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相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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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
“不对啊！”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咱们也是色啊！”
在凤凰，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只是，来香港7年了，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倒是文涛，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让我羡慕不已。但羡慕之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涛坐在化妆间，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
“文涛的粤语说得怎么样？”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
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两人约好了在机场见面。
一大早，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要打电话给他，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那是文涛，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
“你干吗？”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裤子。
“你不懂，咱们这是出国，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穿红的能驱邪避鬼。”文涛一脸认真。
“算了吧，到了国外，人家看咱们俩才是鬼子呢！”
上了飞机，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用英语问道：“要喝点什么吗？”
我要了杯水，再转头看文涛，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惊讶地看着他：“说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平常，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帮我钉钉子吗？）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而眼下，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圆的“Tomato Juice”，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文涛很是不愤：“你瞧不起我。最近我的英文好多了！”然后又嘿嘿一笑：“连你都没听出来吧！番茄汁，英文说快了就是‘他妈的就死’！多好记啊！”
从香港到纽约飞了十几个小时，文涛喝了无数杯“他妈的就死”。
这以后，文涛的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2002年，他和高雁一起去墨西哥做节目。一天早晨，两人约好在酒店的咖啡厅见面边吃早餐边讨论拍摄计划。文涛磨蹭，从来都晚到，高雁于是喝着咖啡耐心地等他。一会儿听见入口处有喧哗声，转身一看，文涛正面红耳赤地对着一个墨西哥侍者比比划划，嘴里执著地讲着中文：
“我的早餐券在我的同事那！”
高雁挥手刚要叫文涛，却听见文涛情急之下蹦出了一串英文单词：
“one person； one room； one day； one breakfast。”（一个人，一间房，一天，一份免费早餐。）
“影帝”曹景行
我笑他是“师奶杀手”。
曹景行是著名报人曹聚仁的儿子，著名配音演员曹雷的弟弟。
现在，他是凤凰鼎鼎大名的时事评论员。
上至政府官员下到家庭主妇，他征服了一批忠实观众。我常说他是一言九鼎，因为他对国内外大事的分析评论极有可能影响到领导层的决策。
曹先生有一头时下颇为流行的灰白相间的头发，五官清秀，颇为上镜，深受成熟女性的拥戴，我笑他是“师奶杀手”。
《时事开讲》是他和嘉耀一点点做起来的。这个深夜才播出的只有15分钟的节目被他们做成了凤凰的名牌，这背后，曹先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每天午饭时间一过，曹先生就捧着满满一怀的报纸出现在公司。我闲来无事偷偷地帮他算过，他每天至少要看20份报纸、5份时事类杂志、做数不清的剪报。他有个习惯，看到报上有用的信息就会影印下来，所以，公司复印机的旁边总能看到他。
一天，梁冬捂着肚子乐不可支地冲进主持人休息室。
“你怎么了？”我正趴在桌上写东西。
“我刚才去复印一份资料，发现复印机坏了。我问香港同事阿Paul什么时候能修好，平时说话腼腆的阿Paul没把我逗死。”梁冬又哈哈地傻乐了一会，“他伸出大拇指指指背后，影帝都没急，你急什么？”
“影帝是谁？”我看着梁冬，不明白他怎么笑成那样。
“影帝！就是影印之帝，曹先生啊！”
许戈辉
