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历史和文化-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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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米诺尔，战后英国的一个象征；微型奥斯汀，在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在开着它，从特威吉到斯诺登伯爵。在巅峰时期，考利汽车制造厂和钢铁厂的职工人数将近3万人。经过多次重组之后，当1994年宝马公司收购剩余部分时，只剩几千名职工了。但考利的生产流水线又开始生产那种日本最畅销的英国微型汽车的后代车型了。
在莫里斯汽车繁荣的那些年里，在市民和师生之外又出现了第三个牛津，约翰·贝奇曼称之为汽车城。当时牛津城变成了考利的拉丁语区，牛津大学只是这座工业城市的附属品。大学生斯蒂芬·施彭德感觉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大学里惟一像牛津的部分是学院、教堂、教室和旧建筑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岛屿世界，它被夹在工业城的红墙般的海洋之间，卡车和汽车在这之间往来，像是希腊岛屿外新兴时代的船只。”城市居民人数在30年内增加了一倍，1939年将近10万人，主要是来自威尔士和英国中部的外来人口。不过，大学也在膨胀：由1850年的1 300名大学生增加到1931年的4 600名，而到20世纪末增加到3倍还多。女学生、国立学校、自然科学家和毕业生的不断增加促进了学校的飞速增长。
1934年10月，一位来自法兰克福的年轻哲学家开始了那场英雄式的试验，在默顿学院的了不起的小伙子们中间推行“非思考的思考”。他叫做西奥多·维森格兰德…阿多诺，当时被纳粹党驱逐出了德国。希特勒时代，逃到牛津的人群中也包括奥地利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埃尔温·施勒丁格，还有他的来自柏林的同事尼古拉斯·科尔蒂，作为克拉伦顿实验室的一位主要的实验物理学家，尼古拉斯后来参与了英国的核炸弹工程。逃亡过来的还有海德堡的思想史学家雷蒙·克利班斯基、维也纳的艺术史学家奥托·佩希特和勋贝格的学生埃贡·韦勒兹，后来担任林肯学院的拜占庭音乐专家来自汉堡的厄恩斯特·卡西雷尔、弗赖堡的爱德华·弗伦克尔—牛津古典语文学教师中的首位外国人。在这许多德国科学家逃亡过来之后，牛津叫做“欧洲最好的德国大学”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抒情诗人和散文家米歇尔·汉堡也在孩童时代随他的犹太家庭于1933年逃出柏林，在翻译赫尔德林、策兰、格拉斯等人的作品从而将德国文学译介到英国并因此而出名之前，他也在牛津大学的基督教堂学院“哥特式老虎凳上忍受了几年”。博德利图书馆收藏的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档案资料卷帙浩繁，这要归功于一位德国流亡者—巴利奥尔学院院士阿尔布雷克特·门德尔松…巴托尔迪，他是作曲家的一位后继人。
今天，牛津有40所学院。难怪有则老笑话讲，美国游客时常会在牛津街头问路：“牛津大学在哪儿？”在大学的影响下，牛津出现了一大堆各种各样的学校，例如预备学校、高等学校、一所称为秘书学校综合性科技学校、十几家语言学校、暑期学校、专科院校和私立学院，它们都想得到牛津这块招牌。另外还有像爱德华·格林辅导学校这样的填鸭式教育，在那里，大学预科生支付高额的学费，希望被训练具有牛津入学资格。在汽车生产败落之后，教育行业是牛津除旅游之外最大的经济行业，一个有着1万多名从业人员的繁荣行业。
