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作者:刘平安、刘京胜-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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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社会里，任何组织或个人如果完全脱离了商业活动，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奥林匹克运动也是一样。顾拜旦倡导的“纯粹的”、完全没有“铜臭味”的奥林匹克理想，其实只能存在于纸墨之中。现代奥运会中，即便是无偿的资助，要百分之百地排除营利也是不现实的。

　　资助不同于广告，可以短期内收到效益，它的作用是在被资助者心中和社会上树立自己的地位和形象，从长远的观点看，仍是有利可图的。从这个角度讲，它又具有了商业化的性质。但它不是赤裸裸地买卖，而且于被资助者有利，有时甚至能挽救和发展被资助者。

　　当然，国际奥委会的财源是多渠道的。除了阿迪达斯公司的定期资助外，国际奥委会主要从奥运会举办期间的电视转播权、广告费和资助中提成，其中收入最多的是电视转播权提成。自1980年以来，国际奥委会规定每届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费的三分之二留给奥运会组委会，三分之一交给国际奥委会，仅此一项几乎占国际奥委会全部收入的一半。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各电视巨头的激烈竞争，奥运会电视转播费也水涨船高。对于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来说，这诚然是好事，但国际奥委会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够收入多少。为此，国际奥委会决定从第24届奥运会开始，直接参与电视转播费的谈判。

　　作为奥运会组委会，当然希望转播费越高越好，但国际奥委会却另有打算。转播费高固然好，但得让电视巨头掏得心甘情愿。奥运会组委会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但国际奥委会每4年还要同他们打一次交道，不能一刀宰了会下金蛋的鸡。

　　汉城奥运会电视转播费谈判顺利。巴塞罗那奥运会转播费谈判小有周折。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成员、巴塞罗那副市长阿瓦德拒绝了国际奥委会以低于汉城奥运会3。09亿美元的价格向世界头号大亨美国出售转播权，一举报价3．6亿美元。

　　美国三家电视广播公司在竞争，但报价普遍与组委会一方持平。组委会不急不温，继续拍卖转播权。谈判自从1986年4月巴塞罗那获得主办权后不久便开始了。国际奥委会代表迪克·庞德在第一轮谈判里就准备接受美方的价格，可是阿瓦德坚持要再等一轮谈判，以便把价格继续抬高。

　　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年。直到1988年底在纽约的谈判中，阿瓦德仍然准备继续抬价。参加谈判的国际奥委会执委、韩国人金云龙只好把庞德和阿瓦德叫出谈判厅，要他们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报价。这样双方才达成协议：美国广播公司以4．01亿美元，再加上1千万美元的广告费购买巴塞罗那奥运会转播权，创下了电视转播费之最。而美国广播公司买断1960年的奥运会转播费仅用了5万美元。

　　当然，觊觎电视转播费的还有他人，例如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主席内比奥罗。

　　汉城奥运会上，田径决赛按照习惯原定在下午举行。但是由于时差问题，美国人就只能在深夜或凌晨看比赛了。本来田径比赛比其它项目更加紧张激烈，所以收视率比较高，但是深夜转播就会降低收视率，美国电视巨头也必然会压低转播费价格，国际奥委会和汉城奥运会组委会的收入也要随之降低。汉城方面因此想把田径比赛时间提前到上午，但这必须得到内比奥罗的同意。

　　内比奥罗一贯以自负固执闻名。他拒绝了这个请求，理由是这会影响到运动员的竞技状态。

　　萨马兰奇听说此事后，于1984年秋与内比奥罗商量是否可以考虑到奥运会的利益，同意汉城方面的请求。这次内比奥罗倒是同意了，不过提出了个附加条件，就是把国际奥委会转让给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的电视转播收入的比例提高。萨马兰奇断然拒绝了内比奥罗的要求。

　　1985年5月，萨马兰奇宣布“汉城奥运会的竞赛时间表必须在奥运会组委会和各国际联合会之间进行磋商”，这等于给内比奥罗发出了警告。于是内比奥罗同汉城方面在罗马举行了几次会谈，最后汉城以2千万美元电视转播费的代价换取了内比奥罗对改变田径竞赛时间的同意。国际奥委会少收入了2千万美元，而内比奥罗用这笔钱在摩纳哥建立了国际田径基金会，内比奥罗自己担任了该基金会的主席。

　　赞助是仅次于电视转播费的滚滚财源。以巴塞罗那奥运会为例，12家主要赞助商的赞助金额达2亿多美元，其中可口可乐3千万美元，MAS巧克力公司2．5千万美元，VISA信用卡2．2千万美元，3M公司2千万美元，菲利浦公司2千万美元，尼康相机公司2千万美元，三井公司1．8千万美元，博士伦公司1．5千万美元等等。显然资助不是白给的，街头巷尾，这些公司的标记到处可见。

