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往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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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波氏对音乐作品的诠释，则是见仁见智。昨晚我听那首贝多芬奏鸣曲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却是刚刚去世的文学理论家赛义德。我听过赛义德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谈音乐上所谓“晚期风格”（latestyle）的问题，可能他举的例子就是这首曲子，论点我已经忘了。也许我和赛义德不同，我虽是乐迷，对音乐还是外行，而他却可以引经据典，几乎在台上奏了起来，因为他自己的钢琴造诣也绝不亚于一般演奏家。我虽是外行，却觉得波哥雷利奇没有真正把握住贝多芬的速度，甚至任意曲解，只为把听众带进一个更高超神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否属于贝多芬，仍很难说，因为我不是专家。回家后把演奏贝多芬的专家施纳贝尔（ArturSchnabel）的唱片拿出来听，仍觉得味道不对，第一乐章奏得太快（而波氏奏得太慢），真是糟糕！这一次我又要破财了：别人赌马，我买唱片，而且要买到对此曲诠释最满意的唱片，正好像输了几场马赛之后，还心有不甘，最后想赢一场一样。明天又要去那家小唱片行报到了。
赛义德在那次演讲中引用的是阿多诺的理论。这位德国理论家的书我看得不多，但他对音乐的观点倒是很明确：他讨厌一切不纯的音乐，非但鄙视爵士乐和流行曲，而且连斯特拉文斯基（IgorFeodorovichStravinsky）的“新古典主义”风格也不喜欢。他最崇拜的作曲家就是“现代主义”大师和十二音律的创始者勋伯格，而且特爱勋氏那句名言：“如果是艺术，那绝不是为了大众；如果是为了大众，那就绝不是艺术。”这一句话，可谓是“现代主义”音乐的金科玉律，所以一切以大众娱乐和消费为目的的音乐，都在其讨伐之列。
《纽约客》杂志有一篇文章《鬼影奏鸣曲》，作者把阿多诺的理论骂得狗血喷头，虽然有点过分，但我还是同意文中的基本观点：如果作曲家为了要达到“纯音乐”的目的而反对一切的话，也一定会失去一切！包括像我这样的乐迷。事实证明：阿多诺大错特错，勋伯格至今曲高和寡，但斯特拉文斯基却备受听众和乐评家拥戴。二人当年都住在洛杉矶，但似乎老死不相往来。我当年决定去洛杉矶任教，原因之一也是受了这两位大师的阴魂召唤，不料现实和理想大相径庭，令我对这个娱乐消费之都大失所望。
不错，对听众而言，古典音乐也是一种消费和娱乐，问题在于如何消费才得其所值？如何在都市的噪音中培养自我心灵的纯熟境界？（这当然和阿多诺的理论大相径庭，时代毕竟不同了。）这才是当务之急。
我不自量力，非但为香港电台网上教学节目主持了十个古典音乐节目（第一集已经上网），还在“禧文学社”和光华文化中心主办的“艺术人生”演讲系列中担纲演出，谈谈古典音乐和人生的关系，也借机和有心的乐迷交换心得和经验。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同性恋音乐家
同性恋音乐家
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恋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19世纪俄国的上流社会，同性恋仍然是一件羞耻的事，柴氏为了见容于社会，甚至决定结婚，在1877年娶了一个莫斯科音乐学院崇拜他的女学生，原以为这位思想简单唯他是从的女子，可以和他维持夫妻的名分，却不料婚后发现她竟是一个性欲狂者，两个人的婚姻勉强支持了九个礼拜就宣告破裂，后来柴氏的兄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把他救回圣彼得堡，他终于精神崩溃。
柴可夫斯基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精神复原后仍然免不了受头痛之苦，于是他酗酒、打牌，并且时常暗自哭泣，对于自己的作品毫无自信，幸亏他在1877年结婚同时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梅克夫人，两个人都很害羞，所以约定避不见面，以书信维持十几年的友谊。也由于梅克夫人的资助，柴可夫斯基才可以辞去教职，专心著作，为后世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柴氏的《第六交响曲》本来他自己命名为“节目交响曲”——至于这个“节目”指的是什么，却是一个谜，后来他的兄弟将之改名为“悲怆”，似乎有点缅怀同性恋的悲怆命运的意思，性学家蔼理斯（HavelockEllis）就径称这首交响曲的秘密“节目”就是同性恋的悲剧，也有的乐评家认为他的《第五交响曲》中的“命运主题”所指的也是同性恋。
同性恋音乐家
纸上漂过的音符
十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影片《乐圣柴可夫斯基》（Musiclover），导演是在英国专门以拍音乐家传记出名的肯·罗素（KenRussell），就是描写柴氏的这段“冤孽”，记得我当时颇受震撼，片中有不少十分大胆的场面，最后的疯人院镜头（与柴氏仳离的妻子和无数男子有染后终于发狂，进了疯人院）尤其惊心动魄。
