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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牛津--历史和文化-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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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卡尔法克斯钟塔开始,这里是牛津最嘈杂的地方。四条道路在这里相交(拉丁语里叫做quadrifurcus),如果你足够慢地按英语的方式读这个词,它就会念成卡尔法克斯(Carfax,四叉路口)。    
    中世纪以来,这个十字路口就是牛津的市中心。赶牲口的农夫、商人、僧侣、集市妇女、阅读乔叟的大学生们和所有其他的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穿过城门,汇集到这里。徒步的、骑马的、推手推车的、赶马车的,交通如此拥挤,所以早在1789年人们就拆掉了位于路中心的巴洛克式古老喷泉,而在第一次道路扩建时又拆除了圣马丁教堂。只有钟塔保留了下来,卡尔法克斯钟塔和它的敲钟男童,那两尊身着罗马军团服饰、手执战斧敲钟报时的雕像。教堂对面曾经是一家客栈,叫施温德尔斯托克客栈。在1355年的修士节那天,就在现在的民族修道院的售票厅的地方,大学生们和当地人进行了浴血搏斗。时至今日,卡尔法克斯就是市民和学校师生、圣阿尔代特街和谷市街以西的商业区和街对面的学院之间的分界点。圣阿尔代特街沿卡尔法克斯钟塔南下,通到河边。流经牛津的这一段泰晤士河叫做伊西斯(派生自拉丁语的Thamesis)河,流出牛津后又叫泰晤士河。这就像爱丽丝所讲的:“奇怪奇怪。”我有一次在牛津的一家咖啡屋的厕所门上读到“救急间”,看来这也是在仙境里了。    
    在福利桥(1825年)横跨泰晤士河的地方,估计就是从前牛群涉水的地方—牛津的名字就因它而来。牛和波浪装饰着城徽,市政厅(1893~1897年)的楼梯间里尤其华丽,其维多利亚室内装饰反映了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的骄傲。几十年来,市议院里就以工党为主,每逢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三,就会有一支乐队于下午茶时间在最漂亮的石膏装饰的大厅里演奏,供那些老资格人士跳狐步舞。隔壁的牛津博物馆里重现了市民和学校师生的生活空间:1770年的工作室、资产阶级沙龙、大学生酒馆。遗物和资料生动活泼地再现了城市的历史,虽然看起来有点古旧,但要比宽街上流传的牛津故事更为可信。在这里,游客们坐在滑椅上,在迪士尼风格的各种噪杂和传说故事的陪伴下,可以穿越好几个世纪。    
    自从克利夫·理查德为圣阿尔代特教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配上摇滚乐之后,和基督教堂学院的教堂比起来,这座教堂就拥有了非正统地传递快乐信息的名声。现代艺术博物馆也以它的独特方式传递着快乐信息,它位于彭布罗克街上,与圣阿尔代特教室相隔几幢房子远。对于当代艺术来说,全英国没有比牛津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更吸引人的地方了,但它并没有什么收藏。无论是西方的前卫派还是东欧或欧洲之外的艺术,从一流的现代派作品到未来的传媒产物,这座现代艺术博物馆靠举办先锋展览成了一座国际性论坛。    
