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地书-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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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两地书·原信版》读后记（3）

　　　　二，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多么坦诚，细致，亲切的交谈啊！我们再读他公开的文章《北京通信》中相关的一段话：　　　　
　　　　“倘使我有这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所以，我终于还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两相比较，它们表达的思想和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记得在中学读过的《记念刘和珍君》，其中说到：“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还有，如果我们又读了《娜拉走后怎样》，知道鲁迅说的：“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可见，在公开的文章中，我们需要从好几篇文章中体会到的思想，意见，在私密的通信中，却只需要读到相关的一封信就可以了。所以，私密的两个人的通信，更少有隐情，也就更多“白心”即“素心”，更多心里话。但一到社会，就多有屏蔽；相比之下，元初的真实性就有它特别的意义了。　　　　
　　　　第三个特点是，它是“母本”。其他的两个版本是由它派生出来的。《两地书》是鲁迅和许广平两人对这批原信作了删减、修改和增加，向社会公开的版本。手书本又对已经印行的《两地书》作了一些修改。所以，对于求知欲强的或好奇心强的读者，倘若拿这个版本去和《两地书》对读，在你面前就打开了一扇窗户，像蔡元培先生为1938年版《鲁迅全集》所作的《序》开头引用的那段话一样：“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了。你可以看到“删减”了哪些，想想为什么这样“删减”；你可以看到“修改”了什么，想想为什么要这样“修改”；还可以看到，竟有“增加”！想想为什么要“增加”呢？　　　　
　　　　对于有兴趣更多了解鲁迅的读者，可以说，是非作这番对读不可的。不对读，不但不能深入细致真切地了解《两地书》，简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对读，是不能全面深入细致真切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心思的。比如这本书里，5月30日的“原信”说的：“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正式出版的时候，也即在《两地书》中，这段重要的分析自己的思想的表白，“个人的无治主义”删掉了“无治”两个字，成为一般的平常的“个人主义”。这恐怕是很值得研究的：这两个概念在鲁迅思想中，是等同的呢，还是并不等同？如果并不等同，是解剖自己的思想前后有些变化呢，还是公开发表时为了准确而删掉的呢？而且，鲁迅还用过“无治的个人主义”，这“个人的无治主义”和“无治的个人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吗？还有，如果通读《鲁迅全集》，我们就可以知道，鲁迅对于“个人主义”一词的运用是有多重涵义的。比如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到“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再举一个增加的例子。在１９２９年６月１日的信中，在原信的“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小刺猬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也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之后，增加了一段：“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为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手书本“举”作“惠”），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多少人生的感慨，多少心思，多少爱，多少憎，逼迫鲁迅在当时要借发表《两地书》的机会来宣示啊。　　　　
　　　　海婴先生要我为这个版本写个前言什么的，不敢，谨以此作为“读后记”吧。谢谢海婴先生。谢谢读者朋友。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三日星期二


第四章校后记

　　　　一九三二年，鲁迅和许广平将他们两人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九，或三十在北京；一九二六年九月四日到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七日在厦门——广州；和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一日在北平——上海三个时空的通信，略照年月，编辑起来，交青光书局，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初版，公开发行。书名呢，题曰《鲁迅与景宋的通信〈两地书〉》。署名呢，不是鲁迅一个人，而是“鲁迅，景宋”，也就是版权页上的“著作者”。　　　　
　　　　先前，在很长久的一段日子里，人们读《两地书》，以为这也就是鲁迅与景宋通信的原信，只不过像鲁迅在“序言”所说，“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尤其是北京部分的通信，多有“（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前缺）”，“（此间缺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一类的说明，更增加《两地书》就是原信原貌的感觉。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周海婴上书毛泽东主席，表示“迫切希望在您的支持下，一部收入现存全部书信，认真按手稿校订过的新的鲁迅书信集，能够早日出版”。并建议“将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必要人员，并请一些对鲁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作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争取在一九八一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时能把上述几种书（即全集注释本、年谱、传记）以及全部鲁迅手稿影印本出齐”。十一月一日，毛主席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鲁迅研究室立即成立起来了。当鲁迅手稿小组编辑鲁迅书信手稿的时候，才知道鲁迅与景宋的通信完好地保存着。一校读，才发现鲁迅与景宋在编辑《两地书》的时候，对原信作了大量的，重要的增，删，修改，远不像“序言”所说的“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从这一意义来说，是有相当重要的重新创作的成分在内的。因此，在研究室荡漾着最初的惊喜交加的气氛。　　　　
　　　　当时还知道鲁迅用工笔楷书在规整的宣纸上手写了一部《两地书》。那郑重的纪念意义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没有列入影印出版的规划，又是一级文物，据见过的顾问说，与《两地书》一样，只少许字略有差异，没有人仔细校读。　　　　
　　　　一九九六年，周海婴根据母亲生前的谈话，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鲁迅手书《两地书》和父母通信的原信，题为《两地书真迹》。在编辑的过程中才发现鲁迅手书《两地书》，与铅印出版的《两地书》竟又有不小的差异。　　　　
　　　　第一，手书本的人名，一如原信，一个也没有“改掉”，顾颉刚就是顾颉刚，并不改作“朱山根”。“黄坚（江西人）”，也不删改作“白果”，这样不顾“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可见是作为传家的藏本，并不像铅印本那样作公开发行用的。　　　　
　　　　有一个人名，由手书本可以推断排印本初版以及此后各版一个误植，即第一百十二信中的衣萍，排印本前文作“亥”倩，后文作“玄”倩，似乎是两个人，其实不是，这显然是“亥”“玄”字形相似而误植了。　　　　
　　　　第二，初版本大量删除了景宋原信中叙述广州国民党敌视共产党、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的斗争以及学生内部派系斗争的语词和段落，手书本都有所保留，自然，文字也还是作了一些修饰。如第七十二信第三段叙学校风潮，手书本有“因为中大停办改组后，树的派的大本营已被铲除，所以我校中把持学生会的这派分子，也有孤城落日（原信是“实在命在垂危，无多大力量”）之势”的话，又如第九十七信第二段叙学校的“事”，手书本明白写出是“学生会改选，结果还是旧派学生占多数，则学校前途，可想而知。”（原信作“学校学生会改选，那革新学生的会也同时取消，选举结果，仍然是反动派占多数，将来还是把持学生会，向学校对抗”。）　　　　
　　　　第三，手书本对孙伏园无论鲁迅的信还是景宋的信，都直呼其名，和原信一样，而初版本中，景宋的信在伏园名下大都加“先生”或“老”字，以示尊敬，这也可见鲁迅与景宋细心的地方。孙伏园是鲁迅的学生，景宋也是鲁迅的学生，在私信中景宋不妨只写名字；公开发表，毕竟自己年纪小一些，孙走上社会工作早，地位也比自己高，用尊称更显人情，更有礼貌。　　　　
　　　　第四，最多的，是标点符号不尽相同。　　　　
　　　　由此可见，手书本可以说是一个独立的版本：在增，删，修改方面，它接近于初版本，反映出鲁迅与景宋在公开两人通信时的种种考虑；在“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方面，却又接近于原信，比初版本有更多更深的实情。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以鲁迅手书本作底本而校以初版本的《两地书》，实在是两全其美了。　　　　
　　　　王得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