打电话是一绝。
“喂，”声音低低地，非常轻柔，然后顿一顿，再缓缓吐出3个字：“狗日的。”听上去好像是在叫“亲爱的”一样。
许戈辉有一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目光迷离、满眼含情。其实，她是
个近视眼，偏偏又不愿戴眼镜，买了一大包博士伦，可戴上左眼就丢右眼。索性，她就睁着眼楞往街上冲。她喜欢穿长裙，马路上一走，疾驶而过的车鼓起裙边，总惹得司机放慢速度，看看这是何方美女。趁这当口，许戈辉就面露笑容、拖着裙角飘飘逸逸地穿过马路。场面颇为惊心动魄。
每次见到许戈辉，她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冲我走来，直到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来是你啊。”
我们俩见面总是亲切地称呼对方：“狗日的”。这个词本意不雅，可多年来早已被我们叫成了昵称，也就不觉得什么。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里大着嗓门冲许戈辉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内地电视台的同行在参观凤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却清清楚楚听到我嘴里的3个字，不由露出惊愕的神情。我这才意识到，我俩之间的称呼难登大雅大堂。
许戈辉打电话是一绝。
“喂”声音低低地，非常轻柔，然后顿一顿，再缓缓地吐出3个字：“狗日的。”听上去就像是在叫“亲爱的”一样。
她是个慢性子，说话又轻声细语的，总给人娴静的错觉。其实，她骨子里是个假小子，我才是真正婉约的人呢。
她喜欢运动，最近迷上了滑雪，春节时刚去了一趟亚布力，回来就跟我吹牛：“两千米的滑道啊，我一溜烟就从山顶滑下来了。”
“你可以啊！”我半信半疑。
“其实，是教练推了我一把，我想停也停不住了。”
我俩曾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同居时代。那时，我们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说来，我和许戈辉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偏偏我俩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是我们的缘分。
凤凰初期，我们的工作量都不大，人一闲就整天琢磨着该吃些什么。于是，我们相约去逛超市。我爱吃日式烤鳗鱼，她爱吃咸蛋蒸肉饼，正好这两种食品都有用保鲜膜包好的半成品，买回去只要微波炉一热就能吃。对于我们这种好吃不会做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帮助。最初的半年，把附近的小馆子都吃了一遍后，我们就顿顿在家鳗鱼加肉饼了。
有一天，许戈辉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吃咸蛋蒸肉饼了，我劝你也别吃鳗鱼了，咱们去超市，开发些新的菜式。”
“那你自己去吧，我还是吃我的烤鳗鱼。”那一阵我天天疯狂地看影碟，窝在家里哪也不去，不像许戈辉，今天约文涛打球，明天又跑到澳门转一圈，生活得颇有情调。
“好吧，你等着。”
两个小时后，许戈辉大包小包地回来了。
“买了些什么？”我好奇地把每一样好东西都拿出来仔细瞧。在牛奶、冰激凌的下边，压着许戈辉大胆尝试的新菜谱：半打红心咸鸭蛋，一磅猪肉馅。
“走到楼下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只能做成咸蛋蒸肉饼。”许戈辉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好人王大爷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让我在院长面前永远英雄气短。
他的推理很简单：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
人的自信有时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
王大爷是谁啊？王大爷就是院长。
那院长又是谁啊？院长就是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兼中文台台长王纪言。
在全情投入凤凰之前，他一直是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大家院长院长地叫惯了，很难改口，以至今天凤凰上上下下张口闭口都是院长，偶尔谁叫出个王台长（不用问，不是外人就是新来的），准能让人呆呆地愣上一会儿，搞不清楚在叫谁。
广院是我的母校，所以院长既是我的上司，又是我的老师，这让我在院长面前永远英雄气短。中国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虽然自认为是现代女性，但内心其实颇为传统，古人的教导可不敢怠慢。院长倒是没什么师道尊严的架子，但与生俱来的大将风范，总能让他在不经意间就把我收拾得服服贴贴。
说来，我和电视结缘是因为院长。
那是1992年初，我正经历着人生第一次挫折，那些苦痛在饱尝磨难的人看来也许不足挂齿，但对我来说，那就是山崩地裂的世界末日了。