　　现代奥运会，不仅是运动员的竞技场，而且也成了商业竞争的战场，明争暗斗，不亦乐乎。

　　没有人向厂商发金牌，但是人们对于某个厂家在竞争中占了上风，仍然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有意无意地给他们排了座次。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支持，商业的发展又需要体育的帮助。巨额奖金吸引着运动员去拼搏，名扬全球诱惑着各大公司纷纷解囊赞助。赞助主要用于修建比赛场馆和其他配套设施，但国际奥委会也提取少量资金作为自己的活动经费。

　　除了电视转播费和企业赞助，广告是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组委会的另一个重要收入来源。

　　萨马兰奇曾于1988年8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方法改变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做，而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改变，企图重蹈旧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仍然尊重那些有利于发扬奥林匹克精神的观点。正是出于这一点，我才说，只要我当一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在奥运会比赛场馆就不会有广告牌。这个规则最好能维持到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后的事就属于我的继任者了。”

　　赛场没有广告牌不等于没有广告。君不见，比赛场内的柯达或富士胶卷难道不是广告吗？这两大公司从来都是把奥运会当成提高自己声望、打击对方的重要战场。有时两家竟公然在赛场内摆起了擂台：双方各放一张桌子，摆着自己的胶卷，任记者免费取用。记者拍摄完后，免费为你冲印，然后请你继续取用自己的胶卷。

　　其实他们并不亏。记者再多，取用的胶卷再多，对他们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更何况这些记者的宣传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赛场内有些赞助的饮料难道不算广告吗？而且很多名运动员只要比赛时穿着某个牌子的运动服或运动鞋就可以得到几百万、几千万美元的收入，难道他们不是在为厂家做广告吗？国际奥委会有权力对运动员身着何种牌子的运动服做出限制吗？

　　1936年，美国选手欧文斯在柏林奥运会上连破四项世界纪录。由于欧文斯使用了阿迪达斯产品，阿迪达斯也从此成了名牌。后起之秀耐克鞋也因为许多优秀运动员穿着它在奥运会取得了好成绩而“誉满全球”。

　　通过与阿迪达斯公司签定的“奥林匹克计划”以及电视转播、赞助、广告的提成，国际奥委会的“金库”日益充实。1980年萨马兰奇当选主席后，国际奥委会的全部资金为200万美元。1990年1月1日，国际奥委会的资金增加了50倍，达到了10500万美元。而国际奥委会的财政预算1980年为580万瑞士法郎，1990年达到了2443万瑞士法郎。也就是说，1980年，国际奥委会资金少、预算高；到1990年，预算虽然增加了5倍，资金却增加了50倍。《泰晤士报》对此评论说：“倘若布伦戴奇地下有知，也会为之震动，同样讲求实效的顾拜旦也会为之欣慰。”

　　有了钱，萨马兰奇并没有随意挥霍。至今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汽车、飞机仍是从德国奔驰汽车公司等企业借来的，虽然国际奥委会完全有能力配备自己的现代交通工具。萨马兰奇之所以这样“抠门”，是因为他知道国际奥委会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奥运会，最终也必须用在发展奥林匹克运动上。奥林匹克团结基金正是基于萨马兰奇的这种考虑而建立起来的。

　　经过修订的《奥林匹克宪章》规定：

　　“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的全部收益必须用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运动。”

　　“奥林匹克团结基金的目的是对那些被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特别是对最需要帮助的国家奥委会提供帮助。”

　　有的小国家声称无钱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可以支持；有的运动项目尚处于发展阶段，国际奥委会可以支持。这些钱都出自于国际奥委会建立的团结基金。

　　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时，国际奥林匹克组织除了国际奥委会外，还有一个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同国际奥委会有相近之外。国家奥委会联合会主席是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巴斯克斯是墨西哥的亿万富翁，是墨西哥特莱比萨电视网董事长，在世界各地拥有30多家报纸、杂志，并且在许多行业的企业或商业机构里拥有资本。几年前，他甚至想出资购买美国的合众国际社。

　　巴斯克斯在世界体育领域里拥有极大的权威，甚至可以与萨马兰奇匹敌。在拉丁美洲体育界其权威更是至高无上。有传闻说，他也曾企图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为了不使世界体育运动出现两个中心，也为了使各国奥林匹克运动得到更好的发展，萨马兰奇采取了分别治理的办法。他把国家奥委会联合会按照五大洲分为五个委员会。每次举办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费国际奥委会从中提取三分之一，而又将这三分之一通过国际奥委会的团结基金按照不同的比例直接分配给五大洲委员会，国际奥委会本身只留电视转播费的百分之七。

