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戴安娜-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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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发生了变化，泰勒可以施展浑身解数，尽力在法庭上曝光戴安娜的短处。戴安娜为了自己的名誉及对王室的影响，可以说投鼠忌器。1992年2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声明：这场隐私权官司已经化干戈为玉帛，戴安娜和两位被告同意私下和解。　　　　
　　　　庭外和解的条件是：戴安娜接受《镜报》集团的道歉；诉费约20万英镑由《镜报》集团承担；以戴安娜的名义由《镜报》集团向她所指定的一个慈善机构捐款2*9郾5万英镑；戴安娜收取泰勒所拍摄有关她的照片和底片，以及泰勒在国内外出售这些照片得到的报酬（估计为30万英镑）；《镜报》集团依照以前商定的购买照片条件，付给泰勒25万英镑。　　　　
　　　　消息传来，大家议论纷纷，认为戴安娜是大赢家，而《镜报》则是一败涂地。但是对于戴安娜来说，已经和一败涂地差不多了。她无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不被媒体干扰，不被暴露于公众面前。她仍旧是任媒体摆布的玩偶。更让她震惊的，她利用媒体以攻击查尔斯和透露自己悲惨处境的事迹授人口实，成为攻击她的利剑了。　　　　
　　　　她无可奈何，在巨大的新闻效应和金钱诱惑下，她努力追求的每一份感情都会化作轻烟离去。休伊特出卖了她，吉尔贝因电话事件也尴尬万分，其他人也不敢面对媒体的巨大压力。　　　　
　　　　记者仍在追逐她，锲而不舍。她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媒体是残忍的”，他们“蓄意要伤害我”。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王室给予她行使的权力，媒体则给予了她生存的空间。　　　　
　　　　毫无疑问，她是最善利用媒体的名人之一。


第八章　媒体：双刃之剑三、镜中王妃

　　　　戴安娜有自己的一帮知心好友，有她自己的关系网。在她与查尔斯、与王室的对峙中，他们是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也许无权无势，但他们利用永远敏感的新闻媒体，争取大众舆论的支持。他们会打电话给报社的记者，或透露戴安娜的痛苦，或透露查尔斯与卡米拉的幽会。　　　　
　　　　1991年6月，威廉王子被网球拍击中头部，造成了颅骨压迫性骨折，被迫接受手术。查尔斯匆匆赶来探望后，确认无恙后按计划参加了歌剧的义演活动。　　　　
　　　　在记者采访时，戴安娜告诉记者，自己如何在医院的椅子上守护威廉，那个“铁石心肠”的父亲———查尔斯则在闹市区寻欢作乐。第二天的报纸上，以“你是怎样的爸爸”为标题刊出了采访戴安娜的全部内容。　　　　
　　　　如果仔细想想查尔斯在王室职责和父亲间作出的选择，确实不能过多责怪查尔斯。威廉并非处于生死关口，查尔斯也并非在“寻欢作乐”，他用他自己的方式爱着孩子。戴安娜对媒体舆论的引导，对于查尔斯来说无疑不公平。　　　　
　　　　一位王室工作成员说：“报纸上连续不断地出现恶意攻击查尔斯王子的文章，使他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查尔斯是一位对于家庭和他本人生活十分看重的人，非常在乎自己的家庭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与戴安娜相比，并不见得他对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放纵。但是戴安娜善于利用媒介来提高她个人的公众形象，这一点恐怕是查尔斯所望尘莫及的，哪怕是花上几年的时间去研究也绝对不是戴安娜的对手。问题在于他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自小到大他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偏偏他娶了一个‘胳膊肘儿向外拐’的戴安娜，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抖出来，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来关注她的美和她的不幸。这让查尔斯气得发疯。”　　　　