我受白先勇之托举出柴可夫斯基的例子来谈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初步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一个事实：音乐界——甚至艺术界和文学界——中的同性恋者极多，至于原因如何界定，这有待专家们的研究。从一个外行人的立场，我也许可以分两面来谈谈。
柴可夫斯基的例子，使我感觉到他的同性恋和他的内向性格是互为因果的，特别是在一个闭锁的社会中，同性恋被视为羞耻之事，于是更促成柴氏内心和外在生活之间的距离。他的内心煎熬，无法经由正常的渠道公诸他人——甚至在他和梅克夫人的通信中也不能提起——遂诉诸音乐。这是一个极粗浅的解释。然而音乐语言的本身并不足以代表作曲家的感情，虽然柴氏在创作《第六交响曲》的时候饮泣再三，但这并不表示乐谱中的音符充满了同性恋的影子。我认为“标题音乐”或“节目音乐”这个名称，事实上是有点骗人的，其实音乐不可能有标题，我们听一首交响曲，自己脑海中会产生一些幻象，但因人而异，有的曲子可以使我感动，但并不一定引起别人的共鸣。同性恋和音乐的关系不在于乐曲的形式和内容，而在于创作行为本身。关于这一层次的分析，其实弗洛伊德已经做过（参见其对达·芬奇的研究），浅显地说，艺术作品只能象征地表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从心理学的立场来说，我们只能把柴氏内心的压抑看成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之一。如果柴氏是一个正常的人，也许他不一定能够创作出这么多动人的作品。这个论点，勉强可称为艺术家的“煎熬说”。
然而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谈艺术上的同性恋：艺术本身是对于各种形态的美的追求，在这种追求过程中，人体——甚至人“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古希腊的雕刻中不少是颂赞男性的人体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各流派中，也更多以男性——特别是青年男子——为美的化身。托马斯·曼（ThomasMann）的《威尼斯之死》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故事中老艺术家在威尼斯的一家旅馆中惊鸿一瞥，见到了一个波兰贵族青年美男子，于是展开了意识上和心理上的追求，但并没有诉诸真正的行动。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形而上”的一种对美的向往，而且和老年人对于死的恐惧恰成对比，美和死是西方现代文学中两个极重要的主题。
据说托马斯·曼本人就曾有过类似的经验，然后才写成《威尼斯之死》，而当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LuchinoVisconti）把这篇小说改成电影时，就直接地把故事中的老年人影射作曲家马勒（片中的主要音乐是选自马勒的《第五交响曲》）。维斯康蒂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也许他以音乐来代表所有的艺术，也许他认为（而且他也确曾作过研究）马勒的内心有同性恋的倾向，虽然马勒结过婚，而且婚姻也似甚快乐，他可能是一个“双性人”。
也许我们可以说，在艺术美的领域中是不分性别的，往往产生“双性”的形式。一个美的化身，可能是男性或女性，甚至也可能是双性（androgeny）；而一个追求美的艺术家，其本身的性取向也可能是双性的（bisexual）。西方现代音乐家中，除了纯同性恋外，双性恋的例子也不少，最有名的是美国指挥家和作曲家伯恩斯坦，当妻子过世、子女成人后，他公然从异性恋“回归”同性恋，带着他的年轻男伴侣到处旅行演出，伯氏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常常在指挥完毕后，下台亲吻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手，我就亲眼看到维也纳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在被伯氏拥吻后啼笑皆非的窘状。然而，我想，在伯氏的眼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男人或女人，而是一个促成演奏成功的“美者”。
西方音乐界的同性恋者，已经公开承认不讳，由于他们的成就使得同性恋不再是羞耻的行为，而是音乐界和艺术界的正常现象，甚至把同性恋变成一种有艺术感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世纪前的柴可夫斯基很难预料的。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音乐与小说
音乐与小说
《对等音乐》：一本不对等的小说
最近读一本英文小说《对等音乐》（AnEqualMusic），读完颇不过瘾。作者维克拉姆·塞思（VikramSeth）是一位奇才，原籍印度，曾写过千言史诗，人在加州研习电脑，在中国也住过，可谓纵横四海，雄才大略。此次以伦敦为背景，写一位弦乐四重奏团的第二小提琴手和一位逐渐耳聋的女钢琴家的恋爱故事，是一个新的尝试，然而却不成功，不禁使我联想到文学和音乐的关系与语言问题。
用文学语言来描写音乐演奏，如何写法？用再多的形容词、再多的比喻、再多的意象，还是无济于事，因为音乐的语言是声音，而文学的语言是文字，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作曲的方式虽然也是书写，但乐谱符号所代表的，不是形象，而是声音。记得多年前在芝加哥大学见过一位作曲教授，我把一份瞿小松的乐谱送给他看，是一首交响曲，我如读天书，他一边看一边频频点首，又摇头摆尾，如入无人之境，一页接一页地翻着，速度奇快，不到十分钟就看完，然后对我说：“我们作曲家有一个本领，乐谱上的符号可以立刻化作脑海中的声音，他这首作品我已经在脑海中演奏过了，相当不错！”