    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有点偏离大街,位于前圣阿尔代特街公墓的铺着石块的广场的一个角落里。彭布罗克学院是规模较小、财力较弱的学院之一,创建于1624年,建筑看起来很普通,始终比不过它的壮观的邻居基督教堂学院。对方尽情拿首相、诺贝尔奖及其他奖项来炫耀吧,彭布罗克学院自有它的约翰逊博士茶壶。这个茶壶是瓷质的,镶有蓝色花饰,旨在纪念英国著名的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在牛津大学就读时约翰逊尤其喜欢社交场合,而且喜欢手举高脚葡萄酒杯高谈阔论:“先生们,我们是一群爱唱歌的鸟儿。”他有一次逃学,为此必须上缴罚款。为不值2便士的事情支付2镑,约翰逊愤愤不平。“哎呀,先生们,我疯了,发狂了。他们的狂欢对我确是辛酸。我穷得要命,我想用我的文学和笑话闯出一条路来,因此我蔑视一切权力、一切威严。”一年之后,也就是1729年,他因为没钱被迫辍学,但他终生都对牛津大学心存感激。1775年,当他早已成为伦敦文学界明星时,牛津大学授予了他荣誉博士的头衔。如果你想瞻仰他:他的房间在三楼,在彭布罗克学院的大门上方。    
    学院后面,一条胡同从圣阿尔代特街延伸开去,胡同里有幢浅色的石灰石建筑十分醒目,线条清晰,是国际风格和科茨沃兹传统的结合。那是坎皮恩学堂,由埃德温·勒琴斯男爵设计于1934年。这座耶稣会神学院是他留在牛津大学的惟一一部作品,设计最巧妙的是二楼的礼拜堂:筒形拱顶、半圆形凹室、华盖和一组弗兰克·布朗温的耶稣受难系列木雕(1935年)。勒琴斯也设计了诸如图书馆楼梯、带印度式挂钟拉柄的楼梯栏杆、红衣主教帽子形状的饰灯这些细小的东西。坎皮恩学堂是以伊丽莎白时代的耶稣会殉教者爱德蒙·坎皮恩的名字命名的,改变宗教信仰的伊夫林·沃1935年为他撰写了传记,献给这位当年的院长(“献给除上帝外我所忠诚的人”)。    
    多萝西·L·塞耶斯出生的房间和坎皮恩学堂位于街道的同一侧,在布鲁街1号。1893年,她父亲是隔壁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合唱学校的校长,“他在那里的任务是教有着天使般声音的小鬼们掌握基本拉丁文”。    
    基督堂和首相:基督教堂学院    
    “我们全都疯了。我疯了,你疯了。”“你怎么知道我疯了?”爱丽丝问道。“你要不是疯了,”那只猫儿肯定地说道,“你就不会在这里。”    
    —刘易斯·卡洛尔,《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65年    
    每晚9:05,汤姆塔上的钟都要敲101下。据说,这是为纪念建院时的101位成员。可为什么是在9:05呢?聪明的人发现,牛津位于格林威治以西1度的地方,所以当王国的钟显示9:05时,牛津实际上才9:00。这是合乎逻辑的,至少对于基督教堂学院来说。这所学院不仅有自己的时间计算方法,而且使用自己的一套术语。院士在这里叫做Student,门卫不叫Porter,而叫Custodian,学院也不叫学院,而叫堂(来自拉丁语的Aedes Christi,基督堂之意)。一位门卫向我保证说:“这里不是英国,这里是基督教堂学院。”这些门卫像马格利特① 画笔下神秘的男人一样,是牛津惟一还戴着板球手帽子的人。    
    “亲爱的,亲爱的!今天的一切多么古怪呀!”爱丽丝·利德尔是在基督教堂学院里长大的,她是院长的女儿,学院里的一位数学讲师向她讲了世界上最奇妙的故事。有两本举世闻名的书出自这所学院,一本是关于人类理解学的,另一本是谈论荒谬的: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和刘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研究人类心理的第三位大学者也出自基督教堂学院,那就是罗伯特·伯顿的《忧郁解剖学》。    
    基督教堂学院是牛津最大的学院,也是最富裕的学院之一,是惟一一所拥有一座大教堂和自己的画廊的学院。人们视基督教堂学院为英国贵族的教育摇篮,是治国才能和丑角艺术的高等学府,从伊丽莎白时代的骑士和诗人菲利普·悉尼,到撒切尔执政时激情四射的部长艾伦·克拉克。在成为首相之前;威廉·格拉斯通在这里学习过希腊语和数学,安东尼·伊登在这里学习过东方学。索尔兹伯里侯爵、德尔比伯爵、巴特兰、坎宁、皮尔……基督教堂学院一共培养出了13位英国首相和11位印度总督。这所学院成为牛津大学最先收取门票的学院,这早就不足为奇了,那是向旅游者们收取的名人税。    