大学时代的我一点也不活跃，努力地读书，认真地谈恋爱就是我生活的全部。只是因为1991年底我获得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讲演比赛”大学生英语专业组第一名，才让院方，特别是院长知道了我。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到广院找主持人时，院长在不甚了解我的情况下推荐了我。他的推理很简单，也不无道理：外语系的陈鲁豫英语讲得那么好，上电视说中文会差吗？人的自信有时也来源于别人对你的肯定，院长的信任让我在1992年的春天好好地打量了一下电视和我自己。我惊喜交织，又将信将疑地发现，也许，我真的可以做一名主持人呢。就这样，我一头扎进了电视的怀抱。
我和凤凰结缘，也是因为院长。
1994年的我渴望变化，却无力改变什么，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之后的一年，我生活在西雅图，闲散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偶尔会飘过一阵阵的悸动。我知道，我想回家了，也想电视了。
1996年初，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安顿下来后，我给从前的同事拨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你可回来了，院长一直在找你，赶快来凤凰会馆！”
我放下电话，糊里糊涂打了个车直奔人大，转了几圈才在人大旁边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凤凰会馆。
坐电梯上到5楼，一出电梯门就看到了院长。我原本打算用半小时的时间向院长报告我过去一年多的行踪，但院长和人聊天的特点是，寥寥数语便能跨越时空直奔主题。他记忆力极强，几年前的一场谈话，几年后再见你，他能接着聊下去，让你坐在对面心里直纳闷：我们不会昨天才见过面吧？！
1996年初春的那个下午，我坐在院长的办公室里，内心就有这样的诧异和困惑。院长不跟我废话，他简明扼要地向我描述了凤凰的宏伟蓝图，声音响亮，语调激昂。我被院长的革命激情打动了，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凤凰。
有时我想，院长其实很像雪中送炭的大侠，总在我人生略略有些暗淡的时候出现，用他的热情和革命浪漫主义把我内心的炉火点燃，等到我的眼前因为生活又有了奔头而重新明亮起来，院长这才策马扬鞭向下一个使命奔去。
只有一件事让我耿耿于怀。那天院长为了庆祝我加盟凤凰，请我在“大红灯笼”吃了家常菜。而我事后得知，他在许戈辉签约凤凰后，请她去首都宾馆吃了日本料理，两者档次差得可不少。当然，这事我也就是自己在心里嘀咕嘀咕。
院长是个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人，但不知道疲倦的院长这次在莫斯科可累坏了。
7月13日，北京决战莫斯科。凤凰原计划和北京台合作，强强联手，必然诸事遂意。院长是带着悠闲的心情来到莫斯科的。没想到，直播前36小时，我们得知，由于种种原因，凤凰必须另起炉灶，独自完成这场10小时的直播。怎么办？在一个语言不通，办事效率极低的城市里，没有场地，没有设备，人也不够，却要在短短36小时完成直播前的准备工作，这简直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院长豁出去了。他又穿上了那件亮得刺眼睛的黄衬衫，用他那略带内蒙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向身旁的俄罗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讲述他的转播要求，直把虎子累得两眼发直，一天下来向我们感叹：“今天讲了太多的话，累死我了。现在不管有多漂亮的女孩要求我接吻，我也不接了。”顺便提一句，虎子是我们在莫斯科的翻译，他管院长叫王大爷，这让我和小宋、高雁乐不可支。
36个小时里，机器设备租到了，参与直播的工作人员找到了，连卫星时间也东扣一块，西抢一块地凑齐了，而最最让我骄傲的是我们的直播场地——俄罗斯大饭店22层的克里姆林宴会厅，简直美轮美奂，高高的天花板，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莫斯科那令人窒息的美丽，在创造这些奇迹的36个小时里，院长的大嗓门一直响彻在宽敞的宴会大厅。中间他回过一次下榻的酒店，不是去睡觉，而是去换了件颜色更夺目的衬衫，然后又器宇轩昂地出现在现场。
7月13日莫斯科时间早上8：00，我和文涛坐在主播台前，背后是红场、克里姆林宫和静静流淌的莫斯科河。我望了望院长，他站在1号机的旁边，一夜未睡，却依然容光焕发。那一刻，我的内心既兴奋又平静，直播开始了，我和文涛配合得天衣无缝。5分钟后，我们将现场交给了香港，我刚要松一口气，却看见院长带头鼓起掌来，刹那间，整个宴会厅掌声雷动。
10小时后，当萨马兰奇念出北京的名字，我身边的人都疯狂了。我站在台上，双手掩面，放声大哭。等我抬起眼来，看见高雁和小宋也哭着向我走来，我们抱在一起，又哭作一团。透过泪水，我看见院长坐在那儿，一动不动。任周围的人又蹦又跳，脸上是疲惫之极后才有的平静。我第一次发现，从来精力过人，意气飞扬的院长真的累了。
直播结束后，我们一群人跑到莫斯科一家中餐厅里狂欢。院长喝了不少酒，两颊通红，疲惫的双眼却仍然闪着光。小宋对我和高雁说：“咱们今天谁也没拥抱院长。”声音有些伤感。我看看还站在椅子上给大家拍照的院长，问虎子：“俄文院长怎么说”？
虎子想了想：“〔Slikd〕”。
我们大笑：“对啊对啊，死里磕的！院长干起活来就是那样！”
“王大爷真是个好人啊！”虎子在一旁幽幽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