牛津是一座图书城，是国内第二大出版中心，仅次于伦敦。医院系统也属牛津经济的传统支柱，像各学院一样具有高度专业化，另外还有高科技公司和一个扩张的服务行业。今天，牛津3/4的就业者是在服务行业谋生的。1996年夏天，我在那些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的早该废弃的观光汽车之间看到了第一批三轮人力车，是一种自行车式的出租车，这是有创意的大学生们为游客提供的一项新兴服务。同年，该城聘请了一位自己的旅游女经理，而在那之前只有一家旅行社，还没有销售部（“从没想要它，从没需要过它”）。每年约有500万游客到牛津旅游，其中一半是在从伦敦去埃文河上游的斯特拉福德的途中来此一日游的。这样，继威尼斯、佛罗伦萨、萨尔斯堡、布吕格和普罗旺斯地区的艾克斯之后，牛津成了欧洲的第六座一直以人口密集著称的文化中心。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在旅游旺季时参观牛津必须买门票，像弗迈尔或其他的热点游览一样限定时间。
学院和游客背后是另一个牛津—巴顿区和蓝鸟区荒凉的新楼区，位于城郊居住区，里面聚集着社会救济人员、失业者、单身母亲、退休人员、少数人种。但繁华的内城里的失败者和失落者也不容忽视。哈维尔·马里亚斯的长篇小说《万灵》里写道：“我们似乎有一种印象，好像乞丐跟大学生一样多。一方存在是另一方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牛津，作为英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其人口中无家可归者的平均数目是除伦敦之外最高的。这些人漂泊简陋地生活，因为无家可归，只有落魄在牛津的街道上。这个城市像块磁铁似的吸引着他们，从中世纪开始就这样了。这里有众多的僧侣和慈善家，因而乞丐和流浪工人在此能得到施舍或一个过夜的地方，这已经演变成一个乐善好施的传统。而今天，庇护所或基督教会这些组织仍在将它发扬光大。
人们称牛津是“英国的乞丐之都”，一个募捐者的麦加。情形看起来越是糟糕，这里的人就越热心于行善，好像牛津愧对它的“失败者之家”的名声似的。1942年10月5日，一群市民聚集在圣玛丽教堂的老图书馆里，要为战争地区的挨饿者组织援助活动，特别是为希腊人，市民和师生们都参加了由一位贵格会女教徒发起的这次活动。当时有很多这种组织，但只有牛津饥饿者救济会（Oxfam）出了名。牛津饥饿者救济会在全英国拥有3万多名志愿者和近900家旧货商店，它是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最重要的英国救济组织，也是最有钱的，每年的收入约在1。5亿欧元左右。
20世纪90年代，牛津的无家可归者当中也开始出现了本地人，而且住房紧缺的情况比伦敦城区更严重。市中心的全部住宅区都属于学院的管辖，而学院将它们租给学生。因而剩余的居住空间相对地就少而贵了。当时牛津城等候购买廉价福利房的名单上有将近5 000户家庭，其中有数百户住在临时住房里或住在城郊的流动房车里。谁有经济实力，谁就会搬到牛津北区、老黑丁顿区、康姆诺尔山。就连耶利哥从前的工人居住区的普通房屋也已经上涨了，而且贵了许多。比较便宜的牛津东区、考利区、伯特利区和奥斯奈区仍然相对比较偏宜。
市民和师生之间的纠纷怎么样了？自从1604年以来，在不受城市候选人数的影响下，大学可以派自己的一名议员参加伦敦的议院，而且由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所有牛津毕业生推选。詹姆士一世也将这一特权许诺给了剑桥大学，到1945年这一特权被工党政府废除了。1974年，议院最终取消了牛津大学在牛津市议会里自设办事处的权利。而600年之后，牛津大学人第一次变得像普遍市民一样了。曾经发生在街头的市民和学生斗殴的事件销声匿迹了，至多是对有关规划的争执，而且争来争去也只是双方之间的小小较量而已。