　　　　这自然是站在王室的立场上为查尔斯辩解，但不容否认，查尔斯与戴安娜对待媒体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位专门采访王室的新闻工作者也承认：“戴安娜王妃出现于现场，给我们提供了获取关于王室第一手资料的宝贵机会。向媒体吐露实情，她是王室成员中的第一人。”　　　　
　　　　“在采访过程中，查尔斯的朋友没有一个对于查尔斯有什么议论不满，他们都认为查尔斯的行为无可非议。这么一来，我们更加同情戴安娜的遭遇。她的朋友和支持者们对我们讲了许多关于戴安娜的痛苦遭遇，恨不能把一肚子的话全都说出来。一方吵吵嚷嚷，嘈杂声不绝，异常活跃，仿佛有道不尽说不完的言论。而另一方则冷冷清清，缄默无语，你无法从查尔斯的朋友们那儿得到关于查尔斯与婚姻关系的任何评论。他的这些朋友相互间都发过誓，对王子的个人生活守口如瓶，因而谁都不愿意出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戴安娜对于媒体的作用太了解了，她自己就是通过媒体的力量而被塑造成为童话王妃，为了维护童话灰姑娘的形象，她曾经付出了巨大努力。当童话不再、婚姻陷于困境时，她开始利用媒体为自己翻案。她的好朋友卡罗琳认为当全世界都在注意她的婚姻时，要她不为自己辩解是很难的。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戴安娜，的确很好地利用了媒体对于她和对于王室的兴趣。　　　　
　　　　戴安娜的反对者攻击她说：“戴安娜除了深知新闻媒体的价值以外，还懂得如何抓住各种可能的机会在报刊上露面。如果有机会登上报刊的头版新闻，即便只有1％的可能性，她也会付出100％的努力。在这方面，她不仅懂得必须把握，更懂得如何去把握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她得知一所儿童医院即将被登载在某家报刊的头版位置上，她会毫不犹豫地取消事先安排好的约会，然后迅速扑向采访现场，进入记者们的镜头，堂而皇之地发表一通演讲，以便独占新闻报道的核心位置。她很早就学会了这一套，只不过在现场操作上比从前更加熟练了。当她的婚姻陷入危机之后，她更是变本加厉地追求头版新闻的上榜率，以确保她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得到巩固。她要达到一个明确的目的：一旦她的婚姻破裂了，公众将会认为她是这场悲剧中真正的受害者。”　　　　
　　　　戴安娜王妃与她的孩子们在一起时的照片，其中在阿尔顿塔和索音公园与她儿子的合影是她配合媒体的最佳例子。她很善于抢镜头。当摄影机的镜头对着她时，不用摄影师指点她便清楚自己该站在什么地方，她的眼睛从来就懂得随着摄影师的镜头闪烁，明白如何争抢最佳镜头。查尔斯呢，你几乎看不到他和儿子们在一块儿的照片，因为他带儿子外出郊游。他会花大量的时间陪儿子钓鱼、骑自行车或者外出散步，所以没有机会让摄影师们捕捉到他们父子在一起时的身影。他天生就不喜欢把自己的孩子推入摄影师的镜头中，因为他要庇护他的两个儿子，不希望他们频繁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不仅如此，他还讨厌孩子的母亲动不动就带着他的儿子任人拍照。因为这样做会令他为儿子担忧。　　　　
　　　　戴安娜与查尔斯各自电话丑闻的相继曝光，也可以说是两人利用媒体斗法的结果。1989年12月7日，臭名昭著的“卡米拉之门”电话被录入了磁带，戴安娜曾经想以此为把柄要挟丈夫与卡米拉断绝关系。但是查尔斯置之不理，笑话她别做梦了。作为反击，查尔斯和他顾问们一起策划了、录制了戴安娜与吉尔贝的电话。两年后，两人的艳情电话先后被公之于世，直接造成了王室声誉的下降，童话婚姻再也无法维持。这场斗法中，可以说两败俱伤。谁得到的好处也不会多一些。　　　　
