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 冯天瑜-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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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当中又做了重大的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进行了改造。你譬如像物理，物理翻译这个Physics，但是这两个含义有一点相近的地方，因为物理在中国的古典的含义是指的一切事物的道理，这是一个很泛的含义。然后翻译这个Physics的时候，那就是把它收缩了，那就是具体是指的这个物质在没有发生分子改变，发生分子改变，那就是化学了。那种它的相互关系或它的运动过程这是物理，变成这样一个比较狭窄，又比较有特指的一个概念，但是它仍然跟那个，物质“理”那个含义，在意项上有某种相似之处，这是收缩了。另外譬如像社会，“社会”在中国古典意义上是指的祭祀土神或者土地神的那样的一种集会，本来是这样一个含义，后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本身就引申了，就引申为志同道合或者专业相近的一些人组成的一个团体这叫社会。然后这样的一个意项之下，去翻译西方的这个Society，那么这个含义呢，又让它确指了，这就有这样一个变化。
另外譬如像“革命”，“革命”这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著名的古典词，这是从中国的《易经》里面来的。“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所以以前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的一个国家。我看这个悠久，一直可以追溯到三代，追溯到《周易》那儿。“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认为革命是一件正义的事，顺乎天意，应乎人心。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革命”的本义是什么东西呢？“命”是指的“天命”，是指的一个王朝。它的权力的得来是上天授予的，那么要推翻这个。已经腐朽的前面那个王朝，那就要革除它的天命换到另外一个上面，这就叫做“革命”。所以在中国的古典意义上的这个“革命”，主要还是指的改朝换代，变革天命。那么用它来翻译这个Revolution这个含义，又有所升化和演变。当然这个就很复杂，有人曾经专门写过一本书，就是最近刚出的，我觉得那个书写得很好。就是专门谈这个“革命”的，那个含义的变化，在西方的“革命”，它有两大系统，你比如像英国系统革命带有一种改良的意思，法国革命带有一种暴力革命，跟中国古典意义的革命，就用暴力推翻前面的政权。这一点上又比较相通，所以这个“革命”的含义，翻译它在意项上有相近之处，但是又发生了引申或者是缩小，或者是放大，或者是加以了改造，这是第二种情况。
第三种情况，这都是借用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第三种情况就是古典旧词和要对译的那个西方的术语，含义完全不一样，甚至于相反。那么你譬如这个例子，像这个你譬如像“经济”，“经济”的古典意义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意思，我觉得它比较接近于 “政治”的意思。后来是日本人用“经济”来翻译这个Economy，这样含义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中国近代也曾经翻译这个Economy的时候，曾经用过“富国学”“富国策”，用过“平准学”，这是从《史记》的《平准书》书这儿来的，还有这个“计学”。这样一些，我觉得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这些还比较接近那个Economy那个含义，而用“经济”这个是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含义，是指的“经世济民”。你像曾国藩在我们中国传统学说的三个方面，义理、考据、辞章。他认为还应该加上，一个“经济”，这个“经济”绝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生产啊，消费啊以及节俭啊 这个事情，这样办事比较经济，曾国藩那个“经济”，绝不是那个意思，都是指的“经世济民”“经邦治国”，实际上是“政治”的意思。但是日本人用这个“经济”来翻译Economy 那个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个人认为日本人的这个翻译是不成功的，但是后来在传入到中国的过程当中。我后面要讲的被中国人所接受了，现在“约定俗成”了，也就无法改变了，那就用下去，也就这样就行了。
另外譬如像“民主”，“民主”是中国的一个古典的旧词。中国古典里面，比如像《左传》，你譬如像这个《史记》，里面大量出现“民主”，中国这个“民主”是什么呢？“民之主”就是指的国君是统治人民的人，这个跟我们要翻译的这个Democracy，后来我们又把它翻译成 “德谟克拉西”这样的一些词，那么这个含义是完全是相反的。这个“民主”如果用林肯对“民主”，一个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个界定是“民有、民享、民治”。特别是“民治”，人民自己有权自己来治理，而中国的那个“民主”，恰恰是治理人民，是“民主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经济”也好，“民主”也好，用这个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那只不过是借用了中国古典旧词的词形，而抛弃了它的词义，但是这也是一种情况。
所以简而言之，就是用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的术语，也这样三种情况。