我当时觉得无法理解，后来和其他音乐界的朋友谈起，他们都认为这种本领不足为奇，尤其是作曲家和指挥家，他们背谱的时候，不仅可以背旋律和速度，而且可以在脑海中重现全部音量和音色，甚至有些指挥家在预演的时候，如果乐队达不到他心目中的音色，会大为光火，卡拉扬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卡拉扬指挥时往往闭着眼睛，几似走火入魔，据说他一张开眼睛就是表示乐队出错了。
音乐与小说
纸上漂过的音符
如何用文字来描写卡拉扬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全部过程？我还没有读过这类的文字。在《对等音乐》这本小说中，作者所遇到的困难恰好相仿：他的主人公听到一张老唱片，是把贝多芬的一首钢琴三重奏（OP．1，No．3）改编成弦乐五重奏，却写不出两者究竟如何不同，他听这张唱片时意乱情迷，后来又送给他的情人女钢琴家，但还是说不出内中的玄妙之处。这个“点子”颇为新鲜，行家一看，就知道是假造的，但假造得很得体，问题就在于描写不足，错失良机。
小说情节的高潮是这个弦乐四重奏团和女钢琴家在维也纳合奏舒伯特（FranzSehubert）的《鳟鱼四重奏》，男主角忆起旧情，奏完后突然发病，然而整个演奏的过程却没有仔细叙述。最令我遗憾的是小说中谈到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的《赋格的艺术》（TheArtoftheFugue——原是钢琴曲，记得加拿大鬼才钢琴家古尔德［GlennGould］曾灌过唱片），说是改编成弦乐四重奏，第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音阶要拉低，颇费周折，但至于这个四重奏团如何演奏，音色如何不同，四种乐器如何起承转合，都一概简略不表（而赋格本来就是一种几部起承转合的结构）。全书最后一页描写耳朵已聋的女钢琴家登台演奏此曲，她的情人在台下听，然而只听了上半场，就草草了事，对于她的演奏，只有寥寥几句话：“她的演奏没有故作深度，它有一种无法想象的美——清晰、可爱、坚持不变，一个乐句接着另一个乐句，一个乐句反映另一个乐句，这首未完成也完成不了的‘赋格的艺术’，是一种对等的音乐。”
问题正在于作者在文学技巧上没有做到“对等”的小说——非但在叙述文字上没有达到对等，而且在人物处理上也失去一个对等的机会：我认为女钢琴家远较男小提琴家有深度，然而他们的恋情却从他的立场道出，这位男主人公除了提琴拉得出色之外，其他一无可取，既然作者故意把他写得如此肤浅，我们也怪不得女主角最终离他而去。
看来写完我的间谍小说之后，我还要写一部音乐小说，干脆以家父做主角——当年他和马友友的父亲同是当年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的一个弦乐四重奏团的小提琴手。
第一辑纸上漂过的音符（上）音乐小说·小说音乐
音乐小说·小说音乐
近来很少写书话，倒不是我看的书少，而是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书实在不多。专业内的书乏善可陈，文学理论愈来愈玄也愈来愈政治化，印度学者仍风行一时，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书籍，英文方面少之又少，所以我介绍的多是专业以外的小说。
最近出版的小说畅销书中，有一本却令我刮目相看：《身体与灵魂》（BodyandSoul），作者是爱荷华作家工作坊的主持人康诺埃（FrankConroy）。此人作品极少，近25年没有出书，这本小说去年问世后到处受到好评，我出于好奇才买来一读，读完才发现此书的确与众不同。倒不是在形式上有任何突出之处——它是一本极为传统的写实小说，属于狄更斯（CharlesDickens）式的“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然而在内容上接触到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目：如何用文字来描写音乐演奏和作曲的过程。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自幼早熟的钢琴家，后来又尝试作一首钢琴协奏曲。我觉得全书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描写他如何练琴，如何处理不同音调长短的音符，并如何在极高深的抽象想象中超越俗人所不能突破的那一堵墙！作者显然对古典音乐颇有修养，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曾向名钢琴家谢尔金（PeterSerkin；其父更有名）请教，两人对勋伯格的十二音律观点不同，但康诺埃竟然提出一套他个人的看法，真是不易。
故事的一个高潮是主人公和他的教师共同排练莫扎特（WolfgangAmadeusMozart）的双钢琴协奏曲，两个人不厌其详地逐节研究，我读来竟然入迷，差一点去买一张唱片和一张总谱来边听边看。这可谓生平第一次较之《莫扎特传》的印象更深（在那部电影结尾时，病重的莫扎特一句句口授《安魂曲》，反而是全片最生硬的地方，毫不“内行”）。一个小说家能够把音乐诠释到如此高深的地步，而不故意超越写实技巧的常规，的确需要功夫。
据小说家阿城说，他虽把《棋王》写得惊心动魄，别人以为他必是此中高手而约他下棋，但他却不会下棋。康诺埃是否也不会弹钢琴？我猜他绝非一窍不通，说不定还造诣不凡，因为这本小说中音乐演奏的招数太多了。至少，小说中所提到的一点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