狠狠捏住范妮的细胳膊。Always problems。
鲁不得不帮范妮打电话通知她上海的家里。一个带着老派纽约腔的男人向他仔细询问了范妮的情况，非常冷静。然后，他拒绝了将范妮送回上海的建议，也拒绝了鲁通知在纽约的亲属的建议。他要鲁用最快的速度将范妮的病历和证明材料寄到上海，由他们家里的人来纽约处理范妮的事。那个好象是从马龙。白兰度的嘴里发出来的声音，文质彬彬，字正腔圆，但强硬坚决，不容分辩。鲁猜想，那个人就是范妮说的曾在纽约大学读电机的祖父。但是，他听上去更象一个黑社会的老大，象马龙。白兰度演的人。他想起好莱坞电影里面对华人富豪和大班的描写，他们与意大利黑手党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又想起来白兰度抱着一只猫，扁着上嘴唇的样子，他怕自己真的惹出什么杀身之祸来。鲁这才认真想起当时范妮对他说过的家史，那曾经和美国人一起贩卖鸦片劳工到美国，唐人街都和她家有关系，后来又帮杜邦公司把化学制品卖到中国的家族，那个世代prador出身的家族，在鲁的印象里，有点象贩运从非洲贩运奴隶到美国的英国人，他们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吧。鲁胡乱地担着心。鲁知道，自己得努力按照他说的去做，只有范妮家有人到纽约了，自己才能算得到解脱。
于是，鲁放下自己手里所有的事，为上海能来人照顾范妮而奔波，甚至他以室友的名义写了证明范妮因病无法自理的证明，而且还去敦请精神科的医生为范妮开了一张无法独自旅行的证明，方便范妮家人的签证。当然，鲁也同时把范妮在纽约做堕胎手术的资料一起寄到了上海，那上面有范妮的亲笔签字，证明了她是自愿去堕胎的。鲁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聪明，他在邮局的桌子上，将所有的资料都装进防水的大信封里，用手拍了拍它，说：“I did not make anything wrong。”
鲁从纽约打来的电话的时候，正是上海的深夜。上海正在秋老虎，热得整夜都必须开着电风扇睡觉。所以，全家人的房间门都开着，于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吵醒了全家人。然后，全家人都在各自的房间里听到了爷爷说的话，这是第一次，大家听到爷爷说的英文。在其他人心情复杂地赞叹爷爷英文的地道时，简妮第一个意识到，范妮出事了。她在GRE书里见到过“产后抑郁症”这个词。
简妮的心激荡了一下，她马上轻声告诉在大床上的父母：“范妮发神经病了。”
“什么？”妈妈从枕头上抬起头来，诧异地问，“什么神经病？”
“她的孩子没有了。”简妮说，“她发产后抑郁症。”
这时，她看到爸爸“腾”地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
简妮听到爷爷对鲁的吩咐，她的心突然剧烈地跳了起来，她马上猜到爷爷的用意，美国是讲究人道主义的国家，他们生癌的小孩，总统都会亲自邀请他到白宫作客，实现他的最后愿望。简妮认定，他们一定会给这样一种紧急情况的家庭马上颁发签证。这次，以范妮的名义，她是一定能够得到签证了！简妮的心跳得是那样急，几乎要从嘴里蹦出来。在拿到交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简妮也曾经历过这样的心跳。
爸爸妈妈已经起了床，他们问简妮到底怎么回事，简妮神情恍惚地敷衍说：“后面的没听清楚。”
范妮在美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生这种病，爷爷没有几乎就没有问。
简妮和爸爸妈妈等到爷爷挂断电话，来到爷爷房间门口时，看到爷爷还站在放电话机的柚木花架前，一手扶着藤椅的靠背，将身体绷得象一张弓。
“范妮哪能？”爸爸一开口，声音就是抖的，然后，就带出了哭腔，“我们家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倒霉，什么事就肯定要轮到我们家的人，逃也逃不掉的。我们倒霉够了，范妮和简妮还要接着倒霉下去。就是逃出去的人，也逃不掉倒霉呀。真正叫一失足，成千古恨。”
爷爷看着爸爸妈妈不说话。
简妮知道爷爷还有更重要的话说，但爸爸妈妈已经被范妮的事击垮了，他们将范妮勉强送走以后，心里不祥的预感，还有范妮一旦被送回中国，简妮前途的黑暗，这家人已显曙光的美国之路即将重新遁入无边黑暗的事实，让他们万念俱灰，哈尼的眼泪象打破的水缸一样喷射出来，他完全失去的了平时的和气和谦恭，以及走南闯北锻炼出来的硬朗和利索，抽泣得几乎被呛住了。简妮不得不拉了拉突然崩溃了的爸爸，劝道：“你先听爷爷把话说完呀。”
她心里想：“事情不象你想象的那么坏呀。”