在牛津，住房紧张、刑事案件不断、社会福利问题不比其他的英国大城市少，只是不及它们那么明显罢了，至少对于游客来说如此。然而在众灵学院的教师和考利区的巴基斯坦人之间，在巴利奥尔学院和蓝鸟街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牛津是一座栅栏和壕沟的城市：它们存在于市井和学校之间，牛津大学和其他综合性科技学校之间，各居民区之间，甚至各学院和各学派之间，大学教师、大学职员和令人同情的其他所有人之间。这一城市就生活在这些对立之中，它更坚持的似乎就是它的对立，好像既然无法结束，也就最容易忍受—通过爱丽丝在其神奇王国里战胜危险的那种诙谐幽默的语言。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4节 文学的牛津（1）
牛津的聪明人，
知道一切需要知道的事情。
但他们的智慧，
无人及得上托阿德先生的一半。
—肯尼思·格雷厄姆，《杨柳风》1908年
我们在英国文学里发现的第一位牛津大学生是一名风流才子。他爱唱歌，喜欢弹吉他，身上散发着迷人的缬草和甘草汁的香味。有关他的学业情况我们知之甚少，我们了解得更多的是有关他冒险的爱情。1395年左右，杰弗里·乔叟在他的《磨坊主的故事》里讲述了“高贵的尼古拉”的故事。尼古拉作为房客跟一位木匠住在一起，而且引诱了木匠的年轻妻子艾丽森。尼古拉的做法特别可爱和机灵，这说明了牛津教育的优势：“如果一个大学生不能让一个木匠上当，那他就白上大学了。”淘气的尼古拉是学院派花花公子的典型。数百年后，在布赖兹海德时代，他甚至会怀抱一只玩具熊从学院走出来。
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也介绍了一位学者，一位高贵的牛津大学的职员。他颧骨高突，多愁善感，还有点害羞，更喜欢亚里士多德而不喜欢漂亮衣服。他是个爱学习的居无定所的学者，而且喜欢教育别人，自己虽学富五车却“穷得一贫如洗”。牛津的这位最早的教师就这样骑着他的瘦驴在学院里游荡，直到很久之后他才驾驶着一辆莫里斯·米诺汽车，由电教老师变成了一位电视明星。
自从14世纪乔叟的漫游者故事以来，牛津就属于那种半虚半实的地方，跟威尼斯和亚特兰蒂斯没有区别。你不必亲历其境就可以认识这座城市，认识它的居民和建筑，以及最遥远的气味和最古怪的念头。牛津主要是一个思维场所，而不只是参观的景点；它适合于读者，而不适合于旅游者。600多年来，除了伦敦，没有哪座英国城市，世界上也没有哪所大学，像牛津这样有这么多人描写过：小说、散文、诗歌、回忆录、旅游手册、日记、选集、传记；还有数百部长篇小说。牛津是个杜撰出来的地方，同名的城市只不过是它的郊区。
牛津的文化神话丰富多彩，神话的创造者主要是威廉·卡姆登和马修·阿诺德—一位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历史学家，一个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威廉·卡姆登是位人文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1586年，他在《大不列颠》里高度赞美牛津：“我们最高尚的雅典，缪斯的所在地……真正的民族灵魂。”对于牛津大学来说，绝不会有比这自吹自擂更好的形象宣传了。它是“最有名的智慧和学识的源泉”。基督教堂学院的毕业生卡姆登写道，“宗教、科学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很顺利地从这里传遍整个王国。”
但是，现在读一读约翰·奥布里吧，阅读他的《生活大纲》是一次真正的享受，你会从中了解到17世纪的牛津大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奥布里在三一学院度过了“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认识了许多他在《生活大纲》里描写的奇特的主人公，认识了古怪的大学生、令人尊敬的院士和他们最喜欢的学科—喝酒、赌博、嫖妓和旅游。有的学生徒步走58英里到伦敦去，然后原路返回，这一路辛苦只是为了打赌。
牛津大学是缪斯的故乡，教育的奥林匹斯山！即使是枯燥无味的灾难时期，卡姆登的文学修饰语还是成了英国精英讨论的主题，而且不断变化，直到约翰·拉斯金和维多利亚时代
