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仿佛要证明那个迷信的传说：贺龙就是活龙，如今他的后代要出生，素以干旱闻名全国的陕北，居然整日大雨不停。当那雨线扯天扯地，看不清一条条，只剩了一片片，一阵阵，在地上射起无数箭头，在屋檐落下万千瀑布之际，蓦地一声婴啼，接着便是医生护士的欢喜声：“男孩，是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的大哥。
消息随着风随着雨，迅速传向四方，传到贺龙耳朵里。当时贺龙正在参加“七大”准备会议，听到得了消息，没有马上回家，只是笑，笑得眉、眼、嘴都成了月牙形，两个拇指轮番去擦眼角笑出的泪水。
工夫不大，毛泽东的电话来了：“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接着，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人纷纷打来祝贺的电话。
第二天，贺龙才打马赶回家，进门便抓个小板凳朝地上一摆，笑着喊：“来，咱们给孩子洗个澡吧！”
“白天不要洗，晚上再洗吧。”薛明在床上望着丈夫说。
“不，就现在洗。”贺龙当年七岁就被他的父亲扔进河里，学会游泳。现在他可舍不得把刚出世一天的儿子扔河里，抱着儿子不撒手地说：“让儿子早得水。”
“那你就洗呀。”薛明在床上说。
贺龙的眉毛、眼睛和嘴巴又笑成五个月牙，手脚不知往哪里放好：“我不会洗这么个小玩意儿，你来帮帮。我就这点时间，马上要走，马上洗。”
薛明只好下床，帮忙弄来一盆水。贺龙将儿子放入水盆，抓着儿子的小手拍水，嘴里念念有词：“打打水，打打水……”
妻子嗔怪一声：“你别玩孩子。”
贺龙一把推开妻子伸过来的手：“不教就会游水了？他才一天。你给孩子吃什么呀？”
“奶粉。”薛明没有奶。
“喝那清水怎么行？”贺龙皱眉毛，“两天我出去给他打牙祭。”
“他不会吃！”
“我教。”贺龙信心十足，“打只豹子给他吃！”
话音才落，贺炳炎身后跟着一群将军，一阵风地闯进来，高门大嗓地问：“老总，给儿子起名了吗？”
“关政委说叫鹏飞好。”
“嗨，叫什么飞呀。我的儿子是打雷生的，叫贺雷生，老总的儿子是下雨生的，顺着干，叫雨生吧！”
随贺炳炎来的将军们七嘴八舌乱参谋：“贺龙的儿子要有龙字才好。就叫小龙吧！”
乱过一阵，贺龙的儿子便叫了贺雨生。为有龙字，小名就叫了贺小龙。
贺雨生也罢，贺小龙也罢，关向应政委都不予以承认。他坚持自己想出的名字：贺鹏飞。
从听到贺龙得子的消息，关向应当天便拒绝再吃奶粉。当时延安生活艰苦，关向应重病在身，为保证他的营养，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决定供给他一定数量的奶粉。可是现在他不肯吃了，无论护士怎样劝也不肯再喝一口奶。
“我不行了，我要养后代。”关向应在病床上咳着，喘着，断断续续说，“我没有儿子。贺关一体，鹏飞就是我的儿子，我要养薛明，养鹏飞……把奶粉给薛明送去，给鹏飞送去，给鹏飞吃……”
关向应始终坚持把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在延安病逝。噩耗传开，延安一片悲声。延安和晋绥都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贺龙为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英年早逝而悲痛欲绝。在晋绥召开的追悼会上，他念悼词，泣不成声，终于没有念完，掩面放声大哭，悼词只好由别人代替念完。
多少年来，“贺关”一体，名字总是写在一个文件一个命令一个决议上；紧密不可分。如今“贺存关去”，贺龙悲不自胜，痛定思痛，对妻子薛明说：“儿子不要再叫雨生了，就叫鹏飞吧，这是向应同志起的名……”
于是，这个寄托了无限情谊无穷忆念的“鹏飞”，便永远不可改变地做了贺龙之子的名字。
哥哥之后，母亲薛明又生了我和妹妹。巧了，都是旭日东升，朝霞满天之际生下来，分别取名贺晓明和贺黎明。这个“明”，不仅是天明，也是继承了母亲薛明的“明”。于是，毛泽东由陕北渡黄河赴西柏坡的路上，住晋绥司令部时，见到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便幽默地将大手在我们一家人中间划过，说。“老总啊，你家里是一排龙，一排明，”他换成京剧的腔调，摇晃着肩膀和身躯，做着得意的样子迈开京剧台步，“一排龙，一排明，老龙老明坐当中，你们好得意啊，哈哈哈……”
由于父亲有许多传奇式经历，他的四岁学掌，七岁打“保董”，八岁打堂勇，十二岁打翻武秀才，十七岁杀死一名催租伤人的豪绅家的枪丁，十九岁便开始靠菜刀起家，连续三次举义，独立创建了一个军的队伍，并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他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使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豪猛的人物，类似京剧舞台上哇呀呀吼声震天的花脸儿将军。