　　　　安德鲁·莫顿的《戴安娜———她的真实故事》的出版，戴安娜又一次利用媒体取得了广泛的同情。1994年6月29日，查尔斯在电视片中承认与卡米拉的奸情，当他与戴安娜的婚姻“无可挽回地破裂后”，他确实对戴安娜“不忠”。查尔斯态度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尽管卡米拉是公众眼中破坏婚姻的罪魁祸首，却是他的“生命之源”，卡米拉是他“至要好的朋友”，“她曾是长年好友，并将继续是长年好友”。查尔斯的坦白替他赢得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谅解。　　　　
　　　　这对于戴安娜来说，也是致命的一击。在媒体面前，一切脸面撕破了，还有什么好挽回的呢？　　　　
　　　　媒体不会就此罢手。在金钱的诱惑下，1994年10月3日，詹姆斯·休伊特出卖了他与戴安娜的故事。《恋爱中的储妃》一书出笼，揭露戴安娜与休伊特前后长达5年的恋情。　　　　
　　　　1995年11月20日，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节目《广角镜》记者马丁·巴谢尔访问，剖白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恩怨怨，承认曾患易饥症，曾试过伤害自己，曾与休伊特通奸，对丈夫不忠。在全球2000万观众面前，她道出自己不想离婚，希望主宰个人命运的心声。她的坦诚与对王室的背叛，得到了广大英国民众的同情和谅解。但是，媒体对于她的作为贬多于赞扬，认为是不明智的自私行为。但是责任确实不能由戴安娜一人来承当。先有婚外情的是查尔斯，先上电视向公众剖析心声的也是查尔斯。戴安娜从丈夫那儿学来这一切，而且演绎得更加出色。　　　　
　　　　在媒体斗法中，两人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媒体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聪明的戴安娜利用媒体做了一件对她来说更为重要的事情———为她的慈善事业开辟道路，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她走到哪儿，媒体的记者就会跟踪到哪儿，她巧妙地把镁光灯转向了那些无助的儿童、绝望的地雷受害者。热爱戴安娜、对戴安娜感兴趣的人们自然看到那一幕幕悲惨的景象，看到他们热爱的王妃身体力行地工作在慈善事业中，看到王妃在电视中演讲，宣传如何关爱、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结果自然是慈善工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有了戴安娜作为某慈善机构的赞助人，该机构得到的捐款就会直线上升，有戴安娜出席的慈善晚会也会座无虚席，捐款数目也很可观。戴安娜效应不仅为杂志带来了巨大的买方市场，也为慈善事业找到了热心人。　　　　
　　　　戴安娜与媒体的关系，一言难尽。媒体不仅是她的舞台，也是她的祭坛。　　　　
　　　　


第八章　媒体：双刃之剑四、王妃之死与帕帕拉奇

　　　　1997年8月31日深夜，戴安娜的座车为躲避一群尾随紧盯的摩托飞骑自由摄影记者，于时速约两百公里的飞驰疾驶中，在巴黎市区的艾菲尔铁塔附近的阿尔玛桥塞纳河畔一隧道内触壁翻车惨死，与她同车的42岁男友法耶兹和司机当场丧命。红颜归西，世人唏嘘。　　　　
　　　　法国警方盘问7名骑摩托追逐戴安娜乘坐轿车的摄影员，以便从中找到罪魁祸首。当戴安娜在事故发生后痛苦呻吟之际，摄影记者涌上前去拍照，却没有人想到赶紧救人。警方控告他们犯有故意伤人、杀人和见死不救罪，以及是否在车祸后只顾拍照而没有及时报警甚至阻碍了救援工作的进行。　　　　
　　　　公众舆论因戴安娜的骤然辞世，将怨愤直接投向那帮被贬称为“帕帕拉奇”（Paparazzi）的追车自由摄影记者。专程从南非来英伦为其姐送葬的斯宾塞伯爵不无愤懑地指出：我早就说过，她会丧生于那帮记者的手中，但却没预料到来得如此迅速和不加掩饰。　　　　
　　　　戴安娜从她嫁入王室之日起就成为帕帕拉奇和花边新闻的最大捕捉对象。她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起伏都无一例外地、一次再一次地沦为帕帕拉奇的捕捉“猎物”。正当她努力走出个人生活的阴影，开拓更广阔的人生之际，却被那场飞来车祸夺去了生命。　　　　