下面是第二种主要的方法，就是日本人当时翻译用汉字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第二种方法就是当无法找到相应的中国古典旧词来翻译西方术语的时候，那么它就用汉字来创造新词。但是这个创造的时候又不是随意创造，而是仍然是利用中国固有的汉字的造词法。譬如什么动宾结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等。我们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翻译家，譬如像严复这些人也曾经做过很多的努力，譬如对于这个Philosophia ，曾经翻译成为过“理学”“性理学”“形上学”。这个“行上学”，我觉得翻译得还是有水平的，是从《周易》上面来的，“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行上之道呢，那就是指的哲理。所以用这个来翻译哲学也不错，以后亚里士多德有一部著作就叫做《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孤立的片面的，静止的那个形而上学，我对这样来界定“形而上学”，跟它这个字面意义是很相不吻合的，这是一个失败，形而上学它翻译那个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形而上学，那是翻译得很好，因为亚里士多德，写了一本《物理学》，他是《物理学》之后，那就是《形而上学》。“物理学”是形而下的谓之器，研究“器”的问题，形而上谓之道，那就是研究哲学问题，研究规律、法则，那就是哲学。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他的哲学，包括他的一系列的范畴体系都在这个书里面，所以用形而上学翻译他的这本书的名字，就是翻译得不错的。所以中国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些努力，这些努力都是很可贵的，很不错的。但是日本近代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叫做西周，他经过了多年的思考，他在他的一部著作叫做《百学连环》里面，谈论这个过程，最后终于决定用“哲学”来翻译Philosophia，我觉得他这个Philosophia这个翻译得是很好，因为Philosophia它就是智慧之学，是从古希腊过来的，而“哲”就是睿智，大家翻一下辞典，“哲”就是睿智，哲人，哲人其萎啊。一个很了不起，很有思想的人去世了，大家写悼文呢，经常说哲人其萎，他死了就是哲人这是很有智慧的人，哲思就是智慧之思，哲学就是智慧之学。那就用它来翻译Philosophia，应该说在含义上非常贴切，而且“哲学”这个词，也非常带有中国汉语，特别是古汉语那种韵味，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是非常成功的。所以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人也都接受了它，像这样的创造的新的汉字的术语，翻译西方的还很多。比如像“抽象”“客观”，“主观”“否定”“民族”，“动员”“动产”“命题”等等，在这一系列的一些术语，都是日本人用汉字以及汉字造字法创造出来的，但是这是主要的这样两个方法，当然其他还有几个方法，我略微提一下。譬如有一些是利用日本人自己的固有的词汇，它们叫做固有语，日本的固有语，它古代就有，中古就有，他用它来翻译一个对应的。比如像“干部”等等，像“取缔”，这都是从日本那儿过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创造出来的，它是在中古就有，原来是一种一般的生活用语，用它来翻译相对应的法学的或者是哪个领域的一种术语，这也是一个方面。另外就是日本人还创造了一些汉字，日本人在日文当中还有一些日制的汉字。也就是说从19世纪的中叶，那么到了20世纪的初叶，日本人用上面的这样诸种的办法，创造了汉字的词汇来翻译西方的术语。这一项工作到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已经大体完成，基本成型。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在中国兴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不仅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规模空前的，而且这是研究留学生运动的，一些专家得出的结论，就是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那就是中国从19世纪末期，具体地说就是从1896年开始，为什么是1896年？就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没有把日本人看在眼里，所以中国人近代在被西方人击败以后，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击败以后，慢慢地认为要学习西方。哪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反正认识到要学习西方，以洋务派为代表，所以留学生运动应该从19世纪的70年代已经开始了。那么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人居然被一向，被中国所瞧不起的小小的东洋人打败，所以说就这次对中国人的震撼之大，梁启超说了中国人真正地觉醒起来，感觉到危机，危机感，忧患意识，大大地焕发起来，觉得中国要改弦更张，是什么时候开始，并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这个国家太大，文化的惰性也太强，仅仅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或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不足以使中国人比较多的中国人清醒起来。真正是大清醒是从80年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都是19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那么这个之后，中国认为要学西方，有一个捷径是中国人当时认为是一个捷径，那就是日本人。因为他学习西方有成效，所以呢中国人就去，通过日本人来学西方，所以这点要搞清楚，就是即使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从1896年开始，到20世纪初期，到1905年 1906年那个时候，达到高峰，派学生留学日本，也要搞清楚尽管是派了，加起来可能有几万人留日学生。