这其实是误会。天大的误会。恰恰是那些长期共事的老人们没有这种印象，说他勇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生得来一副豁亮肚肠，待人热情、诚恳、大度。他发脾气的时候很少，眉眼常是笑眯眯地呈现出弯弯的月牙形，登高一呼可以山摇地动，乎日里说话却是柔和缓慢。他的衣食住行要比一般人“讲究”，那是一种文明和进步。他喜欢练字，偶尔也作首诗。一位研究军史的同志说：“他其实是儒将之风。”他就像一张反差强烈的黑白照片，对旧社会的叛逆与对共产党的驯服，对敌人的狠辣与对人民的热恋都是同样的强烈。
在我们子女面前，他的慈爱多于严厉。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来不打孩子，全家只有我挨过唯一的一次打。
那天，母亲正在织毛衣，我们在旁边玩。父亲叫我们别给妈妈捣乱，我们并不在乎父亲说什么，只觉玩得高兴。当我从母亲面前跑过时，恰好毛线团滚落下来，滚到我脚边。父亲错以为是我捣乱，一手抓住我的胳膊，一手抓起把尺子，就朝我的屁股上打，打第一下我就委屈地尖叫起来：“不是我！”打第二下，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种反抗的血液便在全身沸腾了。我扭头在父亲的手腕上用力咬了一口。父亲淬不及防，哎哟一声，松开手。我扑向母亲，母亲抱起我就走，走到另一间屋里不再出来。
片刻，父亲推门进来，他的神气已经显出希望和好。
“你看把孩子打的！”母亲脱下我的裤子，屁股蛋上赫然几条红印，“你不知道你的手重吗？”
“行了行了，她也不吃亏。”父亲息事宁人地赔上笑脸，把手腕一亮，“你看，把我咬的，一圈牙印。”
大约是为了“赔偿”打孩子的损失吧？父亲正式宣布：“这次我带晓明去北京。”
这是1953年。父亲过去到北京开会，从不带孩子。他破例打了我，所以也破例地决定带我去北京。哥哥妹妹嫉妒地盯着我，这使我便觉得光荣骄傲，真有点飘飘然呢。
“晓明，”父亲抱起我，胡子在我脸上扎一下，“你到北京有什么要求？”
过去我很怕父亲的胡子扎，这次为了感谢父亲给我的荣耀，我高高兴兴接受了这一扎，翻着眼珠边想边说：“嗯，要看毛主席，要看天安门！嗯……还要着雪！”
父亲笑了，说：“前两个要求么，给你办到。第三个要求，这次可办不到了，北京已经是花红柳绿，看不见雪喽。”
“能看见。”我坚信不移地望住父亲，“叔叔都说你会、会、会叫风来会叫雨来！”
“呼风唤雨？哈哈哈！”父亲摇头，“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有！好多叔叔都说你会。”
“会也不行啊，”父亲改变了办法，“叫来一场雪，不就把树把花都冻死了吗？那怎么行啊？”
于是，我放弃了第三个要求。那时进京真不得了，是大事。母亲特意带我去一趟拍卖市场，买了条紫色的旧裙子，回来改一改，前面缀个小和平鸽，就成了我的进京礼服。
母亲还特意训练我一番：“见了毛主席要有礼貌，不许淘气。”我问：“妈妈，见了毛主席我说什么好呀？”母亲笑着说：“你不是早就唱过吗？‘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我就跟着往下唱：“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见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谢谢你。因为有了你的领导，我们才能得胜利。”
“对了，”母亲满意地点点头，“见了毛主席，你就说，毛主席你好。懂了吗？”
就这样，我随父亲第一次来到北京。当天就坐三轮车去看了天安门。然而，见毛主席就没那么快了。父亲或者叫我去坐有轨电车，或者叫我去东安市场买小金鱼，就是不提带我去看毛主席的事。
其实，这件事一直搁的父亲的心上，他是在寻找机会。当他感到有个机会时，便对我说：“走吧，今天带你进中南海。”
那时我并不知道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父亲将我放在杨尚昆家中，他便独个儿走了。杨尚昆的爱人和孩子都在，陪我聊天。
“你在重庆看过电影吗？”杨尚昆问。
“看过。”我像个小大人似地点点头。
“看过什么电影？”李阿姨问。
“苏联的。”
“看过《三个坦克手》吗？”
“看过。”
“《拖拉机手》？”
“看过。”
“《勇敢的人》？”
“看过。”
“幄，你看过的电影真不少哪。”
我自豪地笑，眼睛得意的膘来膘去，一下子膘见父亲返回来了，忙喊：“爸爸！”
“走吧。”父亲拉住我的手。
“干什么？”我边走边问。
“带你去看毛主席。”
“真的？”我又跳又欢呼：“噢——”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为了叫我见到毛主席，费了不少心思。他得知今天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里谈事，便把我带入中南海，放在杨尚昆家。他先去谈事情，看场合是否适合，然后再做打算。大概这次气氛比较轻松随便，不是那种开会或正式汇报的气氛，父亲便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女儿一直想见见你……”