　　以1988年国际奥委会团结基金为例，基金总额为870万美元，其中用于举办各类培训班的资金为337万美元，其余部分的分配数额为：

　　非洲：101万美元

　　亚洲：90万美元

　　美洲：78万美元

　　欧洲：61万美元

　　大洋洲：47万美元

　　从上面的数字可以看出，愈不发达地区得到的资金愈多，从而保证了各地区体育运动的均衡发展。同时，各大洲委员会对于国际奥委会的依赖性也增加了，这样就削弱了国家奥委会联合会和巴斯克斯的势力。

　　对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萨马兰奇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作用和影响要远比各国家奥委会的作用和影响大得多，而且在自己管理的项目里，她的权威往往超过国际奥委会，以至有些时候直接同国际奥委会发生冲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之间的矛盾。

　　在奥运史上，足球赛一直处于业余和职业选手的参赛资格争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业足球在欧洲、南美绝大多数国家普及，他们派好手参加自1930年起每4年举办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而将奥运会足球赛作为年轻业余选手进入职业队的跳板。

　　与此同时，除南斯拉夫以外的东欧国家因未宣布实行职业体制而乘虚而入，占了便宜。他们实行了名为业余，实为职业的体制——被西方国家称为隐蔽的职业体制，在奥运会上与西方的业余队竞争中，明显地占有优势。在从1952年至1980年共8届奥运会上，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在足球赛中占据垄断地位，其中有5届，他们囊括了前3名，甚至前4名。

　　东欧国家的这种足球体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时，大多数西欧国家拒绝参加足球比赛，使奥运会足球比赛陷入危机。

　　1960年，国际足联曾作出决定：凡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足球赛。这就是说，其他职业球员可以参加。但到1972年，国际足联又中止了这一决议，苏联及东欧国家继续得益。

　　1972年，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和苏联包揽了慕尼黑奥运足球赛的前4名。

　　1976年，民主德国用1974年参加世界杯赛的原班人马参加蒙特利尔奥运会足球赛，一举夺得金牌；波兰队以世界杯第3名阵容参赛，获银牌；苏联也以一批老手参赛，获铜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一大批西方国家抵制，足球奖牌理所当然落到东欧国家之手。

　　1978年，国际足联又规定：欧洲和南美国家不得让参加过世界杯赛（包括预选赛）的队员参加奥运会，但由于确定球员的职业或业余的资格的权力在各国奥委会，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在国际网球联合会和国际篮球联合会先后同意职业选手可以参加奥运会后，1981年，萨马兰奇决定继续扩大战果，向国际足联发出了邀请。但是统管世界足球运动的国际足联凭借其世界第一大运动的地位和凭借其几乎可与奥运会影响并驾齐驱的世界杯赛的资本，不愿意看到奥运会足球赛成为另一个世界杯赛，换句话说，它不愿意众多职业明星、名队因参加奥运会而降低世界杯足球赛的魅力。基于它已经创立了17岁以上、20岁以下和世界杯赛等三大年龄组的世界性比赛，将奥运会足球赛设置成23岁以下的世界比赛，这样它就完成了从17岁起设4个年龄组都有世界锦标赛的完整计划。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断然拒绝了萨马兰奇善意的邀请。

　　萨马兰奇没有气馁，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多次派人到国际足联进行谈判，还亲自拜访阿维兰热，劝说国际足联接受国际奥委会的意见。终于阿维兰热的口气稍稍松动了一些。

　　1984年，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宣布，除欧洲和南美参加过世界杯赛的队员不得参加奥运会的规定外，今后不再区分职业和业余。这一决定使奥运会足球有了希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和1988年汉城奥运会足球赛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观众人数也开始上升。

　　1988年7月，国际足联作出了一个令国际奥委会和萨马兰奇感到十分尴尬的决定，今后奥运会足球赛的球员年龄限制在23岁以下，并成为国际足联四大年龄组世界赛的一个大赛。将奥运会角逐作为其世界单项系列大赛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足球，别无先例。

　　尽管国际奥委会有统辖全球体育的权力，但它得尊重足球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单项国际联合会的意见。1989年9月，国际奥委会向国际足联作出让步。当时，曾有一位国际奥委会代表说，凭国际足联的强硬态度，把足球踢出1992年奥运会并非戏言。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比赛备受冷落，门票价格一跌再跌，预赛场地仍然门可罗雀，就连1／4决赛这样的关键场次，门票仍有富余。欣赏球赛品味极高的欧洲和西班牙球迷深谙：奥运足球无球星，而没有球星的比赛是没有什么看头的。

　　阿维兰热终于忍受不住了，他怒气冲冲地说：“如果国际奥委会想对足球进行抵制，那么我们将考虑举办23岁以下的世界杯足球赛。……足球比赛可以从奥运项目中除去！”

　　尽管如此，萨马兰奇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至今他还在争取阿维兰热和国际足联的支持，希望将奥运足球赛办成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比赛。

　　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有一个自己的组织，即国际体育联合会总会，主席是托马斯·凯勒，他还兼任国际皮划艇联合会主席。

　　对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工作，萨马兰奇同样大力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