但是仍然不是去学日本，而是学日本人所学的西方，西方文化，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概念。是把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二传手”或者叫做“走廊”，有些学者把日本明治时代作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走廊”。所以这样就大批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习，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梁启超他们这一批，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当然康有为呢，由于思想已经越来越僵化，他到日本去以后，倒没有学多少，很多的新东西传进来，应该说康有为的贡献主要在前面，但梁启超到日本，梁启超当时还年轻，另外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非常活跃，他经常是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他是经常在改变观点，但是不要把他看成，说他这个人是很轻佻，不是他确实是在不断地探索。
那么梁启超，这一批政治流亡者，外加大批的留日学生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到达日本，来如饥似渴地学习，日本人所学到的西方文化，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就是这样的两个现象。一个是借用这个张之洞的《劝学篇》的外篇，上篇是谈的“中学为体”，这是内篇“中学为体”，下篇是谈的“西学为用”，在他的外篇或者是叫做下篇，外篇里面有两篇，一篇叫做《游学篇》，一篇叫做《广义篇》，广泛地翻译，留学，而且他认为，要学习西方文化，就要游学，要出去留学，我至今认为，“游学”这个词比“留学”要好，“留学”到那儿去了就不回来了，“游学”到那儿“游”，学好了东西，回来报效祖国，所以我主张“游学”好，我主张大家多多地“游学”，“游学”回来以后，报效我们的国家，当然留在那个地方也好，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你学得更深一些，但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但是还是不要忘记，报效我们这个多灾多难，但是又文化非常渊深，极有前景的国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
这是他的《游学篇》，认为要“游学”，而且同时张之洞提出来了，游学东洋，比游学西洋划算。就是说游学西洋不如游学东洋，他为什么要游学东洋好呢？一个地近，就是相距很近，所以日本是中国的什么东西，是跟中国之间是一衣带水，就像一条衣带那么窄，很近。而且叫做“一苇可航”，“苇”就是一个“芦苇”，就是你乘着一个芦苇，都可以飘过去，形容其近而已，这是地近。同时与文字也相近，那么在广译东书的过程当中就把日本的大量的日本人翻译，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大量的术语介绍到中国来，所以在清末民初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什么现象呢？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满天飞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像我们现在，特别一个社会转型的时候。经常是新名词满天飞，当时就是说，日制新词就是日本人制造的新名词，在中国到处满天飞，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现象，中国人当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就是非常反感，当时有一个留日的学生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盲人瞎马之新名词》，认为这些新名词，就好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是非常危险，而且他写了几万字。这个小册子后来我在日本好不容易找到了，我看了一眼。而且是他也写得当然有他一定的道理，但是总的来说，他就是对这个现象，他是持一个反对的态度，就是认为这些新名词很不好，这是一种态度。另外就是包括像张之洞这样的人，张之洞本来是游学东洋，以及翻译广译东书的提倡者，但是一个人他往往是理智向着未来，感情向着过去，像张之洞这样的人，他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的人。他一方面认为要救中国，中国要富强起来，要赶紧学习西方，包括要学习日本，所以他游学广译。但是真正这些东西进来了，这就有点叶公好龙，那个龙要是来了以后呢，他又很反感，所以张之洞看了一些人写的著作。他派手下一个人就是要马上要出差，就跟他打报道，就说我要出差，就说我现在正在办手续，然后办完了以后就向大帅来报告。这个手续和报告都是日制新词，张之洞非常反感，后来张之洞就认为这些人是满嘴胡说，后来专门起草了一个文件来批判这种现象。就说今后写文章，说话都要注意，就是不要用日本名词，后来他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就说，大帅啊，这个“名词”二字，也是日本新词。所以这个就说明当时已经无法逃遁新名词的包围，所以这是一种类型，就是对这个现象比较反感，但是也无可奈何。
另外有一种人，对这个问题采取一个分析的态度，有一种简单的分析态度，你比如像章太炎或林琴南，他们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凡是在中国的古典当中找得到根据的，日本创造的，譬如像前面我们说的，“革命”“共和”。这些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凡是日本人现在生造的，我们要一概排斥，其实这也没有道理。对这个现象，就是对日本人翻译西方术语的这样的一些汉字新词进入中国，持一种比较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态度，我觉得最出色的那就是王国维先生。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