“来了吗？”毛泽东问。
“带来了。放在尚昆同志家里。”
“带来么，带来我看看。”
父亲带我走进菊香书屋的客厅里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拉着父亲的手不放，眼睛盯着毛主席，小声说：“毛主席，你好。”
“喔，这不是一排明吗？”毛主席笑着立起身，过来抱起我，“长这么大了。”
“我叫贺晓明。”
“你妈妈叫薛明，你妹妹也叫明，叫……”
“贺黎明。”父亲在旁边说。
“对，你妈明，你也明，你妹妹又明，这不是一排明吗？”毛泽东的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我的妹妹贺黎明便有了另一个名字，叫贺又明。
毛主席把我抱到屋中间，那里摆个桌子，他打开小罐，从里面抓几块糖放在我手里，说：“吃糖。”
我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毛主席，忘了说话。父亲过来抱我，一边说：“晓明，毛主席还要谈工作，爸爸送你回去。”
“好，跟我们的晓明再见。”毛主席跟我握手。
“毛主席再见。”我一步三回头地随父亲走出了会客厅。
“晓明，爸爸好不好？”父亲在院子里问。
“爸爸好。”我亲了父亲一口。父亲甜甜地笑了，那是满足了女儿心愿之后的愉快的笑。
1954年11月，父亲调北京，催母亲带我们尽快到京。到京那天，正是晚上。父亲站在灯光下迎候我们，他的头上飘舞着雪花，老远就喊：“晓明，爸爸已经满足了你的第三个愿望，你看看这漫天飞舞的雪，看哪。”
我没有仰头看天，我只看我的父亲，张扬起两只手臂向他冲去，边跑边兴奋极了地喊：“爸爸！我的好爸爸——”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衣食住行
元帅的衣食住行
过去，我曾参加编写有关父亲贺龙作战谋略和军事指挥艺术的著作《贺龙用兵》，因为元帅的战略思想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我想谈谈父亲贺龙的衣食住行，因为元帅的衣食住行可以让我们从历史出发对一位元帅进行文化的评价，也有助于了解他的性格。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有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贺龙的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己意气氵光氵光，力屈等夷”的武秀才；他的父亲却又是“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贺龙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随父亲学得心秀手巧，梆得一手好针线。听父亲母亲“斗嘴”，知道一点他们当年恋爱的罗曼史。父亲向母亲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贺龙说：“还有共同点。你姓王，你父亲叫王锦发。我母亲也姓王，叫王金始。”
“你怎么知道的啊？”薛明惊讶地叫起来，目光在贺龙身上稍触即离。
“哈哈，”贺龙得意地笑了。“没说错吧？你母亲是做衣服的，我父亲是裁缝。对不对？”
“这算什么共同点？”薛明小声嘀咕。
“可以共同研究衣服啊，我们还可以比一比缝纫嘛。”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贺龙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有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立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著改得不合意便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将军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贺龙，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种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种不及防地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贺龙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甲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贺龙讲究衣装合体，样式美观，绝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