    一则有关哲学家艾尔弗雷德·J·艾尔的逸事证明了这里的院士是什么级别的人物。1987年,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艾尔发觉拳王迈克·泰森在骚扰模特纳奥米·坎贝尔,艾尔劝泰森别烦她。“他妈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泰森问道。“我是重量级世界冠军!”艾尔则回答说:“我是牛津大学前任逻辑学教授。”    
    基督教堂学院同他的创始人沃尔西红衣主教和亨利八世国王一样伟大。学院动工于1525年,初命名为红衣主教学院。托马斯·沃尔西又名“男孩学士”,因为他15岁时就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沃尔西红衣主教计划在被取缔的奥古斯丁教团的圣弗莱茨维德修道院的地方修建一所学院,它应该超过现有的所有学院,和他的泰晤士宫邸一样雄伟。那是一座有60名唱诗班成员、40名年轻经师和一位院长领导的教育的殿堂,也敲101下钟声。但是,1529年,亨利八世的婚姻政策和罗马政策使这位雄心勃勃的大主教跨台了。沃尔西倒台时仅汤姆方庭的三座配楼几乎完工,也包括食堂。因而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虽然他要修建一所学院,但完成的只是一座餐厅。”    
    跟汉普顿宫一样,亨利八世也没收了这位被推翻的红衣主教的学院,并将它扩建,每年都会从中得到一笔收入,而绝大部分来自被取缔修道院的田产。1546年,国王将这所学院和英国圣公会的新主教府所在地牛津合并到一起。学院礼拜堂成了主教堂,简称基督教堂。自此以后,这所主教堂的教长同时也就是学院的最高领导,由王室任命,这是英国独有的一种任免体系。但学院领带上至今都绣着红衣主教的红帽子。    
    沃尔西的宏伟建筑计划从学院入口处的气势完全显示了出来。汤姆方庭,各边长80米,是牛津最大的内院。院子中央有一尊庄重优美的塑像,宛如一支优美的乐曲:天使墨丘利,它是从佛罗伦萨飞进来的,从乔瓦尼·波洛尼亚的美第奇喷泉(1670年仿造)。这座水池原先是用做消防水池的,水池四周是宽阔的草坪。草坪外围是垫高的环形道。只有从壁柱和扶壁底部还能辨认出来,沃尔西本来是要仿曾经在那里学习的莫德林学院修建回廊的。为红衣主教工作的是王室最好的石匠师傅,约翰·卢宾斯和亨利·雷德曼,他们也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和温莎宫工作过。1529年,沃尔西倒台时,他们建完了院子的南侧,东侧和西侧只造完一半。门楼也未完工,直到1681年才算结束。后来克利斯托弗·雷恩来了,为基督教堂学院建造了一座钟塔,从此以后它也就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重要景点。    
    汤姆钟塔被视为英国的巴洛克…哥特式最别具一格的代表之一,是一座双塔,没有中世纪的门楼,这种建筑风格对于同类建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同时它也是克利斯托弗·雷恩的第一座新哥特式作品。雷恩在都铎时代风格的底楼上修建了两座八角形角塔,在一个正方形的夹层上方修建了同样一座八角形的主塔,三座塔上都罩着流线形的小圆顶,在设计草图时曾考虑过山花和假窗的莲花形拱主题。雷恩就这样体现了他对牛津的保守主义的尊重,并以新哥特式风格完成了一座哥特式建筑。大门上方业已风化了的塑像就是红衣主教沃尔西,这是巴洛克雕刻家弗朗西斯·伯德的一件雕像作品(1719年)。但塔楼最上面悬挂的是大汤姆钟,这只近7吨重的学院大钟是为了纪念托马斯·贝克特的。有时,当爱丽丝的父母不在时,刘易斯·卡洛尔就会带上利德尔家的女儿们去欣赏大汤姆钟。然后他们沿着精美的柚木旋转楼梯往上爬,一直站到大汤姆钟旁边,楼梯也是雷恩设计的,很可惜如今已被封住了。她们拿一根棍子敲钟,于是它就像一只年迈的狮子一样发出吼声。后来,在《镜子后面的故事》里,情形当然是颠倒了过来:狮子讲话时“声音沉闷和空洞得像一只大钟”。位于汤姆方庭西北角的刘易斯·卡洛尔的住处现在是大学生们的公用室。    