简妮知道，自己这么想，未免太残酷了些。“但是，范妮的确不是更合适到美国去奋斗的人，这点已经被充分证明了。”她心里忍不住尽量公平地想，“公平地说，就是这样。”跃跃欲试的感觉又回到她的心里，“既然能从阿克苏那样的地方回到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到美国，才是真正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但爸爸还是象个孩子似地哭闹。他的呜咽在夜里显得那么剧烈和响亮，毫无廉耻。
爷爷的脸渐渐冷成了一块锈铁。简妮感到他象被触动的乌龟那样，正缓慢而坚决地向自己的壳里缩进去。她认为他就要象他们挥挥手，请他们回到自己房间去悲伤了。
“爸爸！”简妮坚决地打断了父亲。
“爷爷，你接着说完。”简妮对爷爷说。
“我要鲁将范妮的病情材料弄好，寄过来，简妮可以用接病人回家的理由再申请签证。”爷爷说，“鲁也怕他粘在这事情里面，所以他答应全力帮忙，甚至自己提出可以当简妮的邀请人。”
哈尼终于安静下来。虽然不那么戏剧化，但是简妮是明显地感到爸爸突然轻松了一下，就象哭闹的孩子终于得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东西。他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人，即使是新疆，也没有将他百炼成钢。然后，他们一家三口退出爷爷的房间，在走廊里，他们看到了从朗尼和维尼黑暗的房间里缓缓沉浮着的灰白色的蚊香烟，他们都躺在自己的床上，无声无息，就象在梦中一样。但朗尼没有打呼，维尼没有磨牙。
简妮躺回到自己靠窗的小床上，那是个折叠钢丝床，已经旧了，人一睡上去，就软软地向下陷去。简妮拂平草席，压好枕头，将自己的肩胛骨凑到枕头下方最合适的位置，悄悄把睡裙撩到后背上，让电风扇的风可以直接吹到皮肤。刚才又是一身大汗，因为心里紧张，居然自己都不知道。简妮努力把自己在床上放舒服了，但是，她还是没有睡着。她听到楼下的人家的三五牌座钟敲了两点，两点半，三点。听到弄堂里有野猫在翻动垃圾箱，哗啦哗啦地响。听到玉兰树上有只睡着的麻雀从枝上掉了下来，又慌忙扑打翅膀飞起来。听到弄堂里谁家的窗式空调机在启动时发出的嗡嗡声。但她没有听到家里每天夜里都会听到的象被窒息了一般挣扎着的呼噜声，高亢而艰难，仿佛敲骨吸髓般的磨牙声，爷爷在夏天的深夜里常常会在梦中发出羊一般细长的哭叫声，这都是除了夏天之外，被关在房门后面的秘密的声音。但是，简妮在这个夜里什么也没有听到。她知道，全家都象自己一样，安静地躺在床上，但没有睡着。黑夜是他们大家的保护者，使得他们可以不必直面许多事情。
很明确地对鲁说明了家里对处理范妮事情的态度以后，爷爷就开始每天一早，到淮海中路口上的美国领事馆门前去听签证的情况。那时，在淮海中路和乌鲁木齐路交界的路口，总是挤满了三五成堆的人，那里面，有申请签证的人，还有将要申请签证的人，有为申请者通宵排队，并陪伴申请者一起来的亲属或者朋友，还有黄牛。在美国领事馆前的黄牛，其实可以说是些收费的服务者。他们为人填写申请表格，或者帮人排队申请签证。但他们最重要的作用，是发布与美国签证有关的小道消息，他们大多是些中年男子，穿着平常，满面烟色，态度有些狡猾和委琐，但消息却绝对灵通。在门口一堆堆的人在交头接耳中，流传着美国领事馆签证处里的最新动态，美国移民政策的最新倾向，发放签证的比例，在美国如何黑下去，等待大赦的方式，与签证官说话，用美式英语，还是用英国式英语，对签证官的态度，应该是居理力争，积极进取，还是委曲求全，哀兵必胜，对签证官最喜欢问的问题，“你怎么证明你还会回中国？”怎样的回答是最出色的，甚至当时上海人痛恨的台湾签证官上班的时间表，都能在那里了解到。所以，绝大多数准备去申请签证的人，都先到美国领事馆门口去领领世面。而这些消息最权威的发布者，就是长年累月在黑铁门外工作的黄牛，他们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因为他们的面前经过成千上万的美国签证申请者，比任何一个在签证处工作的美国签证官都要资深得多。他们经过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总结归纳，举一反三，煽风点火，去伪存真，再传播出去的消息，就直接走进了上海诸多英文夜校的教室，特别是托福强化班的教室。在每年美国大学将要入学的时候，那个路口总是挤满了人，连经过的公共汽车都常常要慢下来。路口对面的小街心花园的石凳上，更是坐满了填表的人们。
爷爷在那里走来走去，默默听别人说话，他并不插话，要是有人问到他的情况，他只是说：“我随便听听。”美国领事馆门口的人，倒也不见怪，也不避开他，大家就让他在旁边听。渐渐，爷爷发现，有好几个象他一样的老人，也象他一样只听不说，更不谈自己的情况。他们彼此也不交谈，象影子一样。后来，天天碰见，见面也是点点头而已。在美国领事馆外面，自带一个小板凳，一本中英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