　　　　尽管她曾与某一摄影记者打过官司，法院下令必须与她保持300米的距离；尽管她在离婚后曾恳请记者们不要再干扰她的私生活，让其享有隐私的空间，但这些均如耳边清风，一扫而过。帕帕拉奇照盯不误，每条花边新闻都获得巨额报偿。戴安娜死前一段时间，她与情人法耶兹的照片、新闻成为了新闻界的“硬通货”。一名摄影记者在8月份拍到了戴安娜与情人法耶兹在地中海度假的照片，卖到了400万法郎。一夜成为百万富翁，羡煞同行。　　　　
　　　　早在戴安娜车祸身亡之前，帕帕拉奇已经臭名昭著了。Paparazzi是一个意大利词汇，它来自于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力昂在50年代末所导演的电影《甜美生活》。在影片中，名叫Paparazzi的摄影师主人公为了拍摄自己偶像的照片不择手段，穷追不舍。　　　　
　　　　一时间，帕帕拉奇成为国际范围内谴责的对象。但是愤怒过后，警方调查的结果是司机酒后开车，刹车失灵所致。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只是一个因素。他们不能对戴安娜的死负担全部责任。　　　　
　　　　戴安娜死后，记者贝利萨里欧为9月1日的泰晤士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在六七十年代，贝利萨里欧专门拍摄王室人员的私生活。他在1964年偷拍女王与玛格丽特公主在海边度假的照片，开了侵犯王室隐私权的先例。不过贝利萨里欧当年的所作所为，比起今天来是小巫见大巫了。当年他用长镜头偷拍王室，关键是不让人发现。今日的记者早就不在乎了。他们肆无忌惮地追踪戴安娜，恨不得把镜头贴到车窗上。在追猎中，危险的不仅是在车中的戴安娜，还有那些以性命换取金钱的摄影记者。　　　　
　　　　这直接的推动力量便是金钱了。据法国某杂志介绍：在萨拉热窝的枪林弹雨中呆上十天半个月的摄影师，没有一位赚过2500美元。可是有些媒体愿意付15000美元一晚雇佣一位“帕帕拉奇”去拍摄某一名人的照片。市场天平的倾斜显而易见。　　　　
　　　　拍到戴安娜车祸照片的摄影师，准备以100万美元向全世界兜售。鉴于舆论压力，各报纸都表现得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再用戴安娜之死来提高发行量，同时忙不迭地与所谓小报划清界限。　　　　
　　　　在世界的一片口诛笔伐中，许多报道声称这是西方黄色小报、缺乏职业道德的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但是，从巴黎警方的报告中可以发现，被警方拘留询问的摄影师中，有两位Gamma图片社摄影师，一位Sygma图片社的摄影师，一位Sipa图片社的摄影师。世界上3家最著名的新闻图片社所雇佣的摄影师决不会是等闲之辈。为Sygma图片社工作的摄影师杰克奎·兰格威曾任美联社的摄影记者达7年之久。加盟Sygma图片社后，兰格威报道过卢旺达大屠杀、波黑战争、中东战争、罗马尼亚政变等世界重大新闻，他在中东和中国拍摄的照片曾为他赢得国际新闻摄影的奖项，是一位享誉影界的摄影记者。声称被警方拘留起诉的是西方黄色小报不入流摄影记者的所作所为的说法有栽赃的嫌疑。　　　　
　　　　热衷刊登并能够出大价钱购买名人照片的媒介都是有极大发行量和广大读者群、受广告商青睐的娱乐媒体。严肃的主流媒体也时常参与竞争，如《时代周刊》曾8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人物》曾二十多次在封面刊登戴安娜的照片。媒体对戴安娜照片的需求是摄影师拍照的直接动力。　　　　
　　　　每一分向摄影师购买戴安娜照片的钱都出自那些热衷于名人趣事读者们的口袋和对这些读者感兴趣的广告商的口袋。一位传媒评论家嘲讽道：只要照片、不要摄影师的读者对摄影师太不公平了。　　　　
　　　　戴安娜死后，在白金汉宫无数向她致意的花束中，有一张没有署名的卡片写道：“是我杀了她，因为我经常买小报”。戴安娜的死像是丢给了所有热爱戴安娜、热爱买小报的人的一颗良心的手榴弹。但是把责任推诿给读者也是不公平的。小报追逐名人是为了市场需求，问题是读者绝对没有要求帕帕拉奇的疯狂追猎。这是报纸自己的选择。　　　　
　　　　做名人常常也是个人的自我选择。戴安娜也不是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