    那座扇形拱顶是牛津保守风格的代表,它撑开在食堂楼梯上方,那样的轻盈、富丽,好像那是最纯粹的哥特式风格,而不是早期的哥特式复兴似的,它于1640年竣工。支撑楼梯间整座扇形拱顶的似乎只有中央惟一的一根柱子。但这一印象也是错误的,石柱只是装饰作用而非主要结构部分。通向大食堂的两道宽敞的楼梯一点不像是中世纪时建造的,而这座大食堂确实是沃尔西时建的,上面是一座巨大的支承大梁的屋顶,这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最大的维多利亚时代之前的大食堂。它就是电影里霍格沃兹大食堂的拍摄地,霍格沃兹就是J·K·罗琳的畅销小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里的魔法寄宿学校。    
    基督教堂学院的大食堂总有人在打磨地板,可以随时参观。它散发出浓浓的地板蜡和汗水的味道。锃亮的橡木长桌,新哥特式矢形尖拱靠背椅,盘子上印有带红衣主教帽的学院徽章。学生们像在咖啡店里一样在这里用早餐和午餐;晚餐是上菜,分两班,一班是非正式的,一班是正式晚餐(formal hall),要穿长袍用拉丁文进行餐前祈祷。亨利八世的全身雕像立在大厅最里面,双腿叉立,是模仿白厅里被毁的空腿雕像雕刻的。四周墙上悬挂着嵌着名人像的金框:约翰·洛克、约翰·威斯利、威廉·格拉斯通、W·H·奥登等。基督教堂学院的明星们是由盖恩斯伯勒、雷诺德、劳伦斯、米莱、萨瑟兰绘画的,这是一座小型民族名人廊,不只是普通的学院英灵堂。他们是学者、诗人、院长、政治家、教会人士,清一色的男性。在这所极其保守的学院里,女性的肖像还没有资格挂在这里,只有伊丽莎白一世和伊丽莎白二世除外,她们是贵宾,是王室巡察员。    
    刘易斯·卡洛尔的肖像就挂在食堂大门的右首,是去世后画的,表情相当忧郁。爱丽丝窗在上面闪光:内容出自卡洛尔的故事的玻璃画。在这个巨大的房间里,夹在她院长父亲桌旁的所有大动物中间,爱丽丝一定感到无比的孤单和渺小,直到她吃了那块让她长大的蛋糕,越长越大,直到她的头可以碰到食堂的屋顶,就像对面壁炉旁颈部超长的古铜像一样。三级台阶上面摆放着高桌,院长、教师和他们的来宾坐在那里用餐,明显高于学院的下层社会。角落里挂的是院长利德尔的肖像。旁边有一道小门,由于墙上贴着墙裙,所以你几乎看不出它来。“这就是兔子洞,”一位服务人员向我解释道。“从这里直通教师公用室,教师们的俱乐部。他们从他们的这个洞里钻出来,吃饭,然后又消失进他们的洞里。”卡洛尔·刘易斯担任共用室执事多年,设法让同事们在那里找到足够的报刊、写字用的纸张,尤其是足够的茶和葡萄酒。这便是他在基督教堂学院森严的等级制度里担任的最高职位了。但1856年4月25日在院长花园里,卡洛尔·刘易斯遇到了他的爱丽丝的原型,在他给这座大教堂拍照的时候。据说,爱丽丝门后的花园里的确有那只柴郡猫蹲伏过的树,那只猫给人们留下的只有大声冷笑。


第二部分 卡尔法克斯东南第14节  基督教堂学院(2)

    晚祈祷于6:05准时开始。自1525年起,自从红衣主教沃尔夫组建了基督教堂学院唱诗班以来,头戴扁平都铎帽的唱诗班男童们就开始合唱赞美诗。他们在诺曼风格的拱顶下唱《光荣属于三一学院》。约翰·塔弗纳是他们的第一位指挥,指挥他们唱威廉·沃尔顿的赞美诗,而威廉·沃尔顿本人曾经作为唱诗班男童在这里演唱过。优美的教会音乐,才华横溢的布道,基督教堂学院大教堂的整体气氛让不信教的人也能感觉到,即使音乐和上帝无关,也至少和英国的历史有关。    
    这是英国最小的大教堂,同时又是牛津最大的学院礼拜堂。基督教堂大教堂只有48米长,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差不多有它的两倍长。此地最早的教堂—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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