的人们真的相信，牛津大学是整个英国民族的腹地。从塞缪尔·佩皮斯（“很美的地方”）到约翰·德赖登经常被引用的赞美之辞，难道不都是从剑桥大学传来反馈了吗？最优美的牛津诗句之一便是一位剑桥人威廉·华兹华斯写的：“牛津的尖塔啊！教堂和钟塔！／花园和幼林！你们的存在胜过／清醒的季节……”
理性的清醒被尖塔和圆顶的景象征服了：马修·阿诺德用“如梦似幻的尖塔”来形容浪漫主义者华兹华斯1820年5月30日访问时的感觉，这个形容非常流行，最后成了牛津惯用语—我们的脑子里都装满了风景名信片，画中精品。阿诺德的这个“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妙句将浪漫主义的幻想和冷静的理性、建筑美感和真实存在联系在一起。牛津，俨然是石化了的理性之梦。
创造牛津大学这一形象的马修·阿诺德担任这个国家的最高学督长达35年之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和文化评论家之一。1857年，马修·阿诺德返回母院担任诗歌教授，无论是作为抒情诗人还是作为教师他都很受欢迎。阿诺德以《吉普赛学者》和《迨尔西斯》这两首忧伤的牛津经典诗篇打动了维多利亚人的心。这两首诗是一位知识分子的田园牧歌，面对工业化和科学化的突飞猛进，这位诗人更加眷恋农村的价值。他最喜爱的地方当时尚未开发，是从温德拉希河河口到查韦尔河河口之间的泰晤士河拐弯地带，是伊尔斯利高地、辛克赛高地、巴格莱山和康姆诺尔山—那个能眺望传统的牛津景象的小山。1867年他在《迨尔西斯》一诗里赞美道：“这是座有着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可爱城市。”时至今日，山上还挺立着一棵孤独的古树，那棵“信号榆树”。但文学狂热者很早就从《阿诺德的乡村》里找到事实：那是一棵橡树，而不是榆树。但“如梦似幻的尖塔”成了一代代牛津瘾君子的灯塔。毕业生们的狂喜、前人的回忆、虚荣、骄傲、失望，一切都在“如梦似幻的尖塔”这一画面里达到高潮，至少在它僵化为陈词滥调之前。
马修·阿诺德还创造了第二个牛津修饰语，而且同样流行—失败者之家。这个词出现在他1865年出版的《评论文集》的前言里，是对他的精神故乡的一句恭维之辞，同时也是一首挽歌：“美丽的城市！这样古老，这样可爱，这样超脱于本世纪激烈的学说纷争，这样宁静！”英国文学里最著名、被引用最多的牛津章节这么热情洋溢地开始道，它是一首真正的月夜十四行诗，它再一次体现了此地及其历史的全部魅力，比“蒂宾根大学的所有科学”更完美，体现了中世纪和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的气息，最后他忧伤但勇敢地承认“失败的事业、被抛弃的信仰、失宠的名声和难以置信的忠诚之家！”牛津也总是这样站在失败者一方，在徒劳无功的地方，在信仰斗争中，在内战期间，其忠诚发展到一种极其不理智的地步，真是荒谬透顶。阿诺德的同时代人也目睹了牛津作为传统教育的堡垒，它又失败了一次。“如梦似幻的尖塔”、“失败者之家”最后成了天才的营销语，像“吉尼斯① 适合你”这样具有诱惑性（这个广告语也是由一位牛津大学女毕业生、多萝西·L·塞耶斯创作的）。一直到20世纪，再没有谁像马修·阿诺德这样促进了当时感伤的牛津崇拜的了。当塞西尔·罗德在遥远的非洲濒临死亡时，他让别人为他朗读的不是《圣经》，而是阿诺德作品里的牛津章节。
这所大学城从来就不是一个梦想之地，但它浪漫的形象的确存留了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本儿童书籍使牛津彻底变成了神奇的世界。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勒特威克·道奇生的数学讲师，他的笔名刘易斯·卡洛尔则更有名，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他在学院里认识的一位小姑娘—爱丽丝·利德尔，基督教堂学院院长的女儿。泛舟泰晤士河上，这位生性
