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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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缺一块……”“她是江青，”母亲对我说：“她穿的那叫凉鞋，以后你不要去那里……”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毛泽东总是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什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贺龙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地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握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锦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列清单要求归还抄走的私人财产，第一项就提出那块海绵垫。虽然海绵垫早已不算什么了，但这块海绵垫是周总理送的，有着特殊的纪念意义。
现在，这块海绵垫已经传到我儿子手中，就铺在他的床上。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廓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沉默片刻，贺龙悠缓地说：“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墓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珠泪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
“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以后，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贺龙生与死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元帅的休息和娱乐
休息时，有人喜欢清静，父亲贺龙喜欢“人间烟火”。
我们家的巷口新添一个小饭馆，我发现后告诉了父亲。没过两天，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小饭馆是怎么来的吗？”我摇头：“不知道。”父亲笑着说：“是从上海迁来的。”我叫起来：“啊，你去吃过了？”父亲笑着点点头，带了一种感慨的神情：“人，不食人间烟火不行。进城了，官做大了，想食人间烟火就难多了……”
我理解父亲。他过去一刻也没离开过群众，整年整月整天生活在老百姓之中。现在难了，想出去散散步都不行，保卫人员要拦阻。而且，一到群众中就会被包围。他那两撒胡子又“目标显著”，一露面就受围观，这很使很苦恼。有次他要去街上走走，保卫人员要求他戴口罩，他不戴。保卫人贝说，“你戴上口罩还可以走越街，你不戴口罩，只怕一出大门就迈不开步了。”
事实正如保卫人员所言。于是，要上街就只好戴口罩。父亲曾忧虑：“越到外面活动少，越戴口罩，老百姓就越觉稀罕，我们就越无法正常地与群众在一起了。这怎么行呢？”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别人发言谈的都是党和国家的大事，到贺龙发言时，却出乎人们意料地说：“该讲的大家都讲了，我没啥补充。我说总理啊，我们多吃点人间烟火怎么样”我那儿开了个小饭馆，卖的馄饨可真好吃。”
有人不明白贺龙怎么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起饭馆和吃馄饨来，周总理明白，望着贺龙忽然一笑：“这个提议好，我跟你去吃。”
陈毅忽有所悟地哈哈大笑：“算上我一个！”
晚上，贺龙和陈毅陪着周恩来总理到我家巷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从来也没见父亲回家来表现得那么高兴，眉眼嘴巴笑成弯弯的月牙，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不停地说：“开了一个好头，开了一个好关。”
这以后，他们多次“溜”出去，在东单东西等热闹处，在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食人间烟火，与群众随便聊天，了解到不少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
有一次，父亲后半夜才回来。母亲问：“怎么回来这么晚？”父亲一脸粲然：“会散得晚。”母亲疑惑地打量他：“开会？开会能开出一身汗？”父亲哈哈大笑：“我跟总理去当了一回清道夫。”
原来，会议是晚上十点多钟结束。贺龙提议，出去走走小巷，周恩来说：“走小巷还走不出公仆，我们去扫马路吧。”
“要得，”贺龙和陈毅同声响应，“今晚就当一夜清道夫。”
一个总理带两个副总理就这么“溜”出中南海，在长安街上扫了大半夜的马路，最后被工作人员“请”回中南海。
记得有年在昆明，晚上看花灯戏。台上的女演员一手拿扇，一手拎花蓝，纤腰束带，舞得美极了。正看得入神，女演员忽然袅袅地飘下舞台，一直舞到面前，真让人以为仙女下凡了。我还没有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周恩来已经立起身，原来是女演员在邀请他一同登台。
刹那间，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如大潮一般灌满每一个角落。周恩来从女演员手中接过扇，接过花监，模仿着女演员的动作，边舞边登上了台。我的母亲没有敢接扇子和花蓝，逃一样躲到后台。我的父亲贺龙还是有很大的勇气的，他竟接过扇子和花篮，跟着女演员舞上台去。
于是，全场掀起新的更大的欢呼浪潮。贺龙生得虎背熊腰，平生不曾舞蹈，现在和那些仙女一样的演员们舞在一起，那情景不难想象。礼堂沸腾了，人心也沸腾了，欢笑声掌声汇成震耳欲聋的雷鸣声……
回来的路上，父亲热烈的情绪仍在极峰上明光闪烁。他两眼亮亮地望着我们说：“群众欢迎我们，说明我们的政策好，受到他们的拥护。可是，有没有另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呢？”
父亲明光闪烁的两眼渐渐换上了沉思的神色，片刻，他似问似答地自言自语：“群众越来越不易见到我们，见到了就会兴奋。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希望生活在群众中，有时却想做面做不出；不是不想，是不让。这是哪里的问题？……我讨厌那些个保卫制度。”
除了“食人间烟火”，贺龙休息时还喜欢“吃球饭”。
部队里的老人知道，贺龙三件宝：球队、报社、文工团。他常说，文体活动开展得好不好，能看出这支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所以，直到现在，各地驻军都很重视球队建设，哪个部队的球队好，哪个部队在当地就影响大。用现代的观点看，那是活广告。
贺龙率部队进军西南时，抓球队就抓出了名。他通过打比赛，挑选优秀球员组成篮球队、足球队。有的球员是文化人，打球只是作为业余消遣。现在一下子调入代表队，都不愿意。
“为什么不愿意？”贺龙问有关负责人。
“主要是一些有文化的同志，觉得打球下贱，和戏子一样，丢人。”
“你问问他们，什么叫文化？打球唱戏就不叫文化？”
“写文章作诗是文化，打球唱戏也能算文化？”体工队的负责人也糊涂了。
“那是孔老二的文化，唯有读书高。这个观念要改一改，吃球饭一样有文化，而且是新文化。”
“我看不容易想通。有些球员进了代表队，发军装不愿穿，发薪金不愿领……”
“你不要讲了，我去跟他们讲。”贺龙来到体育代表队，往前面一站，开拳就打：“听说你们有人不愿干，以为吃球饭没文化。谁说没文化？就那个四书五经叫文化？这个观念要破一破，我们祖宗创造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叫文化！如果说吃球饭，我贺龙是新中国第一个吃球饭的人；哪个说我没文化，下贱，我就和他比一比，看看谁高贵谁下贱？你们出去就挺起胸脯子讲：没文化的人吃不了球饭，就说我贺龙讲的，不服气我跟他辩！”
不多几句话，全都服气了。贺龙组织这些球队下部队，下乡，与地方比赛。所到之处，战无不胜。人们都说：贺老总的球队来了。每到一地都揪起一阵体育热潮。
贺龙“吃球饭”，敢用人，为了寻求好教练，贺龙让大家荐贤。有人推荐说：“上海有个人才，怕你不敢用。”
贺龙说：“什么人？”
“国民党里有一个有军衔的人，真有才真有本事，但本人的出身和经历也有些问题，没人敢用，还闲在家里呢。”
“杀过人，投过毒，放过火吗？”
“那没有，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
“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敢用？我用！我派专人去请！。”
贺龙果然派了专人去上海找这位教练。这位教练一